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年「中日合邦」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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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年，康有为曾试图推行许多充满了想象力的举措。
比如：（1）要求开制度局、懋勤殿作为新的最高决策机构，以架空内阁军机处和六部衙门，使其成为纯粹的政策执行机构。（2）向光绪推销“中日合邦”。
关于后者，康有为《自编年谱》有这样一段记载：
“时与日本使矢野文雄约两国合邦大会议，定稿极详，请矢野君行知总署答允，然后可以大会于各省。而俄人知之，矢野君未敢。”
这是戊戌年四月的事情。康当时还没有得到皇帝的召见。
图：日本驻华公使矢野文雄
矢野文雄其人，曾任职日本大藏省，后入“报知新闻”工作，稍后在伊藤博文的推荐下，再度进入政界，1897年被任命为日本驻华公使。
矢野文雄与伊藤博文之间的交谊，是康党在“中日合邦”问题上与伊藤博文建立联系的重要桥梁。
“即合为一国，亦不为怪” 康有为没有在《自编年谱》里对“两国合邦大会议”作更详细的描述。 要明了他所说的“两国合邦”的具体性质，究竟是合并、联邦、邦联或仅仅是外交同盟，需要参考其他资料。 戊戌年七月二十四，刑部主事洪汝冲上书光绪皇帝，提出迁都、借才、联邦三条建议。除建议朝廷迁都荆襄之外，洪的“借才”、“联邦”二策，均与康有为的“中日合邦”方案有关。 关于“借才”，洪建议： 意即：建议光绪聘请“东西各国名士”来参与新政，这些“名士”并不只是顾问，而要“畀以事权”，赋予他们具体的职务和权力。 洪还向皇帝提出了他心目中的“名士”人选： 意即，洪心目中的理想人选，是刚刚卸任了日本首相职务的伊藤博文。 图：伊藤博文 关于“联邦”，洪的建议是： 洪所说的“联邦”一词，语意颇为含糊，但可以肯定，绝不是一般的国与国之间的结盟。若止于国与国之间的结盟，洪就不必拿“挪威合于瑞典”“匈牙利以合于奥地利”来举例了。 据孔祥吉的考据，洪的奏折极可能是康有为所拟。 李提摩太兜售“救中国妙法” 在洪汝冲向皇帝推荐伊藤博文的同时，康有为邀请了在华多年的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自上海赴京。 甲午战后，李提摩太撰有《新政策》一文，极力主张“中英合邦”。据《万国公报》的报道，李提摩太建议中国政府： 这一连串建议的实质，是希望中国将外交、新政、铁路、借款、报纸、教育等部门的权力交由西人掌管。 戊戌年夏天，李提摩太与康有为交往密切。李曾建议康，鉴于伊藤博文已经使日本变成一个强盛的国家，对中国政府来说，最好的办法就是请伊藤担任皇帝的顾问。康深表赞同，同时希望由李出任皇帝的另一名外国顾问。 图：李提摩太 据《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记载，抵达京城后，李曾与伊藤博文住在同一所旅馆，并与伊藤的秘书进行了长谈。稍后，康党及其同情者的奏折里多次出现李提摩太建议“合邦”的字句。 其实，在与康有为合作之前，李提摩太已经先后找过张之洞、李鸿章，推销其“中日(英美)合邦”之说。 据茅海建对《张之洞档案》的研究，早在1895年中日战争期间，李提摩太就曾致电张之洞，声称自己“今日得妙法，救近救远。法成，赏一百万两；不用，分文不费”；并以同样的价码，向李鸿章兜售。李鸿章曾邀请李提摩太北上，得知李提摩太已起身赴湖北面见张之洞，李鸿章转又致电张之洞，请他仔细考察其“妙法”是否可用。 见到张之洞后，李提摩太说出了他的“妙法”，即“延请外国监管中国的外交和政治”。张之洞的回应是“不主张将中国变成某个国家的暂时的保护国”。 被拒后，李提摩太继续寻找买家，先后拜访了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帝师翁同龢、恭亲王奕訢等人。至戊戌年，真正愿意“购买”其“妙法”者出现了，那就是康有为。 康有为当然没有“一百万两”。但他能推荐李提摩太做光绪皇帝的贴身顾问。戊戌政变后，英国驻上海外交官班德瑞和白利南，曾如此评价康氏与李提摩太的结合： “勿嫌合邦之名之不美” 伊藤博文抵京后，中国朝野掀起了一股“伊藤热”。 出于对日本维新成功的敬服，许多支持维新的官员建议朝廷礼聘伊藤为新政顾问。 康有为也修改了自己之前的“制度局”提案，改为开设“懋勤殿”。作为制度局被否决后的替代方案，懋勤殿与制度局有一微妙区别：懋勤殿之策主张“选集通国英才数十人，并延聘东西各国政治专家共议制度，将一切应兴应革之事，全盘筹算，定一详细规则，然后施行”，增入了“延聘东西各国政治专家共议制度”。 意即，康有为建议光绪聘请外国政治人物进入朝廷决策层。 戊戌年八月初五，伊藤博文晋见光绪皇帝的同日，康党终于正式向皇帝提出了他们的“合邦”建议。 据康有为自述，该提案是康在八月三日拟定，呈递奏折的是与康有为关系密切的御史杨深秀。杨深秀在奏折中说： 杨深秀在奏折中提到了李提摩太、伊藤博文，也提到了洪汝冲。 图：杨深秀 奏折中的“固结英、美、日本三国”，显然并不是普通的国与国之间的外交结盟——外交结盟是正常事，不足以让杨氏说出“勿嫌合邦之名之不美”这种话。 宋伯鲁奏折吐露“合邦”真意 光绪皇帝在八月初五接见了伊藤博文，但没有就“借才”、“合邦”二事作出决策。 次日，也就是戊戌政变发生的当日，康党骨干宋伯鲁再度上书，就“合邦”一事作最后的努力。宋说： 宋的奏折，终于将康党“合邦”的具体内容明确表达了出来。即： 具体而言就是： 1、“四国”合为“一邦”。 2、四国既有政府作废，另起炉灶，自四国中选出百人，组成新“邦”的新政府。 3、新政府拥有管理“四国兵政税则及一切外交”的大权。 康党本来还安排了李提摩太觐见光绪皇帝。因为政变的爆发，觐见未成。 图：宋伯鲁 上述材料，一方面证实了康党当日确曾积极运作“中日合邦”乃至“中日美英合邦”。另一方面，也透露出了康党有欺玩光绪的嫌疑。如披阅戊戌史料甚广的茅海建先生坦承： 杨深秀、宋伯鲁的奏折，称美国涉入其中，目前也无史料可证。惟有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确实在“合邦”问题上与康有为存在合作。 简言之，目下尚无任何材料，能够证实康党在劝说光绪搞“中日（美英）合邦”之前，曾与各国官方人物有过任何实质性的接触、达成过任何实质性的共识。 康有为为何钟情“中日合邦”？ 康党钟情于“合邦”，非是心血来潮。 早在1898年初，梁启超就曾命康党经营之“大同译书局”翻刻、出版了日本人森本藤吉所著之《大东合邦论》，并亲自撰写序文为之宣传。 图：森本藤吉《大东合邦论》 该书主旨，乃是宣扬日本应该与朝鲜合并为“大东国”。森本如此解释自己提倡“日韩合邦”的理由： 为了能够尽可能多地影响朝鲜人和中国人，森本此书是用汉文书写的。中国上海、天津、汉口、重庆、福州等地的乐善堂均有此书出售。戊戌年年初，梁启超得见此书，深为赞赏，对内容作了许多删改之后，交由康党开办的上海大同译书局翻刻出版，改名为《大东合邦新义》。 翰林院编修蔡元培，当日在京城得见了梁启超的删改本和森本的原本。蔡认为原本“宗旨在合朝鲜为联邦，而与我合纵以御欧人。引绳切事，倾液群言，真杰作也”，梁氏的删改本则“挖改之文，以迁移行墨，多无聊语。至乃改李鸿章为某总兵，可笑甚也。” 无论梁的删改是否“可笑”，《大东合邦新义》的出版，可证康党在戊戌年高谈“合邦”，并非突发奇想。 此外，康党素有“保中国不保大清”的主张。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诸人，在戊戌年之前皆主张“保中国不保大清”，及至戊戌年获得光绪的青睐，这些人也仍对爱新觉罗之清廷缺乏感情。梁启超在湖南时务学堂向学生讲授清军入关时的种种暴行，谭嗣同在文章中痛斥爱新觉罗为“贱类”，康门弟子何树龄在给康有为的书信中，更有“注意于大同国，勿注意于大浊国(“大清国”的代称)，……大浊国必将大乱，为人所瓜分……独夫之家产何足惜，所难堪者，我之亲戚、兄弟、友生耳”这样的话。 康党在戊戌年运作“中日合邦”，乃是其“保中国不保大清”这一政治立场下的产物。这种政治立场，当时并不为光绪所知。 值得注意的是，“合邦”之“邦”，在晚清翻译语境中，系明确指向美国的“state”（州）。如1868年张德彝出使美国，其游记称：“合众国议事厅，……排座各邦绅士二百七十余名”。这种“state”拥有很高的自治权。⑦ 慈禧杀害戊戌六君子、变法失败之后，康党仍未放弃“中日合邦”的构想。如1899年11月，康党“自立军”领袖唐才常在《亚东时报》上刊文，宣称： 这种联手抵抗西方列强、联手保卫支那（保支）的想法，也是康党运作“中日合邦”的重要理念依据。 台湾学者雷家圣，对康党的“合邦”计划，有过这样一段议论： 此论，道出了慈禧在戊戌年不经过任何审讯、匆忙杀掉“六君子”的最可能的一种缘由，即担忧公开审讯将引来“外国干涉”。伊藤博文、李提摩太等人的出现，不可避免地会让慈禧产生“光绪不惜借外力与之争权”的想法。 为了保住自己的最高权力，同时又为避免引来列强的干涉，慈禧选择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对六君子不审而判。 （参考资料：《戊戌变法史述论稿》，清华大学出版社。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茅海建，《戊戌变法史事考》。茅海建，《《从甲午到戊戌 康有为〈我史〉鉴注》。茅海建，《戊戌变法的另面：“张之洞档案”阅读笔记》。孔祥吉，《康有为变法奏议研究》、《戊戌维新运动新探》。《戊戌变法档案史料》。） （责任编辑：Aime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