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们的战争
编者按：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钛禾产业观察（ID：Taifangwu）作者：刘爱国；数据支持：钛禾产业研究院；经授权转载发布。
此时，另一场战争的硝烟还未散尽。任正非的另一位老伙计——76岁的中兴创始人侯为贵，则刚刚在数月前再度出山，经历了另一场生死大战。2018年初的中兴事件，惊心动魄的程度和牵动的举国神经，丝毫不逊色于年底的华为战争。 5G时代的大幕正在徐徐拉开，其中以华为、中兴为代表的中国企业，第一次如此接近过舞台的中央。聚光灯下自然光耀夺目，却不知早已被大洋对岸黑黝黝的枪口瞄准了脑门。 通信与半导体，历来是科技大国的必争之地，谁能占领这座高地，谁就捏住了未来科技的命门。而大国博弈背后的科技战争，从来都很残酷惨烈。 在审视2018年这两场战争之前，我们先让时光倒流15年，从21世纪初海峡两岸那一场关于芯片的世纪对决中，寻找若干启示。 2000年4月，美籍台湾人张汝京带着300多位台湾同胞和100多位来自欧美韩日等地的同事和朋友组成的团队，在上海创办了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上海）有限公司。他们都得到了妻子和家人的支持，举家迁往大陆，其中不乏众多海归。时任上海市长徐匡迪亲自带领张汝京考察了浦东的各个角落后，中芯国际将厂址选定在张江。 张汝京让上海人民见识到了“建厂狂魔”的效率。2000年8月1日，中芯国际在张江打下了第一根桩。直到2001年9月25日工厂正式建成投产，这位全球半导体产业顶尖建厂高手邵子凡的首席弟子，仅仅只用了13个月的时间。 张汝京回祖国大陆建芯片制造工厂的想法由来已久。这种情结来源于其父张锡纶，和德州仪器顶头上司邵子凡的深刻影响。老一辈迁台的那一批人，都有一个叶落归根梦，而这个梦，父辈们嘱托给张汝京来实现。 张汝京为了这个梦一直努力着。早在1989年，还在德州仪器负责运营工作的张汝京，就趁着德州仪器准备在台湾兴建工厂之时，提出招聘祖国大陆的工程师赴宝岛台湾培训，以便解决未来建厂时的人才难题。由于台湾当局的反对只能作罢[2]。直到1992年，张汝京在新加坡建厂之时，终于获得新加坡政府的允许，从内地招聘300余人，这300人中的几十人，后来都成为上海中芯国际建设的重要力量。 1997年，49岁的张汝京提前从德州仪器退休，回到台湾开启了第一次创业。遇到了曾经德州仪器里另一位老上级——曾担任公司资深副总裁的张忠谋。 虽然在德州仪器期间，张汝京和张忠谋职级悬殊，且交集甚少，但在此后的许多年里，张汝京和张忠谋这两个名字，将紧密联系在一起，搅动着海峡两岸芯片产业的风云迭起。 从德州仪器离职以后，张汝京在华邦电和中华开发资金的支持下，主导成立了世大半导体。这是继台积电、联华电子之后，台湾的第三家晶圆代工厂商。[3] 晶圆代工是由张忠谋在1987年发明出来的一种全新产业模式，改变了全球芯片产业的格局。而彼时的张汝京，还仅仅只是德州仪器的一名中层骨干。到10年后张忠谋再建世大半导体之时，恰逢台积电在美国纽交所上市，当年营收高达13亿美元，盈利更是达到5.35亿美元。此时的张忠谋，已经熬过台积电创业最艰难的岁月，成为台湾科技产业扛旗式的英雄人物。 世大半导体宛如一个搅局者杀入此时的台湾晶圆代工市场，然而却成为张汝京第一次战败之城。在张汝京的率领下，世大半导体在成立仅三年之后就实现了盈利，正当他踌躇满志，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大股东却突然发难，将世大半导体的股份全数卖给台积电。 事实上，在此之前张汝京也与张忠谋积极沟通过合并的事宜，二者相加的体量，可以远远将当时的第二名联电科技甩在身后。但张汝京却向张忠谋提出，希望将后面的第三、四、五座工厂建设在大陆。并未获得张忠谋的认可。最终的结局，是张忠谋突然袭击，以50亿美元的代价结果了这个对手。 不甘于人下的张汝京愤而出走，将并购的盈利部分捐给慈善事业，其中包括建在大陆西部的多所希望小学。来到上海创办中芯国际。取名“中芯”的意思，源于张汝京发誓要做中国芯片“第一代工厂”的梦想。 第一个出手阻挠的是台湾当局。2000年，正值民进党上台，两岸关系趋紧之际。被台湾视为“瑰宝”的大批核心技术人员流向大陆，让陈水扁当局坐不住了。于是以“罚款”和“取消户籍”等政治手段，威胁张汝京从大陆撤资和撤离人员。而张汝京则更加决绝，直接宣布放弃台湾户籍，与台湾脱离关系。 只能望洋兴叹的台湾当局自然拿张汝京没有办法。有了大陆政府的庇护和支持，张汝京可以将自己多年积累的能量最大限度的发挥出来。彼时的张汝京，依靠自己的人脉，找了美国5家教会做担保，成功进口了一批曾被美国禁运的顶级半导体设备，并一举将上海实业、高盛、华登国际、汉鼎亚太和祥峰投资等16家著名投资商纳为其股东。 人才、资金、设备齐备，张汝京再次发挥了自己“建厂狂魔”的高超智慧，仅仅用了不到四年的时间，让中芯国际拥有了四条8英寸生产线，和一条12英寸生产线，创造了一个当时芯片产业看似不可能的奇迹，震惊业界。 然而，虽然在大陆的庇护下，张汝京成功绕开了台湾当局的政治打击，却没办法在全球化的大格局里，绕开另外一位老对手张忠谋的追杀。 与上一次闪击并购不同，张忠谋这一战的目的很明显，就是要置中芯国际于死地。而这一次张忠谋挥舞的战刀，则是多年来让中国科技企业在全球市场上屡吃苦头的“专利侵权”。 早在2002年初，台积电就以公司离职员工涉嫌通过电子邮件将公司重要资料外泄为由，对被中芯国际挖角的台籍员工提出诉讼。直到2003年8月，中芯国际在香港上市的前夕，搜集大量证据的台积电，则直接将枪口对准中芯国际，打响了最关键的一役。 台积电起诉的地点选择在美国加州。2003年12月22日，台积电、台积北美子公司以及WaferTech公司共同宣布，已于美国当地时间19日下午在北加州联邦地方法院，对中芯国际集成电路(上海)公司(SMIC)，以及中芯国际美国子公司(SMIC Americas)提出多项专利权侵害诉讼。诉讼要求中芯国际赔偿10亿美金，而2002年的中芯国际，营业额仅有1亿美金。 这几乎就是要一招置死的意思了。张忠谋再次露出当年收购世大半导体的凶狠，希望毕其功于一役。 官司拖到2005年，已经让中芯国际疲惫不堪。张汝京选择了与台积电达成和解，按照和解条款，中芯国际将向台积电支付大约1.75亿美元赔偿，并且按照6年分期支付。此时的张汝京仍然踌躇满志，因为他估计每年支付的金额只占收入1%至2%，相信对公司业务影响不大。[4] 但是老辣的张忠谋却留了关键的一手，在和解条款上，台积电设置了一个“第三方托管账户”，中芯国际必须将所有技术存到这个账户里，供台积电“自由检查”，这就意味着掐住了中芯国际的命门，一旦中芯国际有任何妄动，台积电可以随时再次给予致命一击。 果然，在与中芯国际和解1年零7个月后，台积电再次与中芯国际翻脸，张忠谋这次出手的时机，仍然选择在中芯国际大规模融资的前夜。台积电在诉讼中，指责中芯国际管理层“阴谋窃取”了台积电的多项保密技术。截至2005年，台积电的研发费用大约为15.31亿美元，而中芯国际在其所有工艺技术的研发中仅花费了2.36亿美元。 而中芯国际面对此役却似乎早有准备，一方面在媒体大量宣称自己的无辜，另一方面积极准备反诉，反诉的地点也选择得十分高明——北京市高院。这一招让台积电措手不及。由于大陆的审理时间早于加州法院，如果台积电选择积极应诉，那么就必须晒出自己掌握的证据。这样就给了中芯在加州法院那头的应对时间。[5] 但可惜的是，北京市高院在关键时刻驳回了中芯的全部诉讼请求，官司根本没有进入到审理环节。2009年11月3日，台积电控告中芯国际侵犯专利并盗用商业机密一案胜诉，中芯国际被迫再次付出2亿美金赔偿的代价，并将10%的股权拱手让给了台积电。 在宣布达成和解的几小时后，中芯国际又宣布，公司创始人兼CEO张汝京因寻求其他个人兴趣辞职。虽然被媒体推测为张汝京的离开是中芯国际与台积电和解背后的“隐秘条件”，但张汝京坚持声称：他的离开“不是和解条件的一部分”，而是他希望负全责。 很多人事后解读这场争端的时候，认为大陆官方当时没有给予中芯国际有力的后台支持。事实恰恰相反，正是因为中国政府在此事件中一直保持公正、克制的态度，才赢得了全球市场的赞许，和不少台湾同胞的好感。何况张汝京事后自己也承认，在创建中芯国际的过程中，确实有做得不对的地方。 中芯国际与台积电的这场科技对决，政府并没有过多出手干预。这场争端说到底还是中华民族的内部矛盾。大陆政府在此事件中的遵循流程、秉公执法，并无太多的行政干预，也为日后台积电们来大陆生根发芽，奠定了良好的信任基础。 与大陆公正、坦荡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年台湾当局对中芯国际的疯狂追剿。对于彼时的台湾来说，半导体已经是硕果仅存的科技产业。若半导体技术再流失，台湾科技将再无与大陆谈判的筹码，台湾经济也将难有翻身之日。 这场七年之战，终于以悲情英雄张汝京的离开宣告结束。而产业变革的大幕，才刚刚拉开。 虽然张汝京输掉了个人的战争，但是却并未动摇大陆发展芯片产业的决心，中芯国际在国家的大力扶持下，开启了一个新的时期。日后越来越壮大的中国移动终端市场也产生了强大的吸附能力。2015年12月7日，一贯冷艳傲娇的台积电，终于向台湾“投审会”递件申请，赴大陆设立12寸晶圆厂与设计服务中心。内地庞大的市场，和同胞的支持，成为台积电可以依傍的最后一棵大树。 这场两岸科技的对决谁输谁赢？一时还很难说清。但说到底，都是中华儿女的自家事。 中芯国际事件多年之后，中兴、华为们面对的对手，却是另一群不同语言、不同肤色的人。 2018年4月15日，美国商务部突然激活了针对中兴的出口限制令，禁止美国公司未来7年里向中兴销售零部件、软件和技术。 这一限制令直指中兴的命门，将这家全球第四大通信设备公司瞬间打到休克状态。这一狠辣杀招的背后，也直接暴露了中国通信科技的软肋。长期以来，中国企业们虽然在半导体和通信技术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大量核心芯片、光器件、包括用于芯片设计的关键软件都严重依赖进口。美国这要命的一击，相当于直接切断了中兴的水源。 而事情的种子，则是从2012年就埋下了。 2012年，中兴将一批搭载了美国科技公司软硬件的产品出售给伊朗的电信运营商。这笔生意遭到了英国媒体的曝光，根据美国颁布的《伊朗交易与制裁条例》，美国政府禁止其制造的任何高科技产品出口到伊朗。 联邦调查局（FBI）等随即展开了对中兴的调查。4年之后的2016年，美国商务部公布调查结果，以中兴通讯“违反美国出口限制法规”为由，对中兴采取限制出口措施[6]。2017年3月7日，中兴通讯与美国政府就出口管制调查案件达成和解，中兴承认了美国的3项指控，解雇4名高管，对涉事的35名员工削减奖金，并为此支付8.92亿美元的刑事和民事罚金，其中有3亿美元的罚金被暂缓执行 。 精明的美国人这一次同样留了个后门，在此和解协议中设置了一个为期7年的考察期，如果中兴在考察期内有任何不遵守协议的情况，可直接触发暂缓执行的制裁条款。 风起于青萍之末。简单地说，是一个很小的事件导致了2018年的第二次制裁。再具体一点说，触发第二次制裁的直接诱因，仅仅是中兴没有按照规定减少35名员工的奖金。 而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违规事件其实是中兴自己通过专业律师事务所查出来，且主动通报给美国商务部并寻求协作处理的。却被对方当做证据直接封杀。 国内舆论一片哗然，这根本就是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但问题是，既然你理亏在先，并且当初承认了人家的规则，就别怪如今人家上纲上线，拿着馒头把你往死里砸。 这场战争成为2018年中美贸 易战中极具影响力的一役。最终以中国政府出面交涉，让中兴免遭没顶之灾而告终。2018年5月3日，中美在北京进行了首轮贸 易磋商。交流中，中方就中兴事件与美方提出了严正交涉。5月13日，特朗普发表推特称，要让中兴快速恢复业务。 虽然躲过了一劫，但中兴也为之付出了折臂的代价。6月7日，美国商务部表示，美国商务部表示，已与中兴达成协议，中兴通讯将支付10亿美元罚款，并在第三方托管账户存放4亿美元。且必须30天内更换董事会和管理层，美国将挑选人员进入中兴公司的合规团队。 中兴事件再次给了曾经在全球化大潮中野蛮生长的中国科技企业一个沉痛的教训。这次事件直接暴露了中国企业管控合规风险的能力滞后，以及企业合规管理体系的重大缺陷。 美国政府也识相的见好就收。毕竟作为全球主要综合通信解决方案提供商之一，中兴通讯与数百家美国企业开展了广泛的贸 易投资合作，为美国贡献了数以万计的就业岗位。 而美国人狙击中兴的另一“副作用”，是彻底唤醒了陶醉在一个个移动互联网神话里的中国人。让13亿中国人猛然发现，原来所谓的小米、OPPO们，只是一个个的组装工厂，核心的东西都在别人手里。国内媒体纷纷疾呼，再不能在关键科技上被美国人卡脖子，大量的国家资金持续投向半导体产业，从民间到官方自下而上地掀起一场新的科技大攻关运动。 虽然运动式的集中攻关解决不了基础科学的差距，但起码能唤醒大家投身于此的热情。 核心科技的战争，从来都是政治家主导。中兴事件虽然看似一场贸 易战，但本质却是美国人挑起的一场不折不扣的“科技战争”。 从二战后，美国就一直认为：在与其他大国的竞争中，最担心敌人在技术上突破。无论何种情况下，科学技术上的领先，都是保持美国强大战略能力的首要问题[7]。而通信和半导体，则是关乎美国国家安全的两大最核心科技。 日本媒体称：美中两国争斗的真正舞台，是围绕半导体和通信的“革新霸权”。美国人担心中国信息通信产业的迅速崛起，如果再不及时遏制，将不仅动摇美国在产业和经济领域的霸主地位，甚至连在金融和军事等领域的优势地位也会一并动摇。[8] 2017年，美国总统科学技术咨询委员会（PCAST）发表了名为《确保美国半导体的领导地位》的报告。一年之后的中兴事件，美国政府如何背后运筹、步步为营，都可以从这份报告中一窥端倪。 这份发表在特朗普就任总统前夕的报告公开宣称：从历史上看，全球的半导体市场从来不是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基本由政府和学术界在推动。 报告中写道：中国的半导体策略依赖于其庞大的经费支持。这是一个包括国家基金和私募资产在内的，金额总额达到1500亿美元，周期长达十年的投资。而其中技术的获取，中国则希望通过对先进企业的投资和收购获取。美国过去五年共230亿美元的并购规模与其对比，那就是小巫见大巫。现在很多中国投资机构依循政府的方针，开启了疯狂的并购。纵观中国半导体的建设策略，主要由两个方面组成：一是补贴；另一方面则是零和博弈（零和不是策略，是美国智库眼中中国战略导致的国际半导体竞争的一种结果）。 报告还精心制定并推荐了三个重点策略，以保持美国半导体的领先： 3.推动半导体接下来几十年的创新转移 这份报告结合特朗普上台后的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来看，很显然美国的核心目标只有一个：就是通过遏制中国产业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技术密集型转型升级，来维护美国在研究和技术方面的领先地位。 中国并不是第一个被打击的对象。上世纪80年代，美国曾经与日本打了一场芯片战，最终摧毁了日本的芯片产业。[9] 三十几年前，日本作为当时的第二大经济体，芯片产业也迅速崛起。日本芯片产业迅速崛起的秘诀是：严格的市场保护，培育大而全的电子财团，政府推动民族产业的技术开发与合作。芯片巨头英特尔在日本电气、东芝、日立等厂商的价格打压下，一度出现了严重的财务危机。为了救亡图存，英特尔和硅谷的大批电子企业，不得不把目光投向美国政府。 1977年3月，美国半导体行业协会（SIA)得出结论：日本电子产业的成功，是在美国倾销的结果。美国政府认同了SIA的立场，开始采取单方面贸 易制裁等手段来应对“日本威胁”，总共24次对日本挥舞起“301调查”的大棒。其间发生的“东芝事件”和“IBM商业间谍事件”，如今看来更像是中兴和华为事件的原始版本。 日本《选择》月刊6月号刊登题为《美中“半导体战争”必然激化》的文章，悻悻的写到了这段不堪回首的历史：IBM商业间谍事件，和东芝机械违反“巴统”贸 易管制规定事件发生之后，日本领教了触怒美国的后果，日本半导体产业开始自主限制对美出口，接受“美国半导体在日本市场的份额达20%以上”的约定等，放缓研发和投资，步入衰退之路。 熟悉的伎俩再一次上演，但是日本又和中国有着根本的不同。一方面由于二战后的日本不仅在军事外交上严重依赖美国，连出口行业也需要严重依赖美国，何况当时日本没有庞大的内需市场，不得已只能采取“让步保出口”的办法。 日本的教训鞭策着我们的前进。如今中国的电子通信产业正在一路高歌猛进，难免给卧榻之旁的他人带去巨大不安。尽管历时数月的贸 易战已告一段落，但美国遏制中国科技创新的态度长期内仍不会改变。且美国国内的政治势力，仍然在矛盾、焦虑中寻找继续制霸世界的药方。 我们并不好战，但却总是被别人偷袭。 再回过来看当下华为的这场战争，今时已明显不同于往昔。 中芯国际被台积电抓住大量把柄，暴露了早期内地企业野蛮生长的各种缺陷。中兴通讯做了大量的工作，仍然被美国抓一个“员工发奖金”的小辫子，付出几乎灭顶的代价。而这一次的孟晚舟事件，至今美国人都未掌握实锤证据，只能扣上一顶“莫须有”的帽子，无奈保释。我们在应对挑衅越来越从容有余的背后，是中国科技企业们的日臻成熟。 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面对外部的攻击，我们需要做到的是首先让自己不可战胜。 孟晚舟在听证会上的气度，让我们看到一个不惧、不畏、不怒自威的任正非之女。除了乃父之风外，还有新一代中国企业家的睿智从容和淡定自如的国际风度。 若是企业无懈可击，国家撑腰自然也有底气。在经济全球化中积极扮演引领者角色的中国政府，自然要首先做规矩和信誉的维护者。 诚信者，天下之结也。中国历次科技战争带来的另一层深远的影响，是中国国家信用的持续升级。而西方对手却在屡次对潜在假想敌的围堵、遏制中不断上演着大国失信。这就好比打架归打架，你打我一拳，我踢你一脚，最后大家还是回到规矩的框架内，坐下来好好谈判。但是若是你不讲规矩，开始玩流氓绑票了，全世界的观众都会立刻看穿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好歹你也是大哥，打不过了就咬耳朵，让全世界的小兄弟们怎么看？ 但是大哥仍然霸道地上演着一出美国至上。因为制裁伊朗的问题，在加拿大扣押一个中国人。让这几件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搅和在一起的，是标榜自由的美国人在法律上的一个创新发明——“长臂管辖原则”。简单来说就是，我在自家院子种了一颗树，影响了隔壁老王晒太阳，老王也有权利把我抓到他们家里去狠罚一顿。 这就相当于，美国的法律在它们愿意的情况下，甚至可以适用于全世界。 9.11事件以后，美国曾颁布了一个《爱国者法案》，虽然只是美国国内的一部法律，但是该法律实行“长臂管辖原则”，即如果外国金融机构涉嫌违反美国有关法律，只要在美国设有分支机构或在美国境内开有账户，原则上美国法院可以行使司法管辖权。这一霸道的规定，曾经对世界各国银行的经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仅2009年以来，先后有澳大利亚、瑞士、英国和美国的多家国际大银行，因从事美国制裁的业务而受到巨额罚款，最大单笔罚款高达5.36亿美元。[10] 这一次，美国的长臂再一次伸向了华为。美国人希望用曾经打遍全世界的精确制导，再一次定向打击中国的科技企业。 但问题是，美国已经不是二十年前的那个美国，中国也早就不是二十年前的那个中国。 2012年，《华尔街日报》记者向思科公司CEO约翰·钱伯斯提问：“在所有公司中，哪一家最让你担心？”钱伯斯毫不迟疑地回答：“这个问题很简单，25年前我就知道，我们最强劲的对手将会来自中国，现在来说，那就是华为。” 但是钱伯斯也同时暗示，华为在知识产权保护和电脑安全等领域并非一直“按规矩办事”，不过他并没有明确指出华为的任何行为。[11] 华为外部事务副总裁威廉·普卢默随即作出回应称：“这样的言论是令人遗憾的。华为非常尊敬思科，并且和思科一样，华为在全球超过140个开展业务的市场获得了信任和尊重，为超过500家电信运营商提供支持，将全球差不多三分之一的人口连接在一起。” 普卢默补充说：“与这种暗示相反，作为全球信息和通信技术的领导者，华为在对他人知识产权的尊重以及对我们自己的知识产权的保护方面，拥有强大的历史。” 公关辞令虽有粉饰，但华为在这些年来知识产权方面所做的努力的却有目共睹。若干年后我们再回过头来看2018年发生的这两场战争，可能会作为中国科技企业真正走向成熟、屹立世界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而被载入史册。 [4] 仓汉码头《两岸风云：中芯国际与台积电恩怨》，2015 [6] 陈芳董瑞峰《“芯想事成”——中国芯片产业的博弈与突围》，2018 [8] 日本《选择》月刊《美中“半导体战争”必然激化》，2018年6月号 [10] 王腾《长臂管辖原则之不期而至的“制裁例外”原则》，2012 [11] 网易科技《思科CEO钱伯斯：华为是最强竞争对手》2012袍泽之战
悲情英雄
中兴生死劫
美国人的算盘
再看华为之战
未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