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有部国产电影，探讨都市女性的困境
盛男，大龄剩女，报社记者。用世俗的标准来评判，她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年纪轻轻，患了癌症，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支撑自己看病。父母不理解她，她也不理解父母。她有理想，可越是努力，就离理想越远。爱情呢，好不容易遇到了一个同类刘光明，可真相揭开，却发现刘光明也在生活的泥沼中自顾不暇。
尽管失败透顶，但盛男还是大步流星，不拘小节。
盛男是电影《送我上青云》的女主人公。用扮演者姚晨的话来形容，她是女版孙悟空，“被现实砸得一塌糊涂，还是挥动着金箍棒一路向前打怪”。用导演滕丛丛的话来说，盛男有一种侠女精神，“依然有年轻气，依然怼天怼地”。
8月16日，电影《送我上青云》上映。在一个半小时的时间里，盛男寻找爱情，寻找生命的意义，寻找金钱，寻找亲情。到最后，她发现真正能带来愉悦的还是她自己。
滕丛丛的一位朋友看完电影后，痛哭不已，说滕丛丛偷走了她的生活。滕丛丛告诉本刊记者，那些故事不是从她身体里面长出来的，而是外界的生活环境和她的内心感受进行了一些化学反应。
盛男不是某一个人，但她可以是任何一个人。 被“对勾”绑架 2009年，滕丛丛从北京电影学院本科毕业，做过场记，做过剪辑师，又回到学校读书。看似一切步入正轨，却陷入了迷茫。“以前自己怼天怼地觉得谁都看不上，觉得自己特别棒，但是入了社会之后，发现很多事情你的努力是徒劳的，你的价值观未必是别人认可的，你觉得这样做不对，但是所有人都在这样做。” 很多人都留恋青春，滕丛丛却不大愿意回到那段日子，因为活得“特别不明白”。她试图去电影里寻找答案。但她发现，真正探讨生命困惑的国产电影并不多，而以城市女性为主角的电影更是匮乏。 于是，她开始了《送我上青云》的剧本创作。写剧本花了很长时间，大约三、四年。她把自己对生活的种种不解一股脑地送给了女主人公盛男。电影中，盛男的母亲梁美枝说，男男从小争强好胜，什么事都要争个对错。即使是运动鞋，也最喜欢穿耐克——因为鞋子上画着对勾。 滕丛丛给盛男选择了记者的职业，因为记者的身上有理想和现实碰撞的惨烈和悲壮感。为了让电影足够真实，滕丛丛曾对五、六位记者进行跟采。有一位女记者给滕丛丛留下很深的印象。她只身深入河南的城中村采访，用智慧和当地的警察、村民打交道，时常被人追狗咬。“她用她的聪明才智周旋有余，可是出了她的职业范围，她不是一个在社交场上如鱼得水的人，她只是非常有职业精神。”这位女记者的气质被滕丛丛赋予了盛男。 现实中的盛男们在工作中独当一面，在生活中独来独往，却突然在某一个年龄节点，被告知女人最重要的是婚姻，她们有了新名字“剩女”。“我知道很多女孩怀疑过（这件事），我觉得很多女孩的声音需要发出来。”滕丛丛想替这些女孩们发声。 电影里的另一位女性，是盛男的母亲梁美枝，一个热衷于化妆丰唇，穿粉色衣服，开粉色汽车的中年女人。梁美枝的扮演者吴玉芳说，梁美枝是一个碌碌无为的人，“她在生活的漩涡中到处碰壁，到处错位，跟女儿错位，跟丈夫错位”。 当女儿和丈夫都不需要她时，这个错位的母亲，才发现她已经没有了自我。像个撒娇的孩子，黏着出差采访的女儿，口口声声喊着要去寻找自我。她想反击有外遇的丈夫，却无能为力。她遇到了李老，和他发生了关系，她觉得这是对丈夫的反击，心里得到了平衡。 但滕丛丛认为事实并非如此。“她依然是没有话语权的一个人，她回到她的生活当中也许会有一些改变。我觉得她最终的胜利应该是人格的独立和自由。但是也要体谅她们，因为在她们的思想观念当中，并不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而拥有自我的盛男，也活得并不如意。一直追求“对勾”的她，被“对勾”绑架了。故事开始，盛男被确诊为卵巢癌，她的第一反应是自己从不乱搞男女关系。她哭着对母亲说：“我努力学习，努力工作，努力不让你们失望。我那么努力，却还是要死。” 主演姚晨很喜欢盛男。她和滕丛丛的感受一样，认为国产影视剧缺少真正展现这个时代女性所思所想，所爱所恨的角色。 “盛男像现实生活中平凡的大多数，这样的电影未必会解决什么问题，但是会给像盛男这样的又成熟又孤独的人一个抚慰。”姚晨在一场路演活动中说道。 女人眼里的男人 制片人顿河看剧本的时候，告诉滕丛丛，这部电影的口碑很可能会两极化，女性会很喜欢，男性可能会很排斥。因为故事中的男性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理想化的男性形象。 袁弘饰演的刘光明，是县城图书馆唯一的访客，小时候因为擅长背诵圆周率被奉为神童。他用两台相机交替拍云朵，和盛男大谈特谈灵魂永恒。 但刘光明的真实生活却是这样的：他参加三次高考，读了大专；财大气粗的岳父为他提供了体面的生活；亲朋聚会时，他要表演背诵圆周率；他唯一获得尊重的方式，是把自己的照片贴在鞋柜旁，让一家人换鞋时对着照片鞠上一躬。 刘光明想用知识武装自己，反抗生活，但是他失败了。 盛男身边的另一位男性，叫毛毳，为了挣大钱离开了记者工作。在扮演者李九霄的眼中，毛毳其实是个理想主义者，但是他被现实生活不断地碰撞、蹂躏，他对于金钱的渴望压过了不堪一击的理想。“他的理想被现实所洗礼，他经历着自己的困境，是一个困兽。” 滕丛丛不认为《送我上青云》刻意矮化男性。她觉得，国产影视剧中的男性视角太多了，观众习惯于从男性的心理路程出发，习惯于讲述一个完美的男性形象，却很少从女性的视角去观看男性。刘光明也好，毛毳也好，他们身上都有闪光点。但是女性视角的男性，和男性视角的男性必然不同。“并不代表我们对男性有批判，我们女性多么高尚或者光辉。我们的女性角色身上有非常多的问题和毛病，盛男也绝对不是一个完美的人。” 在滕丛丛眼中，每个人物都有自己生活的无奈，每个人身上的缺陷都很明显。“这里没有男女有别，好像女性比男性更勇敢。电影是从盛男的视角讲整个故事，所以好像会更理解盛男，但是如果我们从刘光明的视角讲这个故事的话，你看到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电影尾声，毛毳做了一个梦。滕丛丛把决定梦的内容的权力交给了李九霄。李九霄想了想，觉得毛毳梦到了山、水和彩虹。滕丛丛按照他的感受补拍了这场戏。 为什么毛毳会梦到彩虹？李九霄告诉本刊记者，因为毛毳是一个色盲，尽管他追逐成功，追逐尊严，但是他内心最原始的渴望是看到彩虹的缤纷。 但这个愿望只能在梦中实现了。毛毳成了一个彻彻底底的功利主义者，为了金钱和尊严，逢场作戏，游刃有余。毛毳的人生选择究竟是对是错，身为90后的李九霄想了又想，也“没想明白”。“人为什么而活着？我觉得这永远都想不明白”。 凭风借力，飞上青云 《送我上青云》的片名源于《红楼梦》第70回，众人在大观园填柳絮词。在贾府没落的背景下，其他人都在感叹人生像柳絮一样漂泊无根，唯有薛宝钗说：“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滕丛丛很向往薛宝钗“人情练达”的境界。 电影中的每个角色都有自己的“求而不得”：盛男是对生命和爱情的求不得，梁玉枝是对青春永驻和幸福婚姻的求不得，毛毳是对成功和金钱的求不得，刘光明是对尊严的求不得。 唯有李老，一位即将迈入生死之门的老者，他作为成功人士，在晚年肆意地活着，成功是他获取自由的砝码。他在生命结束前最后的愿望是满足性欲，他也成为电影里唯一一个满足愿望的人。 “这些人所有的求不得放在一起，其实就交织成每个人看上去好像都很丧，每个人的问题都没有解决，但我不认为他们的问题可以解决。”滕丛丛说。 但是滕丛丛没有一味用悲剧的方式来创作，她加入了很多黑色幽默。她把自己的处女作定义为“悲喜剧”，因为故事是从死亡开始的，需要有喜剧的内容进行调和，比如盛男生病没有钱，却愣头青似的看不上所有人，再去和那些人进行碰撞。 滕丛丛觉得，这样的处理才有趣。“悲剧有时候是一种生理反应，喜剧是一种心理反应，让你哭中带笑，笑中带哭，你哭着，突然间就破涕而笑了，笑着笑着心里越来越难过，这种五味杂陈会更吸引我。” 这部处女作依然有它的瑕疵。一位豆瓣用户说：“干扰主题的东西太多，挥出去的拳没打到要害上。” 这位年轻导演想在片子中抒发太多的生活感悟和困惑了。《送我上青云》像一杯清酒，它虽不解渴，但酒味还可以更浓烈一些。 这或许与滕丛丛的想要表达的内容有关。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滕丛丛毫不掩饰地说，她还没有真正地了解自己，而人其实是很难看清楚自己的。她带着这个没有答案的问题去创作，自然也把疑惑抛给了观众。 正如滕丛丛很喜欢的一个桥段：一位老婆婆攒了1500元给自己买了口棺材，棺材在运输途中遗失在江中。为了安抚痛哭的老人，刘光明主动给了她1500元。后来，老人和儿媳找到刘光明，倒不是来感谢，而是告诉他棺材涨价了，需要3000元。 “你觉得她很可怜，但是你并不知道可怜背后是不是可恨。”滕丛丛说，人性的灰色面就在于此。年轻时，总想争个黑白对错，慢慢地，会发现世界上的很多事情不是非对即错。“生活当中有一些问题就是无解，你只能接受它。它存在就是合理的。你要明白人性的灰色面，它一直都是这样，你要学会接受这些事情。” 电影结尾，盛男在父母的目送下进入手术室。镜头一转，盛男站在一片残垣之上，身边是电影开头出现的疯子。疯子是电影中除了李老之外，另一个接近自由的角色。他的自由来自于无知，可以不受任何世俗标准和观念的束缚，去做想做的事情。 滕丛丛最初的设计，是疯子对盛男说一句“对不起”。拍摄时，姚晨提议把“对不起”改成“我爱你”。姚晨觉得，疯子代表万事万物对盛男表达的一份爱，而盛男在此时需要这份爱。 当疯子对盛男说出“我爱你”时，“失败者”盛男释然了，卸下了心中的千斤重担。她依旧像柳絮一样渺小，改变了不了生活中的任何窘境。但她还有勇气对着远方大笑三声。在那一刻，盛男像柳絮一样，凭风借力，飞上青云。 （责编：Stell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