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地位提高了？尽管可以养活自己，但仍然面对各种偏见

撰文 | 余雅琴

“现在谈女权多少有些可笑，不信你们问问，我所知道的家庭里，都是女的在管钱，女的说什么是什么，男的哪有地位？”

“女的不是缺乏权利，是掌握太多权力啦。再这么下去，是不是我们男的必须得在家洗衣服做饭？”

以上言论是笔者在一个以女性与家庭为主题的活动现场听到的男性的声音。事实上，随着“女性主义”“女权”等词语从知识界的研究转向社会大众广泛讨论的话语，在公共空间这样的声音并不少见。

的确，即使秉持着最严苛的标准来考察百年中国历史，我们也必须承认，在中国，顽固的父权基础也正在一步步受到挑战甚至瓦解。如果你有幸是一位城市中产女性，在铺天盖地的“女王”“女神”等名词的轰炸下，一定会产生做自己主人的快感。

但是，事实上果真如此吗？

父权≠男权：

女性的遭遇依然普世

社会学家阎云翔对父权（patriarchy）和后父权（post-patriarchy）概念进行了界定和区分。阎云翔认为，关于父权的人类学经典定义，可以追溯到摩尔根、马克思和韦伯，即父权是长辈对后辈所行使的权威（authority）、特权（prestige）及权力（power）。这一关系模式，在中国社会尤为显著，并形成家国同构的伦理秩序和政治实践。在女权主义理论中，人们更多地从性别角度探讨男权（patriarchy）概念，指代家庭与公共领域的男性统治，其意义范围比父权概念更为广泛。在当代社会，父权的影响力已逐渐式微，而男权依然在家庭和公共领域的性别权力格局中占据主导地位。

《中国社会的个体化》

作者: 阎云翔

译者: 陆洋 等

版本: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6年 1月

其实，只要留心打开微博热搜，我们就不难发现社会大众对婚姻里两性关系的期待依然没有跳脱出性别的刻板印象。林志玲大婚和范冰冰分手被人讨论最多的还是老套的“女强男弱”的问题，似乎在这个模式之下，纲常伦理受到了挑战，家庭必然存在着不稳定的因素。但是，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模式也不再适应当代社会的需要，即使在舆论场上，弱势的女方似乎也不再能够得到十足的同情。演员曹云金离婚被曝光后，女方不工作，没收入等就被作为感情破裂的因素之一而被网友讨论。

在这些案例中，女性的经济实力被视为决定婚姻中地位的重要参照标准，但是，一个女性在这样的度量标准下，既不能强过丈夫，又不能弱于他太多，“后父权”时代女性的处境虽然拥有了更多名义上的可能性，其实也面临更多的尴尬和两难。

在当代中国，一些城市女性认为自己身上不存在一个广泛意义上的性别不平等问题。不同地域，城乡，还是不同阶级的女性面临的状况都各不相同。性别平等对于有教养阶层来说已经显得乏味和伪善的观念，对于另一些群体来说，可能远远没有普及，尤其是在公共领域，女性的权益依然处在一个被漠视和忽略的状态。对绝大多数女性主义研究者来说，今日女性的空间固然不再像从前那样逼仄，但并不意味着两性就真的“平等”了。

《监护风云》剧照。

前不久上映的法国电影《监护风云》也向我们展示了家庭中的极端不平等甚至暴力现象不仅仅存在于第三世界或者不发达的地区，即使在平权运动贯彻得非常好的法国，在一个中产家庭里，依然存在着男性对女性的暴力。这种暴力不仅仅是身体上的，还是经济上和精神上的控制。电影用希区柯克式的惊悚展现了女性在面对有暴力倾向的丈夫时如何保护孩子们的故事，相信每一个看过电影的人都对电影中父亲温文尔雅的背后的暴虐感到不寒而栗。家庭中的权力倾轧往往是隐形的，就像这部电影展示的一样，法院在一开始没有觉察到父亲的问题而做出了共同监护的判决，最终险些造成悲剧。

另外，即使不是家暴这样极端的情况，不同阶层的女性在家庭之中的遭遇也可能是相似的。华语电影《找到你》反映出在面对社会结构意义上的父权压迫时，不同阶层和背景的女性遭遇并无本质上的差异。电影并置了女律师和保姆两个截然不同的女性，但是她们作为单身母亲，在家庭之中遇到不负责任的丈夫，在社会生活里遇到工作上强势男性的欺辱，而抚养孩子的过程中更是一样艰辛。

《找到你》剧照。

当我们面对诸如拐卖妇女、农村留守女童性侵害、高校性骚扰、家庭暴力等针对女性身体与性暴力时，传统的父权制依然是阻碍中国性别社会进步的障碍。我们从这些惨痛的案例中也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尽管在一些城市家庭，父权制的确受到了切实的挑战，可是在整个社会结构中，父权制的阴影依然存在，不仅仅局限于家庭之中，也会出现在公共领域，热议长达一年多的武汉理工大学的陶崇园事件里，通过媒体的报道，我们也可以看见他的导师就试图将公共意义上的师生关系转换为私领域的父子关系，从而实现对学生更全面的控制。

“个体”家庭：

父权的让渡？

前文提到，中国曾被看作是一个经典父权制的典型，现在普遍认为中国的父权制已经瓦解，但同时我们可以看到性别不平等依然在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广泛存在。这听上去颇为矛盾的结论，是在于父权制、性别平等的界定与衡量使用不同的标准。

在西方的语境中，谈到性别平等常常只关注夫妻之间的权力关系，似乎一个家权力的博弈方只有简单的男女两性；而父权制的概念不仅有性别还有代际，现代家庭的关系中，代际同样有重大影响。

即使是城市女性权利地位最高的家庭之中，获得权利的渠道也未必来自丈夫，而有可能来自家庭的其他成员。复旦大学沈奕斐的《谁在你家——中国“个体”家庭的选择》，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那就是事实上，今天年轻女性在家庭中获得的权利和地位并非来自男性而是来自老人，因此，依然存在性别不平等，父权制依然存在。“后父权”制时代，受压迫和剥削的，更多的是老年人，尤其是在经济上处于弱势地位的老年人，但是同时，女性依然没有获得真正的平等。

《谁在你家》

作者: 沈奕斐 版本: 上海三联书店 2019年6月

过去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的城市家庭是所谓西方意义上的“核心家庭”，可当下中国并不具有建立“核心家庭”的可能性，因为“核心家庭”所要求的个体之间的独立，代际之间的独立，社会为个体服务的文化还都很有待建立。

这里，沈奕斐引入一个新的概念——个体家庭（iFamily）。几乎所有的人都参加过婚礼，婚礼意味着一对新人成家的仪式。沈奕斐的著作里特别提到她研究城市家庭的灵感来源是一场婚礼：“当两束大光照向舞台时，我突然在台上清晰地看到了个体家庭的心形模型：一束灯光照向新娘和她的父母，另一束光照向新郎和他的父母，两束圆形的光在中间重合，恰好形成一个心形。”在她看来，“心形家庭”是当下中国个体家庭的一个模型。

什么是个体家庭？个体家庭是iFamily的翻译，是对个体化进程中，以“我”（I）作为核心词汇的文化中家庭新模式的总结。

个体家庭的模式非常符合今天中国城市家庭的情况，其四个特点是非常清晰的：

个体成了家庭的中心，个体塑造了家庭的面貌，而不是家庭决定个体的生活。当个人利益和家庭利益发生冲突的社会化，往往都是家庭的意义被迅速压缩；

尽管在个体家庭中，代际关系是紧密的，表现在绝大多数的小家庭都需要夫妻一方甚至双方的父母照顾孩子，但是不再像传统大家庭一样，这个代际的数目范围在变小；

女系与男系处于同等地位。妻子一方的家庭成为了与丈夫的家庭体系同等重要的一个部分。这种心形的个体家庭体系中的权力关系不仅与夫妻双方相对地位有关，也和两个家庭体系之间的博弈相关，同时和代际之间相对地位有关。

最后，个体家庭是一种随时可以变动的形态，具有不确定性。个体家庭居住模式的多元和流动就是这种不确定性对家庭结构的影响，也是在风险社会中个体应对现代的“不确定性”而采取的一种降低风险的手段。

家是谁的?谁的父母搬进来同住？这些问题也会顺理成章地相继出现，但是依照个体的选择，形塑了家庭的框架和家庭要为了个体服务的新原则，这个小家庭的具体形态和运行模式却很难预测。

《新结婚时代》剧照。

因为个体的选择可以是多样而且多变，接下来的问题是在这个由多人组成的小共同体中，哪一位个体有能力有权力按照自己的意愿塑造这个新的个体家庭呢，从沈奕斐

说到底，能够依照自己意愿塑造家庭和家庭生活的只是一位有权力有资源的权利个体，而不是包括所有家庭成员在内的权利个体，在生活实践中某个人所拥有的塑造个体家庭的合法性是以对其他个体权利的否认或者后者的自愿让渡权利为基础的。在这个意义上，通过个体家庭而达到过自己的生活，充分实现自我的个体化理想的也只是家中一人而已。

而我们再去考察近百年的家庭流动，也不难发现一个吊诡的事实：那就是经过轰轰烈烈的20世纪初的家庭革命，到集体化年代的革命家庭，再到改革初期的自由自主小家庭之后，父母一代在夫妻小家庭中的位置，在一个世纪中似乎经历了凤凰涅槃式的轮回。

最值得注意的是，浴火重生而复归的不仅仅有丈夫的父母，还有妻子的父母，双方父母在个体家庭中的位置孰重孰轻可以因人而异，但双方父母同归这一新发展一定会彻底颠覆传统父系家庭与家族文化的基础，同时向既有家庭研究模式提出严肃的挑战。

父权衰落：

是危机还是转机？

人类正在全面的个体化，原子化。那么在伦理更新和意识更新还相对滞后的情况下，如果不能很好地平衡夫妻和代际之间的权力关系，离婚则极有可能成为一些家庭解决情感危机的办法。

过去，大众对家庭的期待主要是稳定。而现在，中国的离婚率已经高于同样被认为是受东亚父权制影响的韩国与日本。民政部发布的《2017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7年我国依法办理结婚登记1063.1 万对，比上年下降7.0%;办理离婚手续的共有437.4 万对，比上年增长5.2%。

而2018年的准确数据截至目前还没有公布官方的准确数据，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全国结婚登记人数恐怕还会继续减少，与之形成对比的是，离婚人数的增加。要知道，以年度离婚数与总人口之比计算的粗离婚率，自2003年以来就一直没有再下降过。

毫无疑问，当随着经济不断发展，女性就业率提升，传统婚姻观念松动，离婚率上涨是一个可以预期的现象。而中国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流动人口数量不断攀升，造成家庭不稳定的因素随之增加。一方面，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受教育水平不断增加，人们的婚姻观念发生着巨大的改变。另一方面，女性的受教育程度提升，随之而来的就业率和收入水平也在升高，越来越多走出贫困的女性，能够负担起离婚的经济成本。

此外，由于家庭结构的变化，几代同堂的传统大家庭比例越来越少，由一对夫妇及未婚子女组成的小家庭占比越来越多，传统家族式的婚约约束力在不断缩小，离婚的情感成本在不断降低。离婚不再被认为是家族的事情，在多数情况下，简化为婚姻双方和孩子的问题。尤其是结合生育率不断下降的现实来看，“冲动式”离婚的障碍也越来越少了。

《私人生活的变革》

作者: 阎云翔

译者: 龚小夏

版本: 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7年2月

如何理解家庭的瓦解和由此带来的危机，阎云翔指出，二十世纪以来，由社会精英所主导的自上而下的社会改革与革命，动摇了父权制的权力基础和权威来源。五十年代以后，由国家所主导的一系列的家庭政策，使家庭组织向理性化（rationalized）和工具化（instrumentalized）转型。在这一趋势下，家庭濡化机制中的代际互动开始祛魅（disenchanted）：从垂直的、代际的互动转向水平的、消散了往日道德权威的互动。此外，在当代社会中，中国社会的个体化，以及全球化在人们的生活方式、认同政治、生活意义等诸多方面所产生的影响，引发了人们在情感、亲密关系和伦理等方面的诸多争议、冲突和困惑。

这里，我们不妨用1979年拍摄的美国电影《克莱默夫妇》对比当下的中国现实，克莱默的家庭本来是一个标准的父亲为主导的传统中产家庭，男主外女主内，还有一个可爱的小儿子。但是电影的开始就打破了这种幻象，以克莱默夫人向丈夫提出离婚揭开了这个家庭的矛盾，为我们展开了一个关于现代家庭解体的故事。女主角克莱默夫人受过高等教育，婚前有自己的事业，结婚后不得不成为全职的家庭主妇，她在家庭中被漠视，找不到自己的价值，只能冲破家庭去寻求个人解放。后来她成为了成功的设计师，回来与丈夫争取孩子的抚养权。

在她离开后，男主角克莱默也不得不放弃过去的生活习惯，承担起母亲的角色，学着照顾孩子。我们看到克莱默从开始的不适应到后来的得心应手，他经历了重新审视父亲身份的过程，过去他认为男人只需要努力挣钱就是尽职，因此忽略了妻子的感受，克莱默的这个转变其实标志着传统家庭模式的瓦解还有父权的衰落。可以说，克莱默夫妇的遭遇很能代表社会结构转型期的家庭问题。

电影将很大部分的篇幅放在塑造父子关系之上，着实赚了一把观众的眼泪。这部电影选取了达斯汀·霍夫曼做男主角，他的形象相对来说是比较温柔和缺乏攻击性的，被认为男性魅力不足，但却更符合1970年代末平权运动后女性对男性的审美。据说，上映之后，无数女性为了这个艰难的父亲流下了同情的眼泪。

《克莱默夫妇》剧照。

其实，在《克莱默夫妇》上映的时代就有人批评这部电影的价值观保守，电影将女性觉醒和家庭的完满对立起来，尽管没有对女主角的行为进行批判，但是包含着对失婚家庭中男性和孩子的同情。电影比较有争议在结尾处，当母亲赢得了抚养权官司，却最终放弃了，结尾处她对前夫说：“我终于意识到，比利的家是这里（指丈夫家），我不能带走他。”最终，母亲为了孩子的幸福选择忍痛将他留给父亲，这依然是一个认同父权制的决定，而她自己，电影则交代得很少，“现代娜拉”出走之后尽管不会无法养活自己，但是依然充满着艰难。

尽管这部电影的绝对主角是克莱默父子，但是克莱默夫人的两难抉择在今天看依然有更深的现实意义。在今天，中国女性也许面临着比她更严峻的挑战，可是这种挑战似乎也彰显着女性力量的崛起。我们看到电影里，克莱默夫人在法庭上坦承，在长期的家庭生活中感觉很糟，感觉不到自己的价值，后来她努力工作，用努力换取照顾儿子的资格，自己依然可以做一个好的母亲。这段台词，即使放在今天，仍旧可以让广大女性心有戚戚。

因此，我们也必须从这部电影中看到一种积极意义，尽管现代家庭的稳定是基于一种势均力敌的平衡感，我们需要知道如何平衡家庭和工作，如何在“个体家庭”中彰显自己的主体价值，婚姻再也不能依靠强制将人桎梏在家庭中。如果某个个体的诉求在家庭中长期被压抑，这样的家庭的幸福感将会很低，这样的关系也许应该被理性终结。理想的家庭关系是个体能够获得更大的自由，而不是在传统父权的框架下被束缚和规训。事实上，父权制瓦解之后，解放出来的将不仅仅是女性。

本文系独家原创内容。作者：余雅琴；编辑：走走；校对：翟永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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