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8，欧洲在燃烧

答案就是1848年革命。迈克·拉波特的《1848：革命之年》是中文领域里最详尽、完整的一本1848年革命史。作者在讲述1848年革命全过程的同时，还以一种非常深入、清晰的方式讨论了1848年革命的爆发成因以及它为什么会失败。

二

1848年革命实际上是18世纪中后期兴起的产业革命的副产品。随着拿破仑帝国的灭亡和大陆封锁令的消失，在英国兴起的近代机械化大生产和蒸汽机车横扫了复辟时期的欧洲。对未来的欧洲来说，这些技术进步意味着经济的发展、财富的积累、市场的扩大——产业革命的这些影响最终塑造了人们熟悉的那个工厂林立、繁荣富庶的十九世纪欧洲。但在1815-1848年之间的复辟时期，产业革命的这些好处还没有能够展现出来。相反，机械化生产的影响首先是对城市手工工匠的冲击。行会这种古老的制度一方面限制了会员后代选择职业的自由，另一方面却也保障了会员能够免受外来商品的冲击，保障了他们手工作坊产品的销售和利润。

在拿破仑战争期间，面对横扫欧洲的法国的威胁，欧洲各国纷纷救亡图存、进行改革。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对行会垄断市场制度的废除。这项改革当中好的一面是，废除了身份对个人自主择业的限制；坏的一面就是随着商品在整个国家的自由流通，行会“师傅”们的产品不得不面对外来商品的直接冲击。1815年以前，因为拿破仑强硬地推行他《大陆封锁令》，禁止欧洲各国和英国进行贸易，所以这种改革的冲击表现得并不明显。而拿破仑帝国灭亡后，英国商品随着和平的降临而重新出现在欧洲市场上，就直接冲击了那些失去行会保护的手工工匠们。

产业革命让欧洲市民阶级的下层陷入困境，城市中层阶级的处境自然也不会好。英国商品的冲击让欧洲大陆的经济陷入持续的低靡。经济上的不景气，又伴随以1846年的农业歉收，这场真菌引起的土豆绝收，造成了惊人的“爱尔兰大饥荒”，但事实上土豆绝收并不仅限于爱尔兰，在整个中欧，原本就已经被迫以土豆充饥的人们，受到这场土豆病害的最大打击。1846年的土豆绝收之后，还有1847年的金融恐慌。

所有这些接二连三的灾祸，把原本忿忿不平的中层阶级推入困境，把原本陷入困境的下层阶级推向绝望。而此时的欧洲刚好有一个吸引了全部仇恨的靶子——梅特涅和他的维也纳体系。从1814年的维也纳会议以来，奥地利帝国的这位宰相就以欧洲的领导者自居，他对内无力改革奥地利帝国，重振这个被拿破仑战争摧残到民穷财尽的国家。于是就只好成为意大利和德意志各邦君主“革命恐惧症”的主要医师，以此掩盖奥地利帝国和他自己的虚弱无力。

绝望的下层阶级渴望改变处境，中层阶级则心怀怨恨。于是当1848年的春天革命爆发时，他们联合在了一起。1848年革命是一场城市为主的革命，十万人口以上的欧洲城市几乎都爆发了革命。反过来说在农村，在那些受农业歉收和金融恐慌冲击比较轻的地方，革命的热忱其实要低得多。

三

这种同盟既解释了为什么革命能够爆发，也解释了为什么革命能够在初期取得胜利。因为这个时期的欧洲，城市依然主导着整个社会,市民阶级的中层和下层这两个人数最多的阶层又联起手来，反抗已经持续了三十多年、甚至连开明派贵族和高级教士都已经越来越不耐烦的梅特涅体制。在米兰爆发的起义当中，米兰大主教高举意大利的三色旗出现在人们面前，让整座城市随之沸腾起来。在汹涌的民意之下，沙皇俄国以西唯一的大君主国法国的国王路易-菲利普都无力抗拒，那么还停留在碎片化状态的德意志和意大利，自然也没有任何一个君主能够加以抵抗。

但这个同盟也解释了为什么1848年革命会走向失败。因为工人、手工工匠虽然都属于方兴未艾的市民阶级，他们也的确在1848年春天与市民阶级里的中层甚至上层，组成了联盟。但他们对这场革命的需求却是完全不同的：下层阶级需要的是生存，中层阶级和开明的上层阶级争取的却是“自由和统一”。

在技术进步真正造福欧洲以前，这两种需求是无法同时满足的。因为社会财富并没有随着技术的进步而大量增长，相反技术进步仅仅让财富从手工工匠手中集中到企业主手里。这种情况下，下层阶级想要争取生存，就意味着他们要威胁到“神圣的财产权”和“秩序”。于是当1848年夏天革命进入高潮时，原本联合在一起投身革命的市民阶级就不得不面对一个选择——究竟是为了政治上的自由和民族的解放而甘愿放弃财产和秩序？还是为了捍卫自己的财产权而与被打败但尚未被消灭的传统的统治者合作以换取秩序。当他们作出这个选择的时候，1848年革命的命运就已经注定了。

四

如果1848年革命是一个热门题材，那么这篇文章写到这里就可以打住了。事实上如果1848年革命足够受人重视，那么连前边的这些内容都不需要写。可惜这并不是一个热门题材，它看起来非常重要，以至于被写进了历史的教科书，但人们却完全意识不到它的重要。除了某些热衷于比较法国和欧洲大陆与盎格鲁-撒克逊的文化差异的学者之外，我们也很少看到有人提到1848年革命。

但事实上1848年革命是19世纪欧洲历史的一个分水岭。从地图就能发现，1848年欧洲的政治版图，看起来更接近1789年的欧洲，而不是1871年的欧洲。当时的欧洲还维持着那种法国和俄国一东一西两强并列，它们之间的德意志和意大利则邦国林立四分五裂的局面。德意志建立了一个松散的国际组织“德意志邦联”，而意大利连邦联也不存在，到1848年，意大利依然是一个地理概念。

但1848年革命之后，欧洲的历史仿佛突然上紧了发条。1848年革命以后11年的1859年，意大利王国建立；1867年北德意志联邦宪法通过；1870年意大利王国趁普法战争之机占领罗马。1871年德意志帝国宪法通过。短短的二十几年间，持续了几个世纪的碎片化的中欧被两个新兴的君主国所取代。欧洲发生的这种翻天覆地的改变，原因依然可以从1848年革命失败的原因里去找。

在革命中争取生存的下层阶级和争取“自由与统一”的中上层阶级，在1848年夏天分道扬镳。体面的市民们为了“秩序”和“财产权”与君主言归于好。当革命归于平息的时候，每一个亲身经历过它的人都知道，这场革命是因为曾经联合的两个阶层的背离，和曾经为敌的两个阶层的妥协而终结的。这些笑到最后的胜利者们，都很清楚有一个新的东西正在革命留下的沉默当中崛起，最终会威胁到他们每一个人。

为了逃避甚至战胜这可怕的威胁，1848年的胜利者们，不得不主动站出来回应1848年革命的呼声。他们依据自己的利益，选择了不同的道路。比如意大利的萨丁王国，就在1859年的意大利战争中，背靠法国这个强大的盟友，重演了1848年春天的战争。这一次撒丁王国的军队跟在法国军队和加里波第的红衫军后边，把意大利的三色旗插到意大利各地。面对1848年革命者“自由”和“统一”的呼声。萨伏依王朝一如既往的选择了统一。

在1867年的德意志，俾斯麦在普奥战争之后建立了一个“形式上更接近邦联”的德意志国家。虽然他不愿意在“统一”这个问题上满足德意志人民的呼声，但他却给这个新生的北德意志联邦，设置了一个由成年男子普选产生的议会。在拉萨尔的启发下，俾斯麦这位强硬的反对革命的容克贵族，竟然接受了革命者曾经呼吁过的“自由”。

在维也纳，1852年开始的“开明专制”终结了革命期间颁布的宪法，为了防止革命再次发生，王朝在维也纳被拆除的城墙的旧址上，规划了一条作为内城的平面防御工事的宽阔大道。这条道路按照皇家军队的要求，必须足够宽阔以免被街垒所切断。它的视野还应该是闭合的，每一条汇入大道的道路的入口都应该被宏伟的公共建筑所遮挡。这样才可以让道路上被追赶的人们找不到逃生的出口。而这条马蹄形的大道的两端，都指向1849年以后相继建造的两座兵营，这就是维也纳的“环城大道”。

环城大道对维也纳人虎视眈眈杀气腾腾。但随着市民阶级自身的分裂，和皇室重归于好的上层阶级却欣然接纳了这条大道。并且用“自由主义”时期的一系列建筑把环城大道塑造成维也纳市民阶级的丰碑和象征。

1848年革命迫使统治者们行动起来重塑了欧洲的政治版图，也决定了此后欧洲的政治制度，甚至还深刻的决定了巴黎、柏林和维也纳为代表的十九世纪欧洲大都市的市容和形象。从这个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我们印象中的那个十九世纪，本身就是1848年革命的产物。

五

1848年革命留下的另一个遗产体现在精神上。从启蒙时代以来，欧洲的知识分子和中上层阶级就相信，存在着一个举世皆然的真理，而且这个真理所昭示的理想的世界可以通过一场决定性的、辉煌的革命来实现。1789年到1848年之间欧洲的一系列革命无不是为了追求这个梦想。

那些投身于革命的知识分子相信，一切曾经束缚着人们的枷锁，无论是民族的、还是宗教的、甚至语言、文化和血统都可以被普遍的解放和自由所打破。一旦人们挣脱了这些束缚，他们的良知和本能就会让他们抛弃过去的争端和仇恨，自由地联合在一起，组成一个欧洲联盟或者联邦。这种信念和理想，就是席勒《欢乐颂》的主题。贝多芬想要用一部交响乐把这种梦想讲给全人类，他就把《欢乐颂》写进了第九交响乐的最后一个乐章，第九交响乐也因此被叫做《合唱交响乐》。

如果历史给这首交响乐预备一个最合适它的场景，那无疑是1848年。在那一年，萨克森宫廷歌剧院的乐队指挥理查德·瓦格纳和来自俄国的职业革命家巴枯宁坐在一起争论人类解放之后是否还会保留交响乐。面对宣布音乐为君主制糟粕的巴枯宁，瓦格纳宣布“请您听完我们的彩排，再考虑这个问题”彩排的曲目就是贝多芬的第九交响乐。彩排结束，瓦格纳问眼含热泪的巴库宁“您还认为音乐应该被消灭么？”巴枯宁回答“即使音乐是应该消灭的，我也愿意用生命去保卫它！”

如果贝多芬和席勒的梦想会实现，那它就应该在1848年实现，在这一年从黑海到大西洋，欧洲大陆上每一座十万人口以上的城市都在革命。循规蹈矩的市民，生活优裕的上层阶级和开明贵族，艰苦劳作的工人，还有那些只想拥有一个摊位来卖他们的香肠的小商贩。整个市民阶级都以一种惊人的热情参与到革命之中。柏林的市民不分男女，也不分身份，无论是衣衫褴褛的穷人还是头戴高筒礼貌的绅士，都在炮火的轰击之下以一种相同的热忱和勇敢去修筑街垒；当一座街垒被炮火摧毁，他们就在炮火的轰击下去修筑下一座。这种勇敢和熟练，震惊了那些围观的外国使节，他们写道“这些人看起来就像天生是干这行的一样”。

但1848年远去了，理想的世界却并未降临。1848年的春天，一直期盼着革命的诗人海涅最后一次出门，之后的八年他躺在病榻上咒骂德意志人。但也有人不像他这样沉湎于愤怒，而是试图找到更实际的理由。1848年革命就像一场遍及欧洲的嘉年华，人们在那个春天对美好时代的来临翘首以待，但最终却归于失望。于是人们纷纷从各自的领域寻找答案。虽然角度不同，但他们却几乎选择了同一个回答。那就是“专业化”。

这种追求专业化的倾向促进了科学的进步。科学和工业进步成为十九世纪后半期的主题。工业的进步让我们熟悉的那个欧洲浮出水面。1889年，作为大革命一百周年的纪念碑，埃菲尔铁塔在巴黎拔地而起，专业化渗透到了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1848年革命以后，文学和艺术领域里诞生了唯美主义运动。那个在街垒上高喊“枪毙奥皮克将军”的诗人波德莱尔，喊出了这个运动的标志性口号“为艺术而艺术”，和“想做诗人先成为评论家”。科学、艺术都在走向专业化，革命自然也不例外，1848年以前两个德意志革命者已经发表了他们的宣言，他们的主张在1848年革命中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但却成为之后欧洲革命的支配性理论。

（责任编辑：Aime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