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离开Facebook？
Facebook曾经被认为是硅谷最无人愿意离开的公司，然而这家社交网络巨头正在不断地流失重要人才。
上周四，Facebook宣布重大人事变动：公司的元老之一、首席产品官（CPO）Chris Cox离职，这也是Facebook在过去几年里职位最高的离职高管。
Chris Cox是谁？他是Facebook最早的15位员工之一，2005年从斯坦福大学在读博士辍学，开始追随扎克伯格。
和Facebook的另一位左右手、COO Sheryl Sandberg不同，Cox非常低调，公众都不甚了解他的存在。
但事实上，许多Facebook员工将Cox看作是公司第二把手，甚至是扎克伯格的接班人，两人也建立了深厚的友谊，Cox是扎克伯格最信任的商业伙伴。
2018年，Cox被任命负责Facebook、WhatApp、Messenger三大平台的开发和运营，位置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Cox的突然离职令人十分意外。
同样在周四宣布离开Facebook的还有WhatsApp的负责人Chris Daniels。
Daniels之前是Facebook项目Internet.org的负责人，该项目的的目标是将互联网访问和连接带给全世界。去年5月，Daniels开始负责WhatsApp。
离开原因：Facebook的转型与阵痛
据Facebook内部人士透露，Cox和Daniels的离开，和Facebook一周前宣布的重大改变有关。
3月6日，扎克伯格发布了一篇3200字的博客，透露了Facebook将在未来数年内重点发展即时通讯业务，同时整合Facebook、Instagram、WhatsApp三大业务。
业务蓝图的转变对任何一家企业的影响都是巨大的。Facebook的核心业务从来不是围绕通讯而建立的，Instagram也不是。
这两样产品都是让用户向公众、向外界传播和公开自己的信息，然后建立用户画像匹配广告商获得收入。
可如今，扎克伯格意欲设计一种新的社交模式，并围绕即时通讯大做文章。
他相信，在互联网的未来，以隐私为中心的通信平台将变得比今天的开放平台更重要，只有在隐私和信任的前提下，人们才能更自由地分享自己的生活。
Facebook已经从私密社交圈中尝到了甜头了。去年秋天，Facebook告诉投资者，它从Snapchat复制过来的的短暂照片和视频剪辑服务Stories非常受欢迎。
在私密交友圈和即时通讯业务之上，扎克伯格希望加入更多的方式实现更丰富的用户交互，这包括视频聊天、群组、故事、企业、支付、商业、并最终成为许多其他类型的私人服务的平台。
听上去是不是很熟悉？对，Facebook就想要成为微信，只不过是面向全世界的。
这必然会带来许多挑战。首先用户私密从来都不是Facebook所擅长的，否则也不会发生剑桥分析公司的数据泄露事故，导致公司声誉降到最低；
其次，Facebook拥有众多的竞争者，比如iMessage或者Android Message，在东亚地区有Line和Kakao，如何在竞争中突围；
通讯服务必然带来商业模式的改变，世界上还没有人能想出如何从即时通讯服务上赚钱；
Facebook没有建立起第三方的线上支付系统，也没有电商等业务，如何从广告之外的渠道获得收入，目前还是未知数。
硅谷顶级风投公司Andreessen Horowitz的合伙人道出了Facebook转型真正用意：
如果没有News Feed，俄罗斯人不能在你的新闻源中传播病毒。如果Facebook没有你的数据，（剑桥分析公司的）研究人员就无法抓取你的数据……这不是修补问题，而是彻底删除了问题。
回到Cox身上，他的离职就很好理解了：信息流是Facebook过去十年最重要的功能之一，但随着Facebook的转型，意味着它的价值和潜力接近封顶。
主导News Feed开发的Cox在未来很难像过去一样对Facebook那么重要了。在无法认可Facebook的转型、以及认定自己对转型新方向无法带来足够贡献的情况下，Cox离开就显得很顺理成章。
“正如马克所概述的那样，我们正朝着产品方向转变新的一页，专注于加密，可互操作的消息传递网络，”Cox在自己的博客里写道。
“这是一个适应当今主题的产品愿景：一个平衡表达、安全、和隐私的现代通信平台。这将是一个很大的项目，我们需要那些我们需要有兴趣看到新方向的领导者。
Facebook的高管离职名单
Cox和Daniels的离开，进一步延长了Facebook在过去几年里的高管离职名单：
Jan Koum，WhatsApp的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CEO），去年4月宣布离职。
据媒体报道，Koum离开的原因是与Facebook在WhatsApp的商业路径和开发上出现了重大的分歧。
据媒体报道，Schrage的离职来源于公司内部的压力，不少人批评Shrage没有处理好剑桥分析公司数据泄露的影响以及其他问题。
Rachel Whetstone，高级通讯业高管，在Facebook呆了近一年的时间后，于去年年8月正式离职，并加入了Netflix。她的顶头上司便是Schrage。
有消息称，Whetstone来到Facebook的一部分原因是为了避免她在以前的工作中遇到的许多棘手的挑战。
比如，她之前是Uber的沟通和公共政策负责人，在那里她与当时Uber的CEO和创始人Travis Kalanick发生冲突，随后离开。
在Uber之前，Whetstone曾担任谷歌的沟通和政策负责人，工作了十年。讽刺的是，加入Facebook之后，负面消息接踵而至。
Alex Hardiman，新闻产品负责人，去年8月宣布退出Facebook。
Alex Stamos，Facebook的首席安全官（Chief Security Officer），去年8月他宣布离职。
Stamos的离开早有预料。据外媒报道，Stamos和Facebook内部在公司应该如何将干预总统大选、平台滥用等问题的透明化处理上出现了巨大分歧。
Stamos曾主张更多地披露俄罗斯对该平台的干涉以及通过重组更好地解决这些问题，但遭到公司内部的抵制。
Colin Stretch，Facebook的顶级律师、副总裁兼法律总顾问，于去年8月离职。
Kevin Systrom和Mike Krieger，Instagram的联合创始人，在去年9月宣布离开Facebook。
Brendan Iribe，Oculus VR的联合创始人兼前CEO，在去年10月宣布离职。
Facebook高管出走潮：时代转变所带来的历史阵痛
一方面，围绕在Facebook身上的种种负面危机，是科技进步带来的傲慢与偏见。
从业者执着地认为科技是中立的，科技公司是游离在社会责任体系之外，只需要遵循纯粹的商业逻辑，缺乏社会责任感和道德标准，导致一系列的平台滥用危机。
这种问题不仅仅出现在Facebook上，过去几年，Twitter、谷歌、亚马逊都相继中招，受到公众质疑，引发公司内部激烈的讨论和撕裂。
问题是，当两个方面的问题同时出现，Facebook的高管出走已经不是正常的人事变动。高管手上掌握不了话语权，同时企业文化和价值观和自己相悖，这只能卷包袱走人了。
Cox应该是Facebook过去乃至未来几年出走的最高高管了，但即使如此，Facebook的高管出走潮短时间内不会缓解。留给扎克伯格的不仅仅是业务转型问题，如何拾起公司的士气才是当务之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