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创业者“再造”大湾区

今年早些时候，中央发布《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文件提出，优化制造业布局，提升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发展水平，以珠海、佛山为龙头建设珠江西岸先进装备制造产业带，以深圳、东莞为核心在珠江东岸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和竞争力的电子信息等世界级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

规划纲要的出台，为大湾区制造业的发展，带来了更大的政策支持，为中国制造升级提供了更加清晰的发展路径，也让聚集在这里的硬件创业者们看到了更广阔的未来。

无论王雷，还是王小丁，他们满怀希望的新事业已经在这里起步。

硬件创业者云集深圳

王雷祖籍山西，17岁考入香港理工大学，后来考取香港大学博士，研究新能源电池。2014年，博士毕业后，他加入了大疆。

2017年，王雷创立了自己公司——移动储能公司EcoFlow。创业之初，王雷就果断决定，将EcoFlow设立在深圳。他对《棱镜》说，这个考虑是源于当年在香港读博士期间的深刻体会——虽然可以从国外买来先进的设备，但很多辅助性的材料、配件，都要去深圳购买，制造业能就近取材才最方便。

“一些事情，如果在香港可能要用两星期，在深圳可能只要一个晚上，这个效率是只有深圳、东莞以及惠州具备。”王雷说，创业后，他甚至将自己的小家庭也从香港搬到了深圳。

王雷们之外，也不乏海外的创业公司，千里迢迢跑来深圳，在这里将想法转换成工业产品。

在今年之前，哥伦比亚小伙子Sergio Pachón还从未到过中国。几年前他与朋友联合创办Kiwi Campus，所研发的送餐机器人Kiwibot，在短时间内风靡美国硅谷。但鲜有人知，这些可爱的四轮机器人是深圳制造。

Sergio Pachón对《棱镜》透露，Kiwibot每个机器人在深圳的制造成本约2500美元。当初之所以选择到深圳制造，是因为这里的产业链完备，可以很快做好，如果要在美国制造，要等待很久。

同样，在深圳多家硬件公司做了十几年的产品开发后，王小丁也看到了深圳周边强大的硬件生产产业链对外国企业的吸引力。他发现，纵然他们可以开发出顶级的技术，但不少公司都面临产品落地的困难。他清楚知道，那些问题只要拿到深圳，很多小厂都可以很快解决。

于是，他也开始了自己的创业之路，做的正是对接国外硬件产品在深圳落地制造。

“在美国搞消费级的硬件产品很困难，成本非常高。比如一个无人售货机的外壳，在美国制造的价钱是在深圳的5倍到10倍。所以有些公司做几个样品可以在美国做，但如果大规模生产就要来深圳。”王小丁对《棱镜》说。

“深圳能成为全球制造业产业链的核心，原因很简单，就是天天在做东西，从早先山寨厂出来的山寨手机，再到大疆这一波创新企业，深圳持续在做东西，沉淀下的人才太多，各种各样的老师傅也很多，都集中在深圳周边。这种聚集膨胀的效应非常强，周边生态资源非常多，上午要做传感器，下午就可以到合作的公司，这在其他地方完全不可能。”一位深圳硬件厂商的老板对《棱镜》说。

“每个厂都在讨论产业升级”

今日的粤港澳大湾区能成为举世闻名的制造业中心，并由轻工业延伸至智能制造，这一切皆源于1978年开启的“三来一补”政策。

1978年，东莞第二轻工业局位于虎门的太平服装厂，与香港商人合作创办太平手袋厂，这是中国第一家来料加工企业。“三来一补”指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这些改革开放初期的创新经济模式，为后来大湾区制造业的发展，拉开了序幕。

“在1990年到2000年，这是中国制造的黄金20年，整个工业基础上了一个台阶。此后，国家推出了4万亿的刺激政策，整个扩大了内需，这给很多国外和国内的制造企业也制造了很多机会。”深圳合和科技创始人陈景召对《棱镜》表示。

在这样的大势之下，粤港澳大湾区内诞生了一批中国顶尖的制造业企业，从老一代的电器厂商TCL、格力、美的，到华为、大疆等新兴技术公司，再到各类智能硬件的创业公司，这些公司均从以深圳为核心的制造带脱颖而出。

此前，这些本土的制造企业都有一个共性——规模的粗放发展之下，缺乏可以与欧美大型公司匹敌的核心技术，利润率走低，在垂直行业内并不具备话语权。

拿利润情况来说，根据企业公布的2018年财年财报，TCL电子（1070.HK）的毛利率为15.3%，与上年持平；格力电器（00065.SZ）期内毛利率同比下降至34.11%;小米集团（1810.HK）2018财年毛利率低至12.7%，其中硬件制造业务毛利率仅为6.2%。

“整个大湾区低端制造市场竞争很激烈，低端制造业是没有很多出路的。企业还是需要能在某些领域有核心技术、自主品牌的积累，这样的企业抗打击力会很强。”长江商学院副院长甘洁对《棱镜》表示。

甘洁说，看下美国科技公司的利润率情况，差距显而易见。例如，苹果手机的毛利率约为42%，英特尔的毛利率近63%。

井智高科机器人联合创始人彭银华对《棱镜》表示，富士康的纯利率也仅有4%至5%，中国这些制造企业开始于“三来一补”，利润率确实非常低，所以一定要转型。

据陈景召观察，现在中国很多细分领域的设备基本能做到工业2.5水平，距离德国工业4.0差距还很大，但大湾区建设对做产品有新的思考，不能按照国外思路，先到3.0再升级，要弯道超车。

如今，在上述深圳硬件厂商看来，整个大湾区的制造业水平已经不再徘徊在低端，从产品所需的各种能力，研发的工艺实现，再到五金、塑胶等一系列材料，这里一应俱全，产业链既能做出华为这些高端产品，也能做出来卖到非洲的手机。

事实上，在过去几年，这里已经涌现出不少既有核心技术，又有落地产品，且已在全球范围内崭露头角的公司。例如，在过去几年横扫全球无人机市场的大疆创新，亚太区领先的自动化系统公司固高科技，以及侧重轻工业机器人的李群自动化。

此外，诸如人工智能机器人优必选、电动车品牌小鹏汽车也是从粤港澳大湾区走出的高端制造业公司。

早在3年之前，苹果CEO蒂姆·库克就以实际行动确认了大湾区的研发能力。2016年，在他的深圳之旅中，苹果公司正式宣布，在深圳建立苹果在中国的第二个研发中心。

蒂姆·库克也曾在多个场合对中国的高端制造行业表示肯定，更曾称苹果无线耳机Airpods是融入了中国制造了不起的工艺和心思。

即便如此，转型升级依然是摆在大湾区硬件制造行业的重要挑战。

“现在的问题是大湾区的这些硬件厂商，水平的确良莠不齐，但如果你到这里走一圈，你会发现从代工厂到大型公司，都在聊升级的话题，比如一些过往做耳机代工的厂，现在在聊如何能自己做品牌。”前述硬件厂商人士说。

人才助力弯道超车

早些时候，王小丁曾带领一队硅谷的科技记者，到大湾区考察。在参观小米的生产线时，这些记者惊叹不已。“他们没想到，这个功能上与苹果差不多的手机品牌，竟然价格可以做得这么低。”王小丁说。

他不久前刚到德国慕尼黑出差，看了不少当地的高端制造业项目，他对《棱镜》说，如果深入看德国的这些项目，会发现他们的动手实践能力真的比较差。比如在慕尼黑找物联网相关的软硬件的工程师，有可能招聘广告发出来半年都找不到人。而如果在美国，要么花高薪去挖例如苹果大公司的人才，或者去找五六十岁的老工程师。

相比之下，大湾区的大量、相对低成本的技术人才，为中国制造业的弯道超车又增加了砝码。这类人才换在早十几年是稀缺的，但在这几年已大量聚集。

甘洁对《棱镜》解释说，近些年，大湾区很多人才曾到香港接受教育，国际化水平高，人才充裕；同时，深圳还有世界最好的供应链和生态，这些因素集合在一起能最大限度撬动中国创新创业优势。

“现在中国的专业技术人才成本较欧美国家低廉很多，西门子曾出过内部报告，中国工程师每年工作时间是外国工程师的两倍。”甘洁说。

在王小丁看来，人才带来的高效率正是深圳能够解决问题的核心。他举例，如果在欧洲做个产品，没有两三年不行，在深圳半年就能看到东西，不是测试版，是能量产的完整的产品，这是全球大公司都希望在大湾区获得的解决方案。

事实上，深圳在过去几年能够吸引到众多优质人才聚集在这里，某种程度上也源于深圳政府自上而下的一系列人才支持及补贴政策。

例如，早在2010年，深圳政府推出“孔雀计划”，帮助海外背景的人才及团队在深圳落户，当中优先扶持的行业包括互联网、生物、新能源、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节能环保、航空航天、生命健康、机器人、可穿戴设备、智能装备等新兴产业。

入选“孔雀计划”的个人可以获得160万元至300万元的一次性补助，入选的团队项目，可以获得1000万元至1亿元的资助。过去几年，在深圳落户的团队平均可获得约2000万支持资金。

海外的留学背景人士，如果想在在深圳创业，也可以获得深圳政府的补助，包括创业前期费用补贴，一等资助可获得100万元，二等资助50万元，三等资助30万元。

国内的人才如果落户深圳，根据个人资历，如果获得认定，深圳政府分5年，给予总额160万至600万元的补助。

这些真金白银的补助，在过去几年，充分释放了深圳对人才的吸引力，人才的聚集给大湾区的制造业也带来新的可能性。

“其实不只是创业公司，最近接触了上百家大型公司，他们都想来深圳，东芝、日立都已经决定在深圳设立创新中心。” 王小丁对《棱镜》透露。

在甘洁看来，整体来说，中国制造业的技术起点较低，现在能做的是把现有的科技先进行研发，再挖掘商业价值，像日韩曾经都是这样追赶欧美。在这之后再做些什么，这就是价值观取向的问题。

“但智能制造的主要市场在中国，中国是最大的市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优势。”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