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12教育行业，密集“调控”一年后
距离北京教育培训重地海淀黄庄20公里，有一所能容纳700个孩子的新建小学。它在海淀区边缘，与一片农田相邻，没有知名的培训品牌触及此地，但仍毫无意外地形成了一个减配版的焦虑中心。
近几年，周边的两个新建社区陆续入住大批在北京漂泊的“新移民”，改变了之前颇为宁静的乡村气息。在新建小学终于达到6个年级完整建制的最近两三年里，周边的1公里内冒出十几家小微教培机构。
和业内称之为“作坊式”的小微机构一样，她的商业模式并不复杂，家搬到郊区，孩子就近入学、自己上班遥远，做一个教育机构，从托管开始积累生源，再延伸到学科辅导课程。
“创业确实挺难，做了两年多也算站住了脚，但2018年开始，情况变了。”黄雅说。
一年来，当地的乡政府带队教育、卫生、公安、消防等多个相关部门连番前来检查，十几个成人瞬间挤满并不宽敞的教室。
一直坚持正规经营的黄雅起初并不担心，但她很快明白过来，一年来的检查主题只有一个，禁止各种类型的补课、培优课程。
黄雅主动停止了这些项目，也切断了这家小微机构的主要盈利来源。“现在只有营收没有利润，如果不想其他的办法，只能是白忙活。”她说。
分层与壁垒
据《财经》记者不完全统计，2018年，国务院、教育部以及其他部门出台与K12相关的政策达到了13个，平均每月超过1个。12月28日和29日两天内发布了两个政策，严禁有害APP进校园的政策和“史上最严”减负30条，为这一罕见的“调控年”画上句号。 过去一年里，这些政策在不同层面“规范”着教育行业的现状，不断抬高教育市场内部的壁垒，约束各类资源流转速度，迫使供需矛盾、主体竞争在逐步变小的市场空间里，加速摩擦和调整。 首先是学历教育。其中市场最关注的是《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修订草案）》的征求意见稿和送审稿，为该法案画出“营利性”与“非营利性”两个“圈儿”，并制定具体的操作方案。 特别是2018年8月送审稿禁止集团化办学企业和机构通过兼并收购、加盟连锁、协议控制等方式控制非营利性民办学校，直接触发港股教育板块大跌，个股最高跌幅超过50％。 在北京民办教育学会副会长马学雷看来，国家在基础教育方面的政策走向有三个关键词，学前教育是“普惠”义务教育是“均衡”，高中则是“普及”。 这三个关键词预示着政府将致力于“抹平”三个阶段的不同地域、不同层级甚至不同性质学校之间的质量落差。前期筑起的壁垒，也在约束市场和资源从这些落差中快速游走以寻找机会。 辅助学历教育的教培市场也在教育调控中经历震荡。围绕“减负”“整改”的4个政策贯穿了2018年全年。根据教育部公布的数字，从2018年2月开始，全国共摸排约40万家校外培训机构，整改27.3万家。 在规范教培市场的同时，标准也随之确立下来：生均面积不低于3平方米、下课时间不得超过晚上8点半成为明确的“红线”。 如今这场“运动”结束，在海淀区边缘，黄雅的机构暂时存活。紧挨着她机构的另一家小机构坚持做学科辅导，结局是不得不“关张”。原先的各色奥数杯赛们被叫停，或改名求生。 李晓宁在西城区有一套学区房，她一直不让女儿考试、参赛拼海淀名校，只想安静地等待学区的电脑排位。这个想法到孩子六年级时全线失守。班上大部分学生都上奥数班，她担心女儿会在同学中间“受挫”。老师抓得也紧，打电话告诉她，她的女儿在最近三次的数学模拟测验中都差几分考到“优”，希望家长多投入精力辅导。 除了现场听课，李晓宁也让女儿上过网课，但她偶尔会走神儿，画起画来，这是曾经让李晓宁骄傲的特长。为什么不先做完作业再画画？她问过孩子。女儿回答很干脆：做完肯定到晚上11点，不可能再有精力画画了。 陈虹羽眼中“不可能的任务”还包括既要保证教学质量，又要提出种种限定让学校和老师绞尽脑汁地应对。真正的问题不仅是学生负担过重，也是如何让有能力的学生获得更多的机会。 “为什么有能力、又喜欢学习的孩子，却硬要我们照顾均衡，限制他们学呢？”陈虹羽说。 不管是被裹挟进焦虑中心的李晓宁的女儿，还是陈虹羽那些“喂不饱”的学生，都面临着切实的学习需求。 政策一方面陆续禁绝“重点班”“快慢班”的内部分类，学校办学自主权越来越小；另一方面又在约束市场的供给，并没有给这些需求预留供给和出口。 马学雷认为，2018年的“政策调控”意味着教育评价标准开始发生实质性的转变，从考试成绩到素质教育，这是教培行业面临的风险和机遇。“赶快丢掉现有的模式，不断创新才有出路。” 政策导向一方面在限制“培优式”的学科类辅导，另一方面则希望市场为管理部门倡导的素质教育方向提供“弹药”，但市场需求显然还没有因此发生明显的改变。 环球优学联合创始人张建生在前述研讨会上介绍，这家以学科辅导见长的新三板企业，2018年在没有增加投入和加大推广的前提下，业务增长了36％。 “我看过京津冀三地，家长对这方面确实越来越重视，三四线城市与一二线城市之间的认知差距也在不断缩小，但是素质教育机构经营状况都比较差。”张建生说。 政策对素质教育的提倡，和“减负”一样历史悠久，它首次出现在中央文件里，是在1994年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中。 大的趋势可能在变，但高考这支“指挥棒”本质上仍然是选拔机制，伴随它产生的、提升学习成绩应对各类考试的刚性需求至今未变。在张建生看来，企业的首要任务是满足市场需求，活下来才能谈发展。 K12学历教育严格限制资本进入，过去两年受追捧的在线教育企业也不好过。中小学生在线辅导机构猿辅导近日向不同媒体确认，因难以杜绝公立学校老师兼职，已主动关闭1对1辅导模式。 拼图资本创始合伙人王磊提供的资料显示，从2017年1月到2018年12月，在不同轮次融资过亿美元的5家K12教育相关企业，都以线上产品为主营业务，包括“猿辅导”的兄弟产品“猿题库”。 不管是线上学科辅导还是教辅工具，2018年的政策都有至少一款适合这些公司。校外培训机构整改行动，要求在线学科辅导按照线下培训机构同步管理，聘用公办教师的禁令也被反复强调。 2018年末出台的《关于严禁有害APP进入中小学校园的通知》则针对各类在线教辅工具，也明确了双责任主体，学校负责选用，教育行政部门审查和主管。 而目前的情形是，有的地方行政部门随意设门槛，如要求APP开发企业必须在当地注册公司，大大提高了企业进入的难度，对市场秩序造成影响。 有害的APP绝对不让进校园，优秀的也不一定进得去，已经身在其中的，由于壁垒的升起，已经变成某种“宝贵资源”。 王磊在上述研讨会现场做了一个简单的调查，哪家创业公司获得过投资，应者寥寥。这并没有让他意外，在他看来，K12教育相关行业的资本会向头部已形成规模的企业集中，小微机构融资越来越难，呈现两极分化的特点。 “现在已经是‘马太效应’了，也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会推动优秀创新企业迅速做大规模，另一方面也对更大范围的创新活力有所抑制。”王磊告诉《财经》记者。 需求会变吗
未来更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