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Work陷入困局，但人们对于未来工作的探索刚刚开始

WeWork一开始是一个长租办公楼重新设计分割之后以匹配创新型企业短期需求的应用场景商业创新，在发展过程之中又不断变化以契合办公室文化创新的需求。而这一系列的创新都在顺应面向未来工作的三方面变化。

首先，随着移动办公的日益便利，在家办公或者在路上的员工日益增加，企业希望有更为弹性的办公环境，把员工与座位的配比减少到一比一以下，以节约办公室租金成本。

其次，越来越多工作需要团队协作完成，面对面的沟通仍然是最有效的工作方式，企业需要用全新的方式吸引员工回到办公室，尤其满足年青一代对酷和潮的追求，共享办公室提供更大的共享交流空间，更多的室内运动场地和器械，都是为了顺应这种需求，而满足这样需求的代价是人均而言更小的工位。

对于初创企业而言，共享的办公空间也会增加不同行业不同领域人才碰撞的机会。再次，无论是大企业还是初创企业，都希望能够更为灵活管理的办公空间，支持员工的快速扩张和及时收缩，以更好适应市场的变化。

当然，这也是WeWork被分析师所诟病的要点，一旦景气掉头向下，企业无论大小都可能收缩团队，灵活租约在帮助到它们的同时，也会让签订长期租约的WeWork深陷泥潭。

如果暂时放下业绩表现以放宽视角去观察，WeWork代表了对未来工作场景的探索，也契合以谷歌首席经济学家哈维尔命名的哈维尔创新定律：未来的创新是聚合式创新，从各种不同领域内现有的模块化的技术，进行创意的合并组合，可以推出全新的高估值的产品和服务，而且因为组合方式可以有非常多的可能，创新也就变得日益多样多元。

WeWork显然就是在实践某种“新瓶装旧酒”式样的聚合式创新，现在否认它还为时过早。拥抱工作的未来，所需要的创新只会更多。

职场的变化

如果梳理一下历史上科技变革给工作和职场带来的变化，可以简单划分为三次主要的转型，而伴随着每次转型都有大量工作被消灭，同时又有大量新工作被创造出来。

第一次转型是农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起始于十八世纪；第二次转型是电脑的广泛运用推动的工业向服务业的转型，起始于1973年个人电脑的兴起；第三次转型则是以2015年作为起始点，开启了人工智能作为主要推动力的迈向数字经济时代的转型。

两百多年前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机器动力取代畜力，迫使大量农民进入制造业，最大的转变是制造业对农业的替代；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启的计算机革命，则开启了发达市场去工业化的过程，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蓝领工人被自动化取代或者他们的工作被外包到新兴市场。

二战之后三十年的均衡发展变成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之后的贫富差距拉大，蓝领工人的中产梦破灭，同时计算机革命让熟练使用电脑的白领工人工资更高，教育差距带来的收入差距被进一步拉大。

两次革命都有自动化和全球化两个层次。第一次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全球化，相对于自动化滞后了一个世纪。比如，蒸汽动力带来的轮船革命和铁路革命，在全球推广需要时间，无法像推广一个APP那样一下子将蒸汽机在全球大规模复制。

第二次服务业转型所带来全球化相对于自动化也滞后了将近二十年。中国的很多企业甚至现在还身处流程自动化转型之中。第三次转型的特点是全球化与自动化同期而来，没有滞后，一方面是机器凶猛而来，自动化取代大量白领工作；另一方面，全球化带来的通讯与交流的便利也正把白领工作的全球工资竞争推向白热化。

中国，作为前两次大转型的跟随者和追赶者，在第三次转型中，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面临三重挑战，或者说三重叠加。

首先，许多企业本身流程管理自动化转型尚未完成。一些大型企业刚刚完成流程管理转型的1.0版本，强调依赖流程来管理人，希望通过流程管理来增加效率。

同时，许多企业已经开始了数字化转型，恰恰因为流程管理转型尚未完成，流程管理的刚性与数字化转型所需要的多样性和灵活性之间每每发生冲突，35岁的工程师被裁汰的现象就是例证。不晋则退（UporOut，也就是如果没有升迁就被淘汰）这种工业时代的阶梯竞争机制，需要在数字化转型中改变。

第三，中国的代际转型更激烈，代际的跨越更陡峭，尤其是当90后和00后一代进入职场之后，会带来一系列的冲击。这种冲击将会带来价值观的重构，对于工作保障，工作与生活的关系等重要问题都会有重新定义。

顺应这一系列变化，需要我们更好地去理解这次转型的特点，以及其背后的推动力。

职场“不晋则退”的单向阶梯正在被解构。以美国著名的西点军校为例。加上毕业后五年服役期，西点军校培养每名学员投入的资金大约是50万美元，但是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服役满五年的军校生竟然有一半选择退役。这意味着，一半经过军校和军队精心栽培的人，在满足了服役的最低标准之后，会选择放弃军旅作为自己职业发展的赛道。

西点军校的问题恰恰出在它在去工业化和正在发生的数字化转型中落伍了。

第一，西点军校培养和塑造人才的思路仍然沿袭工业时代的思路，希望军校生能够从一而终，希望用在学员身上巨大的投入换取他们的忠诚。西点军校忽略了时代的变化，从去工业化到数字经济时代，选择和找到适应自己发展的赛道对于每个人都变得至关重要。

军校有一套非常好的筛选机制，选拔出来的都是非常优秀的人才，问题是当这些人18岁加入西点军校时，许多人可能并不知道自己的未来想做什么，或者说适合做什么。

虽然大多数军校生都承认，军校给予他们的是一生无法忘怀的，但随着时间的增长和阅历的增加，他们中的很多人可能意识到军队并不是最适合他们发展的环境。经历军校和军队的洗礼，他们对自己的职业选择变得更清楚了。

第二，军队传统的晋升机制出了问题。军校生无论在校内还是在毕业之后都竞争激烈。问题是，军校仍然只提供一条晋升阶梯。在工业时代，筛选出服从命令听指挥有强大执行力的人才是最合适的选拔机制。

但是进入了数字经济时代，军队的需求和军队的挑战也发生了本质的改变，它需要服从命令有执行力的军官，同样也需要跨领域多元化的人才，需要在传统的晋升赛道之外添加各种不同的赛道，让人才能够在军队内找到更多职业选择的机会。

西点军校的例子凸显了向数字经济转型过程中职场发生的巨大变化。每个人都有机会寻找合适的工作，在剧烈变化的职场，找到和抓住合适的机会对于个人的发展而言变得至关重要，职场的进阶不再会循规蹈矩。

另一方面，每个人也面临更多挑战，因为传统意义上职场向上进阶的阶梯被打破了。很多职业从原先的向上晋升，变成了左右运动（sideways）。这种左右运动需要的可能不只是跨越公司的边界（也就是不断跳槽），还可能需要跨越不同的行业，不同的职业（跨界）。

有三大因素推动了此次转型，除了前文提到的哈维尔定律之外，至少还有两点。

第一是摩尔定律。最早由英特尔公司创始人摩尔提出的这一定律强调，硬件的运算速度每18个月翻一番。在过去五十年，摩尔定律基本准确地描述了计算能力的几何级成长。

步入数字经济时代，这种算力的增长会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人工智能的能力的提升，其次是培养训练人工智能的数据量的增长，这种数据量的增长甚至比摩尔定律更快。两者相辅相成，成为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一大引擎。

第二则是网络效应。网络效应最简单的解释是一个数字平台上的产品和服务，使用的人越多，最新的使用者的获得感就越强。具备网络效应的平台，它的价值随着平台上所聚集的人数的增长而更快增加，提供免费的服务的平台聚合起来就可能变成高估值的公司。

哈维尔定律、摩尔定律、网络效应，这三大推动力正在推动数字经济时代所呈现出的爆炸式增长。问题是，每个人对数字经济带来的转变，对机器取代工作的过程的理解，更像是“温水煮青蛙”。与去工业化过程中大型工厂关闭带来的失业和大量制造业岗位流失的巨大冲击和阵痛不同，这一轮转型带来的改变很难让人马上意识到。

当苹果手机刚刚推出的时候，谁也没能预测到它竟然是一个改变人类工作和生活方方面面的产品。最早的苹果手机基本上是一个触摸屏幕加更好的iPod，甚至电话功能还因为天线问题而不甚流畅。渐渐地，越来越多人的生活发生了本质的改变。

新的围绕着智能手机作为终端的产品和服务，诸如地图、外卖、单车、移动炒股等等，层出不穷。只是，如果问任何一个人，什么是数字化转型的分水岭，大多数人都说不出来。

与科技变革带来的爆炸式增长相反，人们的反应，新工作的创造，却仍然按照数字时代之前的缓慢速度，而两者之间的时间差，恰恰是整个社会和每个人需要仔细去思考的，因为这是此次转型的最大不同之处。

历史的借镜

科技变革到底如何在消灭旧工作的同时又创造新工作？科技、商业和社会之间的碰撞到底会如何相互作用，历史上有不少例子值得我们借镜。

先来看一下汽车取代马车的历程。1865年，面临蒸汽机可能会大规模取代马车作为运输工具，甚至蒸汽机驱动的“汽车”会成为道路上的主要交通工具危及马车和马夫的时候，英国推出了一条法案，俗称“红旗法案”。

法案规定，在道路上运行的“汽车”（也就是使用机器动力的车辆），需要至少三个人来操控，其中一个人需要在车辆前面十几米的地方步行，举着一面红旗，让来往的车辆和行人都知道有汽车经过。此外，法案还规定了汽车的限速，在乡村是四英里每小时，在城市是两英里每小时。

这样的法规有效地抑制了蒸汽动力在工业革命后发展最快的英国全面取代马车的步伐。法案直到三十年后才废除。到了此时，已经出现了新的动力方式——内燃机。

那么内燃机驱动的汽车在发明之后花了多久才全面替代马车？仔细梳理一下历史会发现，量产的汽车替代马车也整整花了二十年的功夫。而马车发展到了极盛的时期，并不是在汽车发明之初，而是在一百年前的1910年代，而那个时候福特已经开始流水线生产ModelT了。

预测科技带来的变革特别难。1894年的伦敦《泰晤士报》就提出过一个著名的预言：到1940年，伦敦每条街道都将被埋在三米深的马粪下面。

虽然1894年配备汽油发动机的汽车已经发明，但是到了1910年马粪的确成了纽约市政最头疼的问题，可以说《泰晤士报》准确预测了马车未来持续增长的二十年，它没有预测到的是随后马车的拥有量会呈现断崖式地下跌，到了1920年代末，美国的马匹总量就只剩下十年前鼎盛时期的零头。

再看一下集装箱颠覆航运业的过程。有关标准集装箱的概念很早就有人提出，但是真正要推动集装箱的使用，需要各个利益相关方——主要是船运、卡车和火车货运公司，还有码头——确定标准，这并不容易。面临的挑战主要来自两方面。

一方面是码头的装船工人，装卸散货轮需要几百名码头工人花上一两个星期的时间，散装货船装船非常危险，经常有工人受伤甚至丧命，此外散装货轮的船运量也有限；而装卸集装箱只需要几个小时，运量会大幅提升。虽然集装箱明显优于散装货轮，但是如果转用集装箱，可能会导致大量工人失业，转变首先就会遇到港口工人的抵制。另一方面挑战则来自卡车司机。

和码头工人一样，在散装轮时代，任何能运货的车辆都能到码头参与运货，虽然集装箱的采用可以让卡车装卸更便捷，但是这意味着卡车司机需要花大价钱购买标准的集装箱货车，对于这些司机而言，科技变革带来的痛苦不言而喻。

航运业很早就意识到采用集装箱会给货运业带来巨大的效率提升，但是真正要全面采用这一新技术，需要克服自劳工方面的阻力。事实上，推动航运业的这次重大变革的，并非来自创新者，而是一位很有前瞻眼光的商人麦克林（MalcomMcLean）抓住了一场历史的机遇。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美军日益陷入越战泥潭，不断在越南增兵之后需要运输大量补给。当美军向商界询问谁能提供更有效的物流支持时，麦克林毛遂自荐，推荐采用集装箱。而集装箱被证明在一个整合的物流系统（整合了火车、航运和卡车）中最为有效。

麦克林看的更深远，他不仅看到了美军在越南补给的需求，也看到了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工业外贸兴起的机会。

为美军提供补给的集装箱货轮在越南卸货之后，又可以在日本和韩国等地载上当地生产的产品运回美国，这就形成了泛太平洋的货运大循环，去程运送军火和补给，回程则运送亚洲出口的商品，既赚钱、又推动了集装箱的广泛使用，让太平洋航线在不到十年的时间内就取代了连接欧洲和美国的大西洋航线成为最繁忙的航线，也极大推动了商贸全球化的发展。

故事到这里还没有讲完。大量码头装卸散装货轮的熟练工人面临失业，怎么解决？最终的妥协是让港口在享受新技术带来的效率和吞吐量激增的同时，对既有的熟练工人给予保护，史称额外照顾（featherbedding）。

这种额外保护规定码头上按照集装箱货轮出现之前的工人总数雇佣工人，即使已经不再需要那么多工人，仍然要确保他们不会失去工作。

类似的做法在柴油机车取代蒸汽机车时也是如此，英国的铁路在同一时期就曾经规定，在使用柴油机车之后，仍然在车上设立铲煤工的职位——也就是给锅炉加煤的岗位——即使柴油车不再有锅炉也不再需要加煤了。两个类似的规定，都是给那些因为科技变革而失去工作的技术工人提供一个安全的缓冲期。

如何预测工作的未来

预测工作的未来，有两条思路。

第一条思路是：“未来不会是现在的改进版或者增强版，一台电脑绝对不是一台更好的打字机！”解释一下，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如果用线性的思维来预测未来，一定会错漏百出。

1894年《泰晤士报》对于马车未来的预测之所以谬之千里，就是直线思维，推想到经济发展会带来马车需求的激增，从而导致满街的马粪无人清扫，却忘记了汽车对马车的改变不仅仅是动力的变化，也是一种整体的替代。

规模生产的汽车变得价廉物美而在发达国家被广泛运用，也带来了一系列的变化，这是无论什么人在一百多年前都难以预见的。比如汽车推动的美国郊区化运动给大城市的布局带来的根本性变化，而高速公路网的建设也催生的零售与连锁业的变革。

汽车还带来了一系列根本无法预想的监管问题，一百年前，谁都无法设想车辆的管理、驾驶员的培训、驾驶证的管理、交通信号灯的建设等。可以说，汽车给经济和社会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它所创造出全新的岗位，是无从预料的。

第二条思路则是：历史总是在不断重复。这是不是与第一条自相矛盾？不是刚说过，别一看见键盘，就把未来的电脑想象成为升级版的打字机么？

事实上，的确有太多的例子证明，历史是不断重复的。比如加州关于无人驾驶运输车辆在人行道上行驶的规定就和一百五十年前的“红旗法案”类似。法律规定无人车需要有人在旁边操控，需要插上红旗来标识它是一辆无人车。

类似的例子还很多。例如2016年伦敦两万多黑色出租车司机罢工，抗议优步进入给他们带来的生计上的困难，就和两百年前卢德分子在英国的骚乱类似。伦敦出租车司机指责优步司机“不专业”“不安全”，这恰恰代表了“技术+全球化”给职场带来的“不公平”的感觉，和卢德分子指责自动纺织机抢了有经验的手工织工的饭碗如出一辙。

优步的司机都是业余的，优步早期的做法也并没有特别好地去保护乘客的安全。伦敦出租车司机可是需要经过接近三年的培训，考出资质才能上岗。

想象一下他们这些经历了长期的学徒过程出师了的训练有素的司机，对那些对道路一无所知、完全按照APP指令行动的“人肉机器人”（他们认为优步司机就是听机器指令的“人肉机器人”）的愤怒之情。而这种愤怒和手工织工怨愤自动织布机让没有经验的工人取代了自己的工作一样。

两条思路都直指一项预测工作的未来的关键点：不要去保护职业岗位，在科技变革面前旧工作被取代，新工作创造出来，司空见惯，却很难准确预测；需要去思考如何保护劳动者，为他们构建避风港。职场虽然要更灵活，但是工作有保障对于劳动者适应变革最重要。

面对科技带来的变革，全社会都需要树立一种正确的态度。变革会给商业带来巨大的变化，一味去阻碍变革是不可能的，但变革也一定会带来苦痛。关键问题是，应该由谁去承担变革带来的经济与社会成本和失业的苦痛？怎么才能让更多人、至少需要让资本和劳动者能够共同分担变革的成本。

从这一角度去看“红旗法案”，就不难理解它其实是在给高科技突飞猛进的道路上人为设置路障，它所采用的规定岗位和限制速度等方式，看起来是阻挠先进技术的采用，何尝不是保护既有马车车夫的权益。同样，无论是额外照顾法案还是保留锅炉工的岗位，本质上仍然是通过法规的方式，确保不仅仅只是由劳工来承担技术变革带来的失业痛苦。

为劳动者提供工作的保障，在数字化转型的变革中将更加困难，也因此更加重要。在当下，颠覆既有的工作，用机器取代工作，注定可以盈利。创造新工作，尤其是那些未知的工作，却很难确定有利可图。

或许2019年8月美国商业组织“商业圆桌会议”对公司宗旨的重新定义是一个标志性的开始，将近两百位大公司的CEO都赞同，股东利益不再是一个公司最重要的目标，公司的首要任务是创造一个更美好的社会。更美好的社会，需要从每个人都能找到合适的工作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