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思想大辩论延续至今 谁是“德先生”和“赛先生”
中国五四运动百周年纪念之际，对“德先生”和“赛先生”的讨论再度升温。在两岸三地知识界，自由主义论述一直主导着对 “德先生”与“赛先生”的定义，并且成为一种经典论述。 五四运动是一个时代转型的符号，是近代中国在生死存亡时集体觉醒，无数知识分子和政治力量各取所需，在为中国如何走出危机出主意，“德先生”与“赛先生”只是在此期间声音最大、最为知识分子推崇的两位。事实上，即使只从历史角度看，“德先生”和“赛先生”两位的“身份”从来都不是不言自明的。
“先生”身份并非不言自明 五四运动爆发于1919年，欧洲各大帝国才刚于一战灰烬中解体，“德先生”以各式各样的姿态现身人前，有苏共所建立的“社会主义共和国”，有德国的社会民主政体，也有日本的君主立宪制，这些实际经验流传到中国，在思想界形成对“德先生”的不同想象。一人一票的自由主义理想、摆脱公权力的无政府主张、打倒封建和资产阶级的共产理念，形形色色的“主义”不单一致认同“德先生”，兼且还争相去抢先定义“德先生”。 另一方面，“赛先生”所代表的“科学”看上来好像更加无容争拗，但实际也处于各方“抢注”的灰色地带。五四运动那一年，中国走过只追求“船坚炮利”的洋务运动，也已将旧式科举一笔勾销，四书五经让路给数理化工商。可是学生和知识分子却依然在追寻“赛先生”的身影，“民智未开”仍然是书刊上常见对现况的评语，要如何令理性和科学在中国落地生根，发挥救国强国的效用，由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到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各自给出了不同答案。
更为要者，不论是德先生抑或赛先生，目标导向均是救国、富国和强国，两位背后均站住一位“钱先生”，亦即代表物质文明力量，主要反映于生活质量和军事武力的提升。 以西方标准论断中国状况 一百年后的今天，当外界批评中国仍未获得“德先生”和“赛先生”，很多时候忽略了一百年前的复杂景象，也忽略了当下两位“先生”的“身份”也不是毫无争议之处。论者以个人主义、全民选举和公民社会定义“德先生”，对比中国现行体制，当然是格格不入，但将民主的理想模式，锁定在西方正在发展且面对各种挑战的既有制度上，并无法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中国以家庭、族群、国家等“集体”构成结构力量，强调的是社会与家庭的关系，与西方以个人为主体的民主大异其趣。
对“赛先生”的认识也是同样的道理，论者的批评标准大多是以西方之是非为是非，工业上是西方的“科学管理”，学术上是西方的“科学标准”。 毋庸违言，西方在“科学”一项上走得更前更远，但“科学”不是只此一家而别无分店，这一点在过去40年改革开放就足以证明。 中国在工业制造方面快速追赶，致使欧美日都感受威胁，而在顶尖研究方面，中国人的名字亦开始见于各大国际期刊，摘下几个诺贝尔奖。 体现中国现代化的绵延 由此可见，将“德先生”与“赛先生”窄化为纯然的自由主义解释，不只扭曲了五四运动的本质，同时是无视这场大辩论至今并未终结。也许论者都不应该再停留在意识形态的时代限制，而是需要勇敢地回望五四本身的复杂性，充分理解中国处于新旧转型下的五四，其影响力至今不衰，意味的不是历史意义上的中西断裂，更大程度反而体现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绵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