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猪宝宝”人人爱 猪年出生人口会不会增多？

内容摘要

猪年出生人口会不会增多？

出生人口最主要的影响因素是育龄女性人数及生育意愿，我们认为这两项因素短期内均难以有效改善，因此，即使全面放开生育政策，对刺激生育的效果也较为有限。2019年是农历猪年，是否会出现“金猪宝宝”集中出生进而推升出生人口？我们分析了1930年以来我国出生人口数据，整体来看，我国传统观念中的出生人口生肖特征并不显著。据我们测算，如果中性假设2019年我国总和生育率为1.5，则2019年理论上的出生人口将约为1479万人，相比2018年1523万人继续缩减。

我国计划生育政策效果显著，目前总和生育率降至1.5-1.6低位

我国计划生育政策效果显著，总和生育率已由20世纪60年代第二轮婴儿潮时期最高6.4的水平下滑至当前的1.5-1.6，2018年仅为1.52，已明显低于能够维持人口世代更替的2.1。近几年，随着我国人口红利进入衰减期及老龄化程度的加深，人口政策也作出适时调整，但“二孩”政策调整后，出生人口却并未如期大幅回升。

出生人口数量下行的原因：育龄女性人数降低、生育意愿下降

政策调整后，出生人口不及预期的主因并非二孩政策效果不显著，恰恰相反，2016和2017年新生儿中二孩占比分别高达40.4%和51.2%，二孩政策不仅效果显著，且二孩在新生儿中已起到主力支撑。目前出生人口减少主因是一孩数量下滑过快，其核心原因在于育龄女性人数及生育意愿同时降低，并且，由于未来15年内育龄女性人数走势可确认下行，因此该项因素更为主导，据我们测算，2032年，我国育龄女性将降至2.97亿，育龄女性（尤其是生育高峰女性）人数的减少，将成为未来出生人口大幅下降的核心拖累因素之一，市场普遍提出的房价过高的影响我们认为较为片面。

生育意愿低的主因：经济发展水平、女性受教育程度及孩子养育成本高企

生育意愿主要取决于儿童的死亡率及母亲的生育成本，以总和生育率代表生育意愿，我国总和生育率已濒临1.5的“低生育陷阱”边缘。我们认为，当前我国育龄人群生育意愿较低有以下原因：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医疗卫生条件越好，生育意愿越低；我国女性受教育程度逐渐提高，经济和思想更为独立，对婚姻依赖度降低，对工作依赖度提高，职场女性选择生育的机会成本提高；高昂的养育成本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人们的生育意愿。

未来人口政策：计划生育的淡化是必然趋势，但预计政策效果较为有限

2018年3月，全国人大审议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决定组建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作为国务院组成部门，不再保留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由此我们认为，计划生育的淡化将是必然的趋势，这有助于解决我国中长期经济潜在增速下行问题，也可提高居民增量需求，新生儿增多不仅将直接拉动母婴、医疗、教育等产品需求，也将带动汽车、住房的置换需求，进而对地产投资也有带动。但我们认为，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生育观念的转变，鼓励生育政策大概率难以扭转我国总和生育率的颓势。叠加育龄女性人数的减少，预计2019年我国出生人口大概率继续下行。

中长期我国总人口预测：2031-2037年间将迎来下行拐点

我们使用国际常用的队列要素法预测总人口，在悲观、中性和乐观（总和生育率维持在1.3、1.5和1.6）三种情形中，我国总人口将分别于2031年、2037年和2040年达到峰值，峰值分别约为14.1、14.4和14.6亿。并预计我国将于2019-2020年进入中度老龄化，在2030-2031年进入重度老龄化。老龄化水平将在2055-2060年间达到稳态，65+和60+老年人口占比将稳定在35%、41%左右，此时65+人口的老年抚养比将约为67%，相比2017年的16%，抚养压力成倍增长。

1、放开生育政策效果不及预期；2、人口老龄化进度加速，对经济构成的较大负面冲击；3、生活成本继续增长，继续降低居民生育意愿。

正 文

2019年1月21日，统计局发布2018年我国人口数据，截至2018年末，我国总人口139538万人，比上年末增加530万人。全年出生人口1523万人，人口出生率为10.94‰，出生率创下了1952年有此数据以来的最低值。经我们近似估算，1523万出生人口对应的我国总和生育率约为1.52，相比2017年测算值1.69出现了大幅下行，意味着我国进一步逼近“低生育率陷阱”。

一、我国建国以来的三轮婴儿潮及当前人口生育现状：我国计划生育政策效果显著，目前总和生育率降至1.5-1.6低位

建国初期，国家对劳动力的需求较大，实行了鼓励生育政策，同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为落后，人口死亡率较高，也使得人们生育意愿较强，1950-1958年间，我国年均出生2100万人、出生率34.24‰，迎来了第一轮婴儿潮。1959-1962年大跃进、大饥荒时期，人口出生率受到较大冲击，1962年自然灾害结束，第二轮婴儿潮随之开启，当年新生儿数及出生率分别为2491万人和37.02‰，均达到历史高位。

但是，人口的膨胀给社会带来了卫生、教育、就业等一系列问题，1971年7月，国务院批转《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把控制人口增长的指标首次纳入国民经济发展计划。1973年，正式成立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及办公室，标志着我国开始全面推行计划生育，当时的计划生育政策是“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此后，我国出生人数及出生率逐步下降，第二轮婴儿潮结束。1980年，《关于控制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提出“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孩子”的“一胎化”政策；1982年，十二大报告明确将“计划生育”纳入我国基本国策，即使第二轮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人口在此时进入育龄阶段，推升第三轮婴儿潮，但幅度明显弱于以往。

计划生育政策效果显著，我国人口出生率稳步下行，2017年降至12.4‰，相比1963年的建国后高点43.6‰下行逾30‰，总和生育率（指该国家或地区的妇女在育龄期间，每个妇女平均的生育子女数）由第二轮婴儿潮时期最高6.4的水平下滑至1.5-1.6的位置，我们使用2018年出生人口及2017年育龄女性人数倒算，2018年总和生育率仅约为1.52，明显低于能够维持人口总量不变所需的“世代更替”水平2.1，如果生育率持续保持在这个位置，未来我国人口总量势必走向衰退。

需指出的是，此处我们使用世界银行发布的总和生育率数据。我国统计局每年发布各年龄段育龄女性的生育率数据，15-49岁加总所得的总和生育率约为1.1-1.2之间，明显小于世界银行数据。统计局数据与育龄女性人数、出生人口数目之间的匹配度较弱，国际可比性也较差，因此我们在本篇报告中使用世界银行数据。

不仅如此，20世纪初我国迎来刘易斯拐点，2011年起人口红利进入衰减期，老龄化程度也逐渐深化，人口问题正在成为制约经济中长期发展的潜在威胁。由此，我国的人口政策近几年进行了适时调整：2013年11月15日，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单独二孩”放开；2015年10月29日，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提出：“促进人口均衡发展，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全面二孩”放开。

但政策放松后，出生人口数量却并未如期大幅回升。全面二孩政策自2016年1月1日正式实施，2016年我国出生人口1786万人，达到了2000年后的最大规模，但2017年出生人口再次下滑，仅为1723万人，远低于市场此前预期。2018年刚刚发布的出生人口为1523万人，相比2017年大幅减少200万人。

是否因为二孩政策效果不显著？我们认为不是，其实全面二孩政策放开后，2016和2017年新生儿中二孩分别达到721万和883万人，占当年全部新生儿比重分别达到40.4%和51.2%，说明二孩政策不仅效果显著，且二孩在新生儿中已经起到了主力支撑作用，如果没有全面放开二孩政策，新生儿数目将减少得更多。

因此，这也说明了另外一个问题：目前出生人口减少的主要原因在于一孩数量下滑过快。市场有观点将原因归为房价上涨及生活成本提高等因素，但我们认为这仅是影响生育意愿的其中一个方面，一孩数量的下滑最核心源于两项因素：育龄女性人数的减少及生育意愿的降低，我们甚至认为，前者更为关键，这是因为，在死亡率稳定的情况下，未来15年内15-49岁的育龄女性人数走势是可以基本确定的，这是一项通过当前的政策调整无法改变的数据，随着育龄女性人数减少，若生育率并未大幅提升，出生人口必然减少。

再看生育意愿，我们可以使用总和生育率来度量，该数据目前已经濒临1.5的“低生育率陷阱”水平，我们认为，随着女性受教育程度及生育机会成本的提高，即使配合鼓励生育政策，也难以有效提高生育意愿。综合来看，两项决定出生人口的核心因素在短期内都难以有效改善，我们认为未来我国出生人口逐渐下行将是基本确定的，人口总量动能也在逐渐减弱，未来急需转变人口政策，同时促进生产方式的转型升级以激发科技红利，应对人口红利的衰减。

二、出生人口数量下行的核心原因：育龄女性人数减少、生育意愿下降

> 2.1 育龄女性人数减少

新生人口主要取决于育龄女性人数（15-49岁）及生育意愿，其中，生育意愿又主要取决于母亲的生育成本及儿童的死亡率。育龄女性是指15-49岁的女性，15年内（即2032年之前），这项数据的走势主要取决于当前的人口年龄结构及其存活率，是可以基本确定的，这也是出生人口较为可预测的主要原因。2002年起，我国1980-1990年第三轮婴儿潮出生的人口进入22-30岁的生育高峰期，这使得2002年至2017年我国出生人口均值达到1635万人，远高于1999年的1150万人和2000年的1379万人，出现明显抬升。但随着婴儿潮人口红利的消失，育龄女性基数正在缩减，2011年，我国育龄女性人口达到历史峰值3.75亿，据我们估算，截至2018年已经降至3.45亿人，这种趋势还在继续。

我们结合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中的女性年龄结构数据及保监会2016年底发布的《中国人身保险业经验生命表（2010－2013）》，运用队列要素法预测我国总人口及其他人口结构数据（下文第五部分详细介绍）。经我们测算，2032年育龄女性人数将降至2.97亿，育龄女性人数的减少，尤其是生育高峰期女性人数的减少，将成为未来出生人口大幅下降的核心拖累因素之一。

如果我们进一步假设自2019年起，总和生育率分别稳定于1.6、1.5和1.3三种情形，即乐观、中性和悲观，并假设出生人口性别比（男性：女性）由2017年的1.15匀速下降至发达国家一般水平1.08，并在后续年份稳定于此，则可以做后续年份的进一步预测。测算结果显示，至2050年，乐观、中性及悲观三种情形下，我国的育龄女性人数将分别降至2.42亿、2.35及2.19亿人，生育高峰期女性人数则将分别仅有5312万、4932万及4190万人，对应相应的总和生育率，2050年的出生人口将分别降至1109万、1007万及816万人。

> 2.2 结婚意愿、生育意愿双双下降

当前青年人结婚意愿偏低已经成为一种社会现象。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4年以来，我国结婚登记人数持续负增长，而离婚登记人数则维持正增长。从初婚年龄来看，1990年后，我国人口初婚年龄逐年上升，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10年我国男性初婚年龄为25.86岁，女性初婚年龄为23.89岁，相比1990年的23.57和22.02岁，均延后了约2岁。观察美国人口的初婚年龄中位数，不难看出，结婚年龄上升，结婚意愿降低或许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普遍现象，但与发达国家不同，我国婚外出生人口占比较低，因此结婚率的降低也是新生人口降低的主要原因之一。

以总和生育率所代表的生育意愿处于低位，且已濒临“低生育陷阱”的边缘。一般情况下，能使人口总量保持世代更替的总和生育率为2.1，维也纳人口研究院的人口学家伍尔夫刚·卢茨（Wolfgang Lutz）等人提出的“低生育陷阱”假设认为，一旦生育率下降到一定水平，一般为1.5以下，由于价值观转变、生存压力增加等多方面的因素共同作用，生育率会继续不断下降，很难甚至不可能逆转。即便是北欧国家如此慷慨、全面的激励措施，也只是使丹麦、挪威、瑞典和芬兰四国的生育率自 80年代以来止跌为稳，并未反弹至更替水平。

受计划生育政策逐渐推开影响，1966年后，我国总和生育率逐渐下行，70年代回落幅度最快，1965年最高时总和生育率为6.396，1980年已经降至2.63。近几年，数据在1.6附近波动，已经接近低生育陷阱临界值，我们认为鼓励生育政策生效难度已经越来越大。

> 2.3 生育意愿下降的原因分析：经济发展水平、女性受教育程度及孩子养育成本的提高

生育意愿走低有以下主要原因：

首先，生育意愿与经济发展水平负相关，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医疗卫生条件越好，新生儿存活率越高，人们生育意愿越低。我国建国初期经济水平低下，人们普遍选择增加生育以应对孩子存活率不高的问题，生育率处在较高水平。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这个问题得到逐步改善，生育率也随之下降。我们也观察了国际上主要经济体人均GDP水平与总和生育率走势，可以发现两者较为明显的负相关，人均GDP水平越低的国家，生育率相对越高。

其次，生育意愿降低与女性受教育程度及劳动参与率的提高直接相关。我们比对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中按性别划分的受教育程度数据，2000年，大学本科中男女占比分别为65%和35%，2010年，女性占比升近10个百分点至45%，男性占比则降至55%；研究生学历同样存在这样的情况，女性占比由2010年的30%提高13个百分点至43%。这体现出近年来我国女性受教育程度的大幅提高，而受教育程度提高使得结婚及生育年龄有所推迟。

美国国家劳工部网站2012年发布的“国际劳动力对比图表”数据显示（2010年数据），中国妇女劳动参与率高达68%，这一数值远高于世界其他主要经济体（2010年，美国约59%，德国约52%，法国约51%，日本约48%，印度约29%）。总的来看，我国女性不仅受教育程度逐渐提高，经济和思想也更为独立，其对婚姻的依赖度降低，而对工作的依赖度提高，职场女性越来越多的面对工作与家庭之间的权衡和取舍，选择生育的机会成本变得更高。

最后，孩子养育成本及生活成本的高企。当前人们对养育孩子的观念发生了较大的转变，对孩子教育和高质量培养的标准大幅提高，花费的精力和成本自然更高。新浪于2017年11月发布的《2017中国家庭教育消费白皮书》数据显示，中国家庭教育支出占到了家庭年收入的20%以上，目前孩子的生育和培养支出已经成为很多家庭面临的最大的成本开支。并且，有30%的家长愿意支付超出其消费能力的学费，可见当前家长对于孩子教育的重视程度。《白皮书》中另外一个数据显示，学龄前孩子上过辅导班的比重达到89.92%，选择的种类方面，兴趣爱好占比高达58.73%，特长类占比11%，两者加总是主科的两倍，可见我国家长对孩子全面、综合发展的培养诉求已经成为普遍现象。

高昂的养育成本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部分群体的生育意愿，尤其是，当前的育龄年轻人多数为独生子女一代，一个家庭肩负四位老人的抚养压力，他们还面临着更大的工作压力，更高的房价，共同导致了生育意愿的降低。

三、未来人口政策预测：从机构改革职能调整来看，计划生育的淡化是必然趋势

> 3.1 计划生育的淡化是一个必然的趋势

2018年3月，全国人大审议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组建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作为国务院组成部门，不再保留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负责开展人口监测预警工作，拟订生育政策，研究提出与生育相关的人口数量、素质、结构、分布方面的政策建议，促进生育政策和相关经济社会政策配套衔接，参与制定人口发展规划和政策，落实国家人口发展规划中的有关任务。

我们认为，组建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意在淡化原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计划生育概念，为适时调整人口政策做铺垫。从国家机构的职能调整上来看，计划生育的淡化是一个必然的趋势，预计全面放开生育政策将是大势所趋。放开生育政策一方面有助于解决我国中长期经济潜在增速下行问题，另外也可提高居民增量需求，新生儿的增多不仅将直接拉动母婴用品、医疗、教育等产品需求，也将带动汽车、住房等的置换需求，进而对地产投资也有带动作用。

2018年9月10日，卫健委发文《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决定撤销三个司局：计划生育基层指导司、计划生育家庭发展司、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服务管理司，新增4个司局：老龄健康司、职业健康司、人口健康与家庭发展司、保健局，本次部门调整进一步强化了计划生育政策将被完全放开的政策预期。

> 3.2 我们预计即使全面放开生育政策，对刺激生育的效果也较为有限

我们预计即使全面放开生育政策，对刺激生育的效果也较为有限。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育龄女性人口的递减是个不可逆的趋势，女性教育水平及对工作依赖度的提高增加了生育成本，一孩生育仍不乐观。第二，不论是理论层面还是参考国际经验，目前我国已经濒临“低生育率陷阱”，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生育观念的转变，鼓励生育政策大概率难以扭转我国总和生育率的颓势。第三，存量二胎需求已被大量消耗，未来边际增量将递减。2017年初，原卫计委披露信息称“全面放开二孩政策时，符合生全面两孩的目标人群是9000万。因为多种原因的影响，在9000万目标人群里能够生小孩的只有28%”，我们计算该数据约2520万人。2016、2017年生育二孩共计1604万人，再考虑到2018年的数据，预计未来全面二孩政策所带来的存量二孩需求对新生人口数量的边际影响将逐渐减弱。第四，全面放开生育政策的目标群体体量显著少于全面二孩。2016-2018年已生育二孩群体是全面放开生育政策后可生育三孩的主要潜力人群，即使也按照28%的比重近似折算，全面放开生育政策的目标群体也仅有约450-560万人，显著低于全面二孩时期目标群体人数。实际上，相关调查数据显示，我国育龄人群的三孩生育意愿普遍较低，2013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hinese Social Survey，简称CSS）的数据显示，全国育龄人群平均理想子女数目为1.93个，其中0孩、1孩、2孩、3孩及以上的占比分别为0.1%、13.2%、81.8%和4.9%，这说明适龄人群生育二孩的意愿是最强的，但选择生育三个孩子的意愿明显较弱。这意味着上述计算中所使用的折算比例将远小于28%，即全面放开生育的目标人群可能远小于450万人，每年释放的新生人口数量则更少。

分结构来看，全面放开生育政策效果可能分化。我们在下表中列出了2013年CSS的分年龄组、性别、户口性质、受教育程度等结构数据。数据显示，年龄越大，生育三孩的意愿越强，40-44岁年龄组的理想子女数为3孩及以上的占比6.3%，显著高于20-24岁的3.1%和全部样本均值4.9%；农业户口生育三孩的意愿更强，农业户口居民的理想子女数为3孩及以上占比6%，高于非农业户口居民2.1%；受教育程度越低，生育三孩的意愿越强，小学及以下人口3孩及以上的意愿概率为10.1%，远高于大专及以上人口的2.5%。由此可见，全面放开生育政策对不同群体的影响存在较大的差异，分结构来看，预计全面放开生育政策对农村地区、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群体的生育意愿提升更为明显。

放开生育政策也可能带来相关负面影响，比如将加重新生儿性别失衡问题。受传统“重男轻女”思维影响，我国新生儿性别比例长期处于失衡状态，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21.21（女=100），即每100名新生儿中约有55名男婴。按孩次来看，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全国第一孩、第二孩、第三孩的新生儿性别比分别为113.73、130.29、161.56，呈现递增趋势，可见我国家庭要二胎时会更加看重新生儿性别，并且更偏好男婴。由此我们认为，如果全面放开生育政策，新生儿性别失衡问题可能会更加严重，而女婴比例的减少将导致未来育龄妇女比例的减少，中长期反而不利于人口增长。

> 3.3 国际经验显示，鼓励生育政策效果并不明显

世界各国普遍实行很充分的生育鼓励和补贴政策。以日本为例，日本现行实行各方面的鼓励生育政策：个人福利方面，妇女在生产之后不仅享有产假，还有育儿假期，二者合起来的时长在一年左右。另外，对生病儿童的照顾也算休假。在社会照料方面，孩子上保育园和幼儿园的50%以上的费用是国家出。日本自2010年起开始放宽儿童津贴制度，15岁前每月可领取1.3万日元；2012年后再次作出调整：3岁以下儿童每月津贴1.5万日元，3岁以上15岁以下的实行1万日元的差异补贴。2017年，日本政府通过了2万亿日元的“造人革命”计划，预计将在3年内实现日本幼儿的教育无偿化，这一计划将为全国3-5岁的儿童提供免费幼儿园服务。在法国，生育第三个孩子的妈妈在一年内可以获得每月1000欧元的津贴；在新加坡，两个孩子以上的家庭，给予高免税额及特别扣除额，如果生育第三个孩子，还可以分配到国宅，另外国家设立“婴儿红利”计划，政府会在一对夫妇生育第二个或第三个孩子时，将钱存入夫妇的户头，供应其支付托儿所或幼儿园的费用。

但是，从各国总和生育率数据来看，不论是一孩还是多孩的鼓励生育政策，效果均并不明显。生育率水平仍与经济发展水平直接相关，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生育率仍然持续下行或徘徊低位。我们倾向于认为人口政策同样存在紧缩与宽松的非对称性，“推绳子”效果常常显著弱于“拉绳子”。

四、出生人口是否有生肖规律，猪年出生人口是否会增多？

> 4.1 我国居民生育行为是否有猪年偏好？

2019年是农历猪年，是否会出现“金猪宝宝”集中出生进而推升出生人口呢？我们分析了1930年以来我国出生人口数据，整体来看，我国传统观念中的出生人口生肖特征并不显著。我们首先看各生肖的新生人口增速，数据显示，猪年的人口增速并未显著高于其他生肖，甚至增速为负，低于大多数生肖。为排除不可抗因素的影响，我们使用育龄女性人数与总和生育率计算当年理论出生人数：出生人口≈育龄女性人数×总和生育率/35（育龄女性为15-49岁年龄段的女性，生育时期为35年）；我们认为，理论出生人数与实际出生人数之间的差值基本可排除婴儿潮、政策的影响，用于度量生肖差异更为合理。经我们计算，不论是绝对差值还是相对差值，猪年的实际出生人口均没有显著高于理论出生人口，猪年生育偏好并不显著。由此我们认为，除了受自然灾害、战争等不可抗因素及政策的影响，出生人口最主要的影响因素仍是育龄女性人数及生育意愿。

> 4.2 2019猪年出生人口预测

因此，我们依据育龄女性人数及生育意愿预测2019年的出生人口。2011年后，我国育龄女性人数进入下行通道，在2.1部分的计算中，我使用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中的女性年龄结构数据及保监会2016年底发布的生命表数据，对未来的育龄女性人数作出预测，预测数据显示2018年育龄女性降至约3.45亿人，如果中性假设2019年我国总和生育率为1.5，则2019年理论上的出生人口将约为3.45亿×1.5/35=1479万人，相比2018年的出生人数1523万人继续缩减。

五、中长期我国总人口预测：2031-2037年间将迎来下行拐点

我们使用国际常用的队列要素法（cohort-component method）预测我国总人口，延续此前的三类情景假设，分为乐观、中性、悲观三种预期，得到总人口的中位数及其运行区间。

队列要素法的计算过程是：当某一区域人口达到较大规模时，其不同年龄组人口随时间的变化有比较稳定的特性。该方法需要以下基础数据：基期每一年龄、每一性别人口数，预测期的死亡率、净迁出率、生育率及新生儿性别比。设t期总人口数、出生人数、死亡人数、净迁出数分别为Pt、Bt、Dt、Mt，队列要素法遵循以下简化公式：

具体步骤为：第一，对预测期的四个参数进行假设，该假设一般基于对预测期人口变化的合理判断；第二，利用死亡率及净迁出率的假设计算各年龄人口数。以计算t+1期2岁人口数为例，利用t期1岁人口数分别乘下一期2岁的死亡率及净迁出率，可以得到t+1期2岁人口的死亡数及净迁出数，再将该变化数量从1岁人口数中扣除，从而得到t+1期2岁人口数，为简化计算，我们将总死亡人口按照统计局数据线性外推，忽略净迁出人口；第三，利用生育率及新生儿性别比的假设计算各期男、女出生人数。以计算t+1期新生女婴数为例，利用t期15-49岁育龄女性数乘生育率，可以得到t+1期新生儿人数，再利用新生儿性别比即可得到新生儿女婴数；第四，利用简化公式，得到t+1期总人口数及每一年龄、每一性别人口数；第五，重复上述步骤即可得到未来各期的人口预测情况。

经我们测算，假设2019年起，我国总和生育率分别保持在1.3、1.5和1.6，即在悲观、中性和乐观三种情况下，我国总人口将分别于2031年、2037年和2040年达到峰值，峰值分别约为14.1、14.4和14.6亿人。随着育龄女性人口总数的下降和以总和生育率为代表的生育意愿的降低，出生人口数目也将是趋势下行的；与之相反，人口老龄化的深化会带来死亡率的上升，人口增长势能将逐渐减弱，两者交错之处就是人口总量拐头向下的时点。如果更为悲观的情况发生，人口峰值出现的时间会更早，峰值数值会更低。

我们也得到了老龄化未来的演进路径。按照联合国标准，60岁以上人口占人口总数的10%、20%、30%，或65岁以上人口占人口总数的7%、14%、21%，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进入轻度、中度和重度老龄化社会。我国自1999年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截至2017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到17.3%，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到11.4%，目前处于轻度老龄化阶段。经过我们模型的测算，在三种情形下，我国的老龄化进度基本一致，预计将于2019-2020年进入中度老龄化，在2030-2031年进入重度老龄化。这两个时点老龄化速度将明显加快，这段期间也将是我国老龄化问题发酵从量变向质变转化的关键时点，社会性养老压力的提升、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压力、医疗资源的稀缺等等问题，预计将逐渐有所暴露，因此政策的提前布局有其必要性和紧迫性。

更长的时间维度内，老年人口占比将趋于稳定。我们的测算结果显示，老龄化水平不会一直增长，在2055-2060年间，我国的65+和60+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将达到稳态水平，其中，65+老年人口占比稳定在35%附近，60+老年人口占比稳定在41%附近。但是，在更为悲观的情况下，如果总和生育率继续走低，那么老龄化程度将继续加深。

在总和生育率保持在1.5水平的中性假设下，我们以2065年数据为例测算老龄化稳态时期的老年抚养比。数据显示，2065年，我国65+老年人口的老年抚养比将达到67%的水平，而在2017年，这个数据仅为16%，抚养压力出现了成倍增长。

劳动力方面，不仅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在缩减，至2065年，该数据将由2017年的72%降至53%，且劳动力老化程度也将大幅加重。测算结果显示，2065年，45-64岁大龄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重将达到45%的高位。

本文作者李超、 孙欧，来源于“李超宏观研究与资产配置”公众号，华尔街见闻专栏作者，原文题目《猪年出生人口会不会增多？——对未来人口及人口政策的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