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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互联网+”主旋律依旧,数字化升级正当时

财经作者: 36氪的朋友们
医药:“互联网+”主旋律依旧,数字化升级正当时
摘要在医药这个相对“传统”的行业,我们所关注的也一直是变化的部分——比如医药电商、互联网+医药、电子处方、处方外流等,新技术、新的商业模式在逐步深入到医药行业的腹地,也是未来行业格局最大的变数。

本文结构为:

我国医药电商主要由B2B平台和B2C平台构成,B2B医药电商平台主要为机构服务,其采购方主要为医院、基层医疗机构、零售药店等。

B2C医药电商则主要为个人提供药品购买服务,按照是否自营又细分为平台型B2C和自营性B2C,前者类似于淘宝模式,引入不同药品商家入驻平台,为其提供药品展示、交易服务、IT支持、数据分析等服务;后者主要是自行进行药品采购并自建平台进行销售。

医药电商1.0是单纯的网售药品服务模式,利用互联网信息技术搭建平台,为药品供应商、经销商、零售商以及个人提供药品交易服务。该模式服务形式单一、附加值较低、给用户创造的价值有限。

医药电商2.0从单纯的药品销售服务商转型为以药品销售服务为基础,延伸SaaS服务、金融服务、诊疗服务、健康管理服务等系列增值服务,构建药品流通服务的产业生态和“医+药”医疗健康服务闭环生态。

报告主要发现

以人工智能、机器学习、大数据、互联网医疗等为代表的数字化技术正在重塑医药行业,为行业带来崭新面貌。

“数字化”工具或技术无疑有制药行业最迫切需要的特质,它指的是利用互联网、信息化技术,在制药业务的各个阶段进行应用,改变原有的业务流程和模式,主要目的是节约成本、提高效率或者二者皆有。

相应地,在这些不同的阶段涌现出的创新公司,也得到了药企的青睐。比如AI工具在早期研发中的应用,大数据工具在临床研究阶段的应用,在医生工具/平台进行的数字化营销的尝试,以及患者管理工具的渗透。

正如生物技术的发展为制药行业带来了精准治疗的靶点药物一样,这一轮以AI、大数据、可穿戴设备、柔性传感器技术为核心的数字化浪潮将会改变制药行业的驱动因素和走向,未来只有能够正确把握数字化趋势的企业才能在技术变迁中获得一席之地。而率先布局数字医疗公司的药企们无疑走在前面。

处方外流流转的是处方,原来在医院完成就诊、开具处方、获得药品,现在不再限制处方自由流动,药品由社会药店提供,就诊和药品分离。

处方外流产生的原因是“破除以药养医”机制,让医院回归医疗本质,弱化对处方的“独占性”。医保控费、零加成、控制药占比等政策,是医院有动力放开部分处方最重要的驱动因素,处方外流既是“政治任务”,又讲“市场调节”。

慢性病用药、新特药、肿瘤药等将成为“首批”流出的处方,不仅能为患者尤其是慢病患者提供便利,对控制医院药占比、降低医院药房运营压力亦有好处。

处方外流将带来药品流通渠道结构调整,对于市场而言,既是存量调整,也是新的增长点。故此,零售连锁药店、DTP药房、院边店、医药电商、互联网+医疗企业等瞄准这一机会,积极进行布局。

其中,连锁药店最被看好、DTP药房增长最快、院边店近水楼台先得月、医药电商尝试“药+医”,打造服务闭环、处方平台、互联网医院提供支撑。

据推算,2018年处方外流规模在400-900亿元之间。但是处方外流很难标准化,所以以上只是一个大致的推算过程,可能与实际情况有一定出入。另外,随着分级诊疗、基层用药放开等影响,公立等级医院的患者可能分流到基层,基层医疗机构也会成为处方外流的重要承接方。

处方外流是一个系统性行为,涉及医疗改革、药品流通及零售渠道调整,经营结构转变,医保政策调整,医疗服务方式转变、患者意愿转变等诸多环节,将会有一个曲折的探索过程。

国内互联网两大巨头腾讯和阿里在“互联网+医疗”领域亦颇多布局:腾讯公布了“微信智慧医院3.0”计划、正式启动了医疗影像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阿里旗下阿里健康和西安国际医学联姻,打造“互联网+”新医疗模式。

而在近期动作之外,腾讯、阿里在“互联网+医疗”领域的触角已经延伸到医疗的各个环节,比如互联网医院、医药零售、医疗AI、医疗信息化等。可以说,这两家企业在“互联网+医疗”领域已然“All-in”。

那么,腾讯、阿里在“互联网+医疗”领域到底有何布局、他们的布局逻辑有何异同、他们将如何用互联网技术“赋能”医疗行业、他们期望实现何种目标、对未来医疗发展有何影响?

腾讯 “自有”医疗业务包括微信智慧医疗、微保、腾讯觅影、企鹅医典、腾讯云、腾爱糖大夫等;阿里在医疗领域的“自有”布局包括阿里健康、蚂蚁金服、阿里云、淘宝四大板块,另外,云锋基金常作为投资/资源整合平台出现。两家在医疗领域具有大量的投资事件,参投公司超过50家。

从两家企业医疗布局未来走向看,腾讯开放性更强,原因在于腾讯已经“投行化”,它更看重行业未来的成长性,并提前布局;而阿里的布局是围绕产业链的某一环节进行逐步丰富,并希望占据该“入口”,实现整体资源的盘活。

目前看,腾讯、阿里在医疗领域并未正面交锋,即使是相似度较高的“未来医院”和“智慧医院”,以及医疗AI业务,也还远未达到短兵相接的程度。而医疗健康行业的庞大市场,为腾讯、阿里这样既有资金,又有技术沉淀和产业资源优势的企业提供了非常宽广的施展舞台,二者或在竞争中推动医疗产业发展。

PBM(Pharmacy Benefit Management,直译为药品福利管理)这一模式在2010年左右从美国漂洋过海来到中国,大致经历了“萌芽——沉寂——复苏”三个发展阶段。

PBM诞生在上世纪60年代末期的美国,伴随着塑料保障卡的发明应运而生;70年代,出现了处方审核的雏形;80年代处方审核的模式进一步发展,PBM成为了管理门诊处方药的中坚力量。

80年代之后,PBM业务在两大因素驱动下快速发展:其一是随着医疗服务和处方药费用快速上涨,控费需求不断提升;其二是药物发现“黄金时代”的到来,每年有大量的新药上市,需要有机构帮助付款人跟踪新药的推出和使用情况,并根据效果、费用等指标在老药和新药的选用之间达成平衡。

今天而言,美国市场的PBM玩家大致分为几类:其一是“嵌”在保险公司里面的PBM,如健康险公司联合健康旗下的PBM公司Optum;其二是连锁药店开办的PBM公司,如CVS旗下的Caremark;再一种是独立型PBM,如Medimpact(美德医)。

PBM来时,业内期盼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PBM沉寂时,行业观点是“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PBM再次复苏,更强调“本地化”与“中国式创新”。

PBM斡旋于众多利益相关方——药企、保险、医疗机构、药店、患者之间,优化诊疗服务和用药路径,并力求在保证治疗效果的基础上,尽可能地降低医疗支出。在快速推进改革中的中国医疗市场而言,利益关系更加错综复杂,非创新不能解围城之困,PBM再次被寄予厚望。

中国本土化PBM业务跑通需要具备六大关键要素:

i. 强大的药品议价权:保证PBM能以较低价格从上游药厂采购药品;

ii. 开具并审核处方的能力:保证PBM能根据药品处方辅助患者合理用药;

iii. 足够的患者流量:保证PBM有足够的患者基础及药品销量;

iv. 成熟的供应链体系:保证药品以较高效率流通;

v. 完善的支付端保障:保证药品实现最终支付;

vi. 连续性慢病用药数据:保证PBM了解慢病患者用药规律。

“医改”大背景下,中国的医疗健康产业快速变化,国外任何有益的模式都能找到试水的土壤——比如和美国学PBM、和日本学零售药店分级管理,以及推进药品生产流通使用向规模化、集约化发展等。寻找变化中的机会,而不是拘泥于商业模型中条条框框,这才是创新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