华强北：一片1.45平方公里的民企保护区

不过，梦幻的HAX不在硅谷、奥斯汀、筑波，它位于深圳福田区，一片1.45平方公里的乱哄哄的贸易市场中。

中国大众实际上对这个地名非常熟悉——“华强北”。

长久以来，有着强大供应链配套能力的华强北，在国民经济决策中始终占有一席之地，却迟迟无法摆脱一系列刻板印象：抄袭、跟风、侵权、低端low……这让华强北的另一面被长期忽视：

在HAX创始人Cyril眼中，被认为低端的华强北反而充满创新，他称其为“硬件硅谷”。

总骑着辆电动车穿梭在华强北电子市场的HAX总监Zach说：“在深圳鼓捣硬件，就像在一间有整个城市那么大的工作坊肆意折腾。”

多年来，正是华强北这种让人能“肆意折腾”的自由野生气质，成就了一套由贸易和生产共同构成的强韧供应体系。

如果说苹果发布会是每年一次的米其林五星大餐，那么华强北就是硬件产品控割舍不下的午夜撸串。

形形色色、三教九流的“烤串师傅们”总能满足你对包括苹果在内的各种消费电子品的所有幻想：2017年4月，硅谷程序员斯科特·艾伦来到华强北，一天内买齐所有元器件，DIY了一部 iPhone 6s，只花了约2000元人民币。艾伦将购买和组装视频上传到至YouTube，点击量很快飙到了2100万。

点赞最高的评论意味深长：

“这可能是唯一一部由美国人组装的iPhone。”

就在昨天凌晨，苹果召开发布会推出了新款iPhone 11，前三摄镜头被群嘲为“浴霸”，同时令市场失望地缺席了5G。

但嘲笑苹果是别人的事，华强北仍对苹果不离不弃。

又一次，华强北的手机壳厂商通过无可奉告的地下消息源提前探得了新iPhone的精确尺寸，并在几个月前就怀着赌石的豪迈心情放手一挥，让产线开足了马力。

所以就在发布会召开同时，当你打开淘宝随手一搜，苹果未至壳先至，你已能买到最新版的 iPhone 11手机壳（已有436人付款）。发货地不出所料，深圳。

酷炫的HAX，快速攒出的iPhone和草莽的手机壳厂商，这都是华强北。

东起燕南路，西至华富路，北接红荔路，南临深南路，起步于21年前的华强北已是亚洲最大的电子产品集散地。它以强大的物流和资金流，影响着华南乃至全中国电子产业的发展，从业人员超20万，日均人流量约50万人次，年交易额超3000亿元。

据说，华强北的一场堵车，都能引发全国电子零售市场及配件价格的波动。

从鱼塘农田，到厂房车间，再到万商云集的繁华商圈，这背后，是什么力量炼成了深圳乃至中国的超级供应链？

本文将围绕以下内容展开华强北的发展和它与更大的世界一起面临的危机：

1.命运转折：两场冒险催生华强北

2.贸易发家：华强北的繁荣之路

3.几度升级：一个供应体系的诞生

4.时局反思：深圳奇迹如何延续？

关于吸引着世界各地淘金客和创新者的华强北，你需要知道的，绝不只有低端和“山寨”。

1.两场冒险催生的华强北

时间拨回到1978年，小平同志打开国门，这是深圳的起点，也是华强北的起点。

在特区成立后，中央开放了一系列合资管制、出口管制，并给予减税，外资开始涌入。深圳涌现了包括华强电子、爱华电子、振华电子等在内的一系列企业。其中，爱华电子所在地，就是日后华强北南部的爱华路；振华电子所在地则是现在横贯华强北的振华路。

到1985年，深圳的电子企业已达178家，占到了深圳工业总产值的一半。

与此同时，一位从北京南下的干部开始了他的深圳“创业”故事，那时他还不知道，自己将成为缔造华强北的关键角色之一。

他是当时已54岁的电子工业部办公厅主任马福元。1985年7月，他被深圳市委书记梁湘挖角南下，本来的使命是解决178家企业多头领导、多方审批的问题。

经马福元的整合，这多家隶属关系复杂的电子公司在同年整合成了大型电子集团——深圳电子集团，由深圳市国资委管理。

3年后，马福元又把名称官方的“深圳电子集团”更名为赛格集团，对应着他倡导的企业精神：赛国格、赛人格、赛品格、赛风格。

在这3年的实际运营中，马元福发现，整理管理关系只是第一步，真正遏住深圳电子业发展咽喉的是另一件事——供应体系。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元器件是生产资料，下游生产商和上游配件商的对接，必须通过电子工业部。

到1988年，虽然深圳电子业已发展了十年，但供应体系却依然以计划经济时代的“统筹调配”为主。

其流程是：在电子工业部每年召开的计划会上，生产企业汇报今年要生产多少产品，比如电视机要彩管、录放机要机芯，这些需求经过汇总，再由电子工业部分配给元器件生产厂商。

这种资源配置方式极其低效，已完全不能适应深圳电子工业的迅速发展。当时，深圳的很多企业常常无法采购到必需的元器件，以至于为了电阻、电容之类的小东西，都要不远千里前往北京、上海。

除此之外，进口也是一道坎。深圳电子企业没有进口权，进口必须经过层层审批，手续极为繁杂，等文件好不容易下来，元器件能运到深圳了，却往往已错过了电子业瞬息万变的行情。

为了解决这个遗留的供应链瓶颈，马元福决定不等不靠，以赛格集团的名义兴建电子配套市场。他将赛格集团将办公楼一楼的1400平方米场地腾出来，用作展销厅，并设立了100多个交易摊位。

1988年3月28日，赛格电子配套市场正式开业，这是华强北作为电子产品贸易集散地的起点。

挣脱统筹调配枷锁的赛格电子配套市场，一起步就爆发出极强的生命力：到1988年底，入驻配套市场的国内外厂商已达200余家，当年成交额达400余万元。

做出这一突破并不容易，回忆当年，马福元仍心有余悸：“这个事一般都不好批的，这个配套市场是和国家计划经济体制对立的，是对着干的，不允许的，要冒很大风险的。”

以赛格市场为起点的华强北是冲破计划体制的意外产物，其后来的繁荣也源自这份自由。

而仅有市场化的交易场所还不够，电子配套市场能从无到有，背后还得靠电子工业的产业支撑，这离不开1988年，另一个人的另一场冒险——郭台铭和他的富士康。

富士康选择在深圳设厂，颇具偶然性。

1987年，台湾开放赴大陆探亲，祖籍山西晋城的郭台铭便是探亲队伍的一员。由于两岸没有直航，台湾人去大陆只能中转香港，而深圳，就是郭台铭进入大陆的第一站。在深圳，郭台铭看到了改革开放的机遇。

然而，当时的台当局还没有松绑台企对大陆的投资，郭台铭却敢于捷足先登，绕开了台当局 “经济部”的申报，直接投资大陆。

1988年10月，富士康的第一个大陆生产基地在深圳成立。此后，富士康的产品规模不断扩大，几乎涵盖了全部电子行业。

1988年还发生了第三件大事：全国人大通过宪法修正案，“私营经济”的提法第一次出现。

真正让华强北繁盛起来的，正是私营经济的主体之一——普通个体商贩。

华强北就像一粒冬眠的种子，那些敢于冲破体制的人，为它施加了自由与市场化的养料。

2.民营企业的“自然保护区”

成立两年后的1990年，赛格电子市场摊位已从200多个扩张到1000多个，在这里站柜台的，有闯劲十足的草根阶层，也有揣着文凭的知识分子。这些冒险家们，很快成为搅动华强北的创富样本。

各式各样的创富故事里，第一桶金往往离不开贸易。神舟电脑创始人吴海军早年的发家经历就是如此。

最初，在赛格电子配套市场A218柜台，他仅仅是一个做电脑配件生意的商贩。

到1994年，目睹电脑进入寻常百姓家的吴海军，凭骨子里的敏锐嗅觉和冒险精神找到了商机。

1995年初，他扫空了香港供应商的所有库存硬盘，准备春节后销售，谁曾想市场行情比他预想得还火爆，一块100多元的硬盘猛涨到400元，甚至连联想都得从他手里进货。

提起华强北，吴海军的赞美毫不吝啬：“如果民营企业是野生动物，华强北就是自然保护区。”

吴海军所言非虚，主导华强北的，永远是市场。对任何一个有商业嗅觉和冒险精神的人来说，这里都是天堂。

华强北在线的董事长王老豹，回忆起1995年左右的华强北盛况，依然记忆犹新：“大家都在赚差价，而且大家会赌运气，看到香港有什么新东西，想想内地两三年后肯定用得上，就买下来在家里放着。”

以贸易发家的，还有大名鼎鼎的华为，初创时期，华为是康力程控交换机的代理商。这个香港康力公司在深圳的基地，就在华强北。

到1989年，任正非看到中国对程控交换机有巨大需求，而市场又长期被国外产品垄断，决定开是自己研发。最终，华为在1993年推出了自己的交换机，从此转型为电信设备制造商。

接受新华社采访时，任正非直言，深圳的一条成功经验就是政府能够坚持市场化原则，不干预企业的经营：

“官不扰民，民不媚官。”

市场化与企业家精神深深地刻在华强北骨子里。以市场为主导的华强北吸引了冒险家，冒险家又助推了繁荣，繁荣又招致更多的淘金者，华强北就在这样的循环中不断壮大。

在赛格电子市场的示范作用下，深圳国际电子城在1995年开业，万商电器城、大百汇商业城在1997年开业，华强电子世界在1998年诞生，并开始与赛格两强并立。

鼎盛期的华强北一度聚集了36家电子专业市场，包括专门围绕安防的太平安防广场、做通信设备的桑达电子通讯市场，以及新天地、华强、佳和、新亚洲等综合电子交易市场。

2000年到2010年前后，活动在深圳的一位某大型通讯设备厂商前雇员回忆：我们IT男周末逛华强北，就和女人逛街一样。

“如果漫无目的地逛，可能一天都逛不完两个楼，因为可看的东西太多了。”

3.从贸易集散到深圳制造

贸易的繁荣又进一步支持着上游的制造。

2000年，整个深圳已有计算机、程控交换机、电视、手机等整机产品厂家近1600家。电子元器件方面，半导体、显示屏、显示器件、光电子器件、电子元件及组件、印制电路等应有尽有。

在华强北交易市场最鼎盛的2006年前后，这片仅1.45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集中了超过700家“国包”——也就是全国代理商，“省包”更是不计其数。

这些生产制造厂家和原有的华强北贸易体系相辅相成，螺旋发展。从上世纪90年代末到2010年，形成了以交易支持制造的“黄金十年”。

华强北也逐渐形成了与深圳相似的发展路径：从交易走向制造，从下游探身上游，从代工走向了自有品牌。

最初以电脑经销商身份赚到了第一桶金的吴海军就是在“卖电脑”的过程中，看到了中国电脑市场的巨大潜力，于是在2001年创立了电脑制造企业神舟电脑。

深圳得天独厚的制造环境，使神舟电脑第一代产品在推出时，价格只有同档次竞争对手20%，开启了平价电脑时代。

2005年，神舟电脑单月出货量超过三万台，从华强北的草莽环境中走出的神舟电脑，紧追由中国科学院11名科技人员创立的联想，坐上了中国家用电脑市场的第二把交椅。

这是华强北的黄金岁月，也是中国民营企业的黄金岁月。

同样出身华强北的基伍手机，则是深圳制造从“代工走向自有品牌”的代表。

基伍的前身是一家手机模具生产公司，承接一些海外手机厂商的手机壳料配件订单，先是做手机零部件，后来又做起了整机模具，2006年转型为手机整机OEM（设备制造商，即代工厂），到2007年，在有2.33亿人口的印尼，基伍已包揽了前十大手机品牌的代工。

但制造业代工的一大痛点是，利润比刀片还薄，基伍虽然在东南亚获得了不错的市场份额，却时时感受着价格战的肉痛，2007年下半年，其利润率从15%下滑到5%。

基伍老板张文学于是痛定思痛，开始在2008年自做品牌，创立了G'FIVE。

此时，华强北强大的供应体系和配套能力，为基伍这类厂商提供了来自”娘家”的鼎力支持。

在这里，每一个柜台背后，都站着一家工厂或代理商。以手机为例，生产一部手机所需的所有200多个元器件，在华强北方圆两小时的车程内就能全部凑齐：

线路板有深南电路、南太这样的老牌公司；液晶板有天马、创维这样的品牌企业；电池的供应则来自你以为它是个汽车公司，实际上它也是著名电池公司，同时还是全球第二大手机代工厂的比亚迪。

这就是有名的华强北“两小时配套圈”。

在“配套圈”的护航下，转型的基伍勇下南洋，很快在另一个人口大国印度崛起。

让基伍决胜印度的正是电池能力。

因为当地电力供应不稳，经常性的停电严重影响了手机正常使用，张文学想到用超大容量电池试水。这样霸道的设定立刻在印度市场上掀起抢购。据印度市场研究公司Cyber Media Research估算，基伍2010年在印度市场的出货量高达3500万台，销售额超过15亿美元，以21%的市场占有率成为印度手机之王，比排名第二的老牌公司诺基亚多了足足8个百分点。

在创造财富奇迹和支持本土电子企业的快速发展、出海征战之外，到2007年，成立近20年的华强北又逐渐多了项功能：指示行业发展，乃至影响产业决策。

2007年10月，“华强北·中国电子市场价格指数”正式发布，这是中国唯一的、反应电子元器件价格变化的指数。

2009年，华强北指数的监测范围进一步扩大到全国，升级为全国性指数。2011年，这个完全生于市场、长于市场，由万千电子企业的交易、生产行为构成的跳动着的“温度计”，正式登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办公厅，成了中国政府对电子业进行宏观政策调控的重要参考数据。

不过，长久以来，有着强大供应链配套能力，在国民经济决策中都占有一席之地的华强北，在大众眼中却并不光彩，它迟迟无法摆脱一顶帽子——山寨。

伴随山寨而来的，还有一系列负面词汇：抄袭、跟风、侵权、低端、low……

这种刻板印象，让华强北的另一面被长期忽视。

4.从山寨之城到深圳创造

华强北与“山寨”形成绑定关系，起于2007年的“山寨机”热潮。

据不完全统计，2007年，山寨手机的产量至少有1.5亿部，几乎与国内市场的品牌手机总销量相当。

来年6月的央视《经济半小时》节目中，官方媒体是如此批评“山寨机”的：

“它就像是手机市场上的‘山大王’，不但不遵守游戏规则，而且滥杀无辜，没有丝毫底线，有钱便是爹，有奶便是娘。”

山寨甚至到了“有损国格”的地步，新华社就曾在2008年报道了廉价中国山寨机涌入巴基斯坦，致使中国国家形象在当地受损的情形。

而此时，却有一个意想不到的人站出来为华强北的山寨文化说“公道话”，他就是前诺基亚资深战略分析师——简·奇普蔡斯。

2010年接受《连线》杂志采访时，奇普蔡斯说：“仿造的手机通常会有些出乎意料的功能，比如正品没有的摄像头、额外的插口、不常见的连接口等，正规厂商们无法满足的要求，山寨产商们都满足了。”

从被批为抄袭的山寨现象里，简·奇普蔡斯看到了华强北令人着迷的另一面：“微创新”——山寨企业并不是简单的复制，而是制造细微差异。

这种充满“脑洞”的微创新，曾让许多IT男和产品控对华强北流连忘返。

“每次我出来，都想看看那些挑战我已有认知的东西，”奇普蔡斯说：“我喜欢住在这样的地方，它能让你改变对这个世界的看法。”

所以十几年过去了，前述那位逛华强北如逛街的IT从业者，今天讲起华强北，仍对许多产品记忆犹新。

比如当时有一种一身装7个喇叭的手机，俗名“轰天雷”，外放声音巨大。它的目标用户是创造出了“5天一层楼”深圳速度的建筑工人。

苹果、三星、诺基亚……诸多国际大厂，谁也没想到给建筑工人设计一款手机，但华强北的山寨机厂商考虑到了。

对社会关系有限，轻易可能不来电话的农民工来说，每一声响铃背后也许都是家乡的“十万火急”，而非常扰民的“轰天雷”则能让他们在嘈杂的工地环境中尽量不错过每一场相聚与别离。

7个喇叭的轰天雷之外，山寨机主打的功能各色各样：

耐摔耐压、防盗追踪、看电视、不用耳机线听广播、双蓝牙、双卡双待，一来电就放七彩光芒的LED跑马灯……

这样的微创新甚至让部分中国制造走出海外，战胜了国际一线大品牌。

非洲市场占有率第一的手机传音，就是其中的典型。传音为肤色深的非洲用户，专门开发了特种美颜，能保证自拍效果；其他的贴心设计还包括为气候炎热准备的防汗功能等。

快速响应市场的微创新得以实现，仍离不开华强北的立身之本：超强的供应体系。一款山寨手机从开发到上市仅仅需要一个半月。

在手机之外，华强北强大的供应能力还支持着各种新品类、新物种的诞生。

事实上从个人电脑，到VCD、DVD、MP3、MP4，再到近年的新风口——智能可穿戴设备，AR、VR眼镜，智能音箱乃至科幻感十足的脑机接口，华强北一直站在风口浪尖，它已成为一个硬件中小创新企业的孵化平台。

无人机领域的大疆，就是华强北和深圳的这种供应体系滋养出来的企业。

2006年，创始人汪滔在香港科技大学的宿舍里开始了创业，然后在深圳莲花北小区的一间民房里创建了大疆。

起步之初，大疆公司只做创新研发，并不自己生产，所有产品都是在互联网上发标，征求竞标制造者。

而在拥有华强北的深圳，大疆能每一个组件、模块、零部件，甚至螺丝钉的发标，都能吸引到5个、10个甚至更多的公司争相竞争。

像智能穿戴设备、无人机这样的新兴行业，在创业时的小批量生产环节，往往面临没有成熟元器件采购平台的问题，而华强北可多可少的灵活供应链体系及珠三角完整的产业链就成了他们最好的支撑。

2008年，大疆第一款直升机飞行控制系统XP3.1上市，首批产品只有规模可怜的20套，但却得到了国内航模发烧友的好评，大疆就此起步，实现了从0到1的突破。

而新的智能硬件一旦在华强北试产、试销并走量成功，就会快速形成完善的供应体系，这又进一步帮助创新企业实现了从1到10的发展。

到2013年1月，大疆的”大疆精灵“撬动了非专业无人机市场，2014年，大疆的无人机年销售量突破了40万台。去年，大疆的销售额则达到了175亿人民币，成了估值超160亿美元的超级独角兽。

而大疆对华强北的反哺则是，它开创了一整个无人机赛道：大疆在2013年火起来时，华强北的上空飘浮着各式各样的无人机。

在这里，一切靠灵敏的市场反馈说话，就是这么简单粗暴。

这也是为什么，华强北能吸引HAX 在2012年落地于此。

从HAX中脱颖而出的Open Trons公司创始人Canine，对华强北的供应链体系颇具好感：

“若你突然想到了一个创意，但要等五天甚至两个星期才付诸行动，那就不是创新了，你希望马上就能试试，然后试另一个，再继续下一个……美国没有这种活力，你只有在深圳才能看到。”

与华强北南北遥望的另一中国电子业高地也传来了赞许声。

2015年6月，负责微软研究院业务的全球执行副总裁沈向洋在接待深圳市政府代表团时说：“深圳的硬件生态系统全球绝无仅有。到深圳华强北看看，这里硬件非常齐全，成本又低，加上开放的软件系统和云服务，未来，很多了不起的智能硬件可能都会在深圳产生。”

经济学家樊纲将华强北的生机勃勃归因于对市场化的坚持：

“华强北背后的实质是深圳的一套市场化机制，自由进出，有模仿，也有消化吸收，逐步有创新，再在某些领域走到前沿。”

是市场化，让赛格选择了电子配套市场，催生了华强北商贩，让山寨厂商寻求微创新，也让深圳成了硬件硅谷。

2014年初，时任香港特首的梁振英问汪滔，大疆会不会回香港？

汪滔坦言：大疆离不开深圳，因为香港不具备深圳这样发达的分工配套条件，深圳大概有世界上最好的硬件创新环境。

5.水网已成

而起于市场化的华强北，也正是因为市场竞争，正逐年走向衰落。

最初的衰落看似起于偶然事件：

2013年，华强北因为地铁施工进入长达四年围挡期，这导致一批供应链代理商迁出，作为电子元器件交易市场的华强北，由此进入阵痛期。

据华强北街道当年公布的数据显示，商圈中的14家代表性单位，有13家日均人流量下降了10%~20%，其中有4家营业额下降，5家租金下跌，6家出租率下降，摩肩接踵的华强北开始出现空置苗头。

另一方面，阿里巴巴、华强电子网等电商的崛起，使得厂商不再需要亲自去华强北进货，而是更多地直接在电商平台下单，华强北逐渐失去了往日的热闹。

规模大起来，实力硬起来的硬件厂商也不再需要在华强北奔波，而是可以直接寻求专业供应链服务商的支持，以获得更稳定、更大量的供应服务。

在今天，深圳的供应链管理服务产业已蓬勃发展，一枝独秀，中国80%以上的供应链企业都位于深圳，其中包括5家上市公司——怡亚通、普路通、飞马国际、东方嘉盛和年富供应链。在中兴、华为等大型电子企业中，也早已生长出了成熟、专业的内部供应链管理部门。

以深圳为代表的中国供应链体系已形成了发达通畅的“水网”。

而仍活跃着大量“囤货商”的华强北，则变成了一个干流水网之外的“弹性蓄水池”。

当元件急缺，厂商急于完成订单时，他们总会兜兜转转来到华强北。

比如2017年开始，全国各地的环保风暴使不少铝电解电容的主要材料箔纸被迫减产，而这又导致需要使用箔纸材料制造电容电阻的日本和台湾企业大量减产。

到2018年初，台湾华新科技、强茂等主要电容电阻供应商的电阻和二级管产品均出现了10%到15%不等的大幅涨价，导致下游大量企业陷入有价无市的“断供”危机。

但在华强北，你仍能买到小量的货以解燃眉之急。走投无路的硬件从业者们，几乎总能在这里找到”救赎“。（当然，做贸易炒货的人也能从一次次“江湖救急”中赚得盆满钵满。）

华强北以自己的”没落“，注释了中国电子产业整体供应链能力的提升。

它曾是一个全力冲刺的选手，但现在，交棒时刻到了。

6.活水何来？

不过华强北和整个中国供应链体系，都有接不住的一棒，因为供应链本身无法解决一个问题：源头活水。

最基础的材料、最关键的装备、最核心的技术，这是中国制造业要从大到强，绕不过去的坎。

以往，这看起来是个不成问题的问题，因为做生意的时代，全球大分工看似以市场化之手高效地调配着资源流动：日本的材料，荷兰的设备，美国的设计能力，韩国、中国台湾的关键器件，中国的代工制造，大家合作赚钱，相安无事。

在普利策奖得主托马斯·弗里德曼2005年4月出版、霸占纽约时报畅销书榜达24个月的《地球是平的》一书中，他曾满怀乐观精神的赞赏和期待着更高层级的全球分工合作：

“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这样的时刻：人们将和世界各地越来越多的人，在越来越多的工作岗位上互相竞争和合作，人们的机会将越来越平等。”

某种意义上，此时此刻的HAX仍在华强北续写着这种全球竞争、合作的繁荣景象：在HAX位于华强电子市场8楼的办公区，不同肤色的人谈笑风生，协作创新，这里仍像个小联合国。

但在更大的世界里，贸易摩擦频现，全球化分工正遭到空前挑战：美国在去年底开始挑动全球贸易摩擦，陆续向中国、欧盟加收关税，并将华为纳入出口管制实体清单；今年8月，日本内阁又决定将韩国剔除出贸易优惠白名单，这让依赖日本材料的韩国半导体行业陷入了巨大的危机感。

不利的外部条件下，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在核心器件、设备和技术上依然被四处卡脖子。

材料上，我国迟迟无法自主生产发展LCD面板所需光刻胶，其核心技术至今被TOK、JSR、住友化学、信越化学等日本企业垄断；生产锂电池所需的高端隔膜材料，则依赖旭化成和东燃化学两家日本公司；而国内锂电池铝塑膜市场的九成份额也被昭和电工等日本厂商垄断。

设备上，对晶元代工厂研发7nm 制程必不可少的光刻机，目前只能指着荷兰厂商阿斯麦（ASML）；OLED（有机发光二极管）生产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真空蒸镀机，则被日本的Canon Tokki独占高端市场，其年产量只在几台到十几台之间，往往有钱也买不到；至于高端数控机床，我国的自给率至今不足10%，长期依赖德国、美国和日本。

核心器件上，高端光通信器件的国产化率不超过10%，也要依赖美国或日本；小小的螺丝，中国也无法全部自己生产：中国目前能生产的国标最小型号是M3，而M1螺丝钉目前还需要进口。

此外，超精密抛光工艺、ITO靶材、手机射频器件等器件与技术，中国要么需从国外进口，要么干脆被禁售。

当上游被拦截，华强北和中国电子业的发展奇迹还能继续吗？

如果说让位于更成熟和专业的供应链服务对华强北是光荣的交棒；那么整个中国电子业在核心技术上被钳制和刁难则反映了一个悲哀的苗头：

因市场化和全球化而形成的华强北强韧供应体系遇到了最大的挑战——全球化和共赢思维本身正摇摇欲坠。

对中国企业来说，这带来一些可见的机会：国产替代、自主研发。但对整个世界来说，去年到今年，某种珍贵的东西正在断裂，我们可能正经历重要的分水时刻，一些重大而常识性问题被重新注意：

比如，增长是永续的吗？比如，当全世界都市场化倒退时，一个国家呢？一片“保护区”呢？

汇聚了全国乃至全球的淘金客，能让印度餐厅和巴基斯坦餐厅共处无事的华强北，是一个小小的切口，关于供应链，关于电子制造业，也关于更大的世界。

*感谢努比亚副总裁胡斌先生对本文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