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底WeWork：名符其实还是徒有其名？

今年1月初，WeWork的员工齐聚洛杉矶，参加公司一年一度的峰会。洛杉矶摇滚乐队红辣椒登台表演、歌手贾登·史密斯（Jaden Smith）和花滑运动员亚当·里彭（Adam Rippon）系数亮相；吹牛老爹和艾什顿·库彻（Ashton Kutcher）宣布了公司年度创造者奖的获奖者。最后，公司创始人之一亚当 诺伊曼(Adam Neumann)按惯例走上舞台。他身高1.98米，留着一头长长的黑发，有着身家数十亿美元男人的从容魅力。这位创始人仍会定期前往海边冲浪，过去还常常在办公室里玩滑板。诺伊曼往往以发表夸大其词的言论而闻名，比如去年在一次全公司活动上讲了这么一句话：“世界上有1.5亿孤儿。我们想要解决这个问题，给他们一个新的家庭：WeWork大家庭。”在洛杉矶峰会上，诺伊曼告诉他的员工，新成立的We Company现在将拥有三个分支——WeWork、WeLive和WeGrow——一个宏伟使命：“提升世界意识。”

作为一个共享办公空间企业，WeWork的诞生部分上基于这样一种理念：对于诺依曼这样的企业家来说，让他们的想法落地都应该更容易。WeWork的核心业务很简单：从房东那里租赁办公室，把它们分割成小块出租，并根据设计、功能等附加服务收取额外费用。世界各地有数百家这种公司，但长期以来诺伊曼坚持认为WeWork更大。2017年诺依曼宣布，WeWork“今天的估值和规模更多是基于我们的精力和精神，而不是基于收入的翻倍增长”。长期以来，他一直坚持认为，将WeWork归类为房地产公司太过狭隘，这是一家雄心勃勃的“社区公司”。“我们来到这里是为了改变世界，”诺伊曼同年说。“没有比这更让我感兴趣的了。”

诺伊曼所取得的成就惊人：WeWork现在拥有46.6万名成员，分布在28个国家100多个城市的485处办公地点。其营收已经从2014年的7500万美元 增至去年的18亿美元。三年前它有1000名员工，如今该公司拥有1.2万名员工，而且每周还会增加100名员工。WeWork已经在工作场所安装了185万平米的玻璃隔断，去年秋天它成为纽约曼哈顿的最大租户；在伦敦市中心，它是仅次于英国政府的租户。当打车服务公司Uber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之后，WeWork现在是美国最具价值的初创企业，估值达到了470亿美元。4月底诺依曼宣布，以WeWork为基础成立的We Company已提交文件，准备启动IPO进程。

然而在公司内部，员工和高管们描述了一个混乱动荡且充满不当行为的环境，这些也是高速增长初创企业的典型特征，而其业务也有不少问题：WeWork去年亏损19亿美元。但WeWork已经重塑了商业地产领域，并将目光投向了未来社会。诺依曼最近告诉一位知情人士，他相信未来的WeWork可能有助于解决诸如难民危机等世界性问题。

从绿色办公桌到WeWork

今年春天的一天，诺依曼坐在位于切尔西WeWork总部办公室的一张大会议桌前，为自己的时间有限而道歉。“在短时间内很难真正了解一个人，也很难确切描述所有真相，”他告诉我。诺伊曼解释说，除了提高意识，公司旗下的三个部分各有更具体的任务。WeWork正在打造“一个让人们生活而不仅仅是谋生的世界”。WeLive在纽约金融区提供带家具的单间公寓，起价为每月3175美元，是确保“没有人感到孤独”的一种有效方式。WeGrow旗下包括一所小学和一所编程学院，其任务是“释放每个人的超能力”。我问诺伊曼他的超能力是什么。“改变”,他说。“我认为这是最好的超能力。”

诺伊曼出生于以色列，2001年搬到纽约，记忆中的童年生活异常艰难。父母在诺伊曼7岁时离婚，在他生命的头22年里，住过13个不同的家庭。诺伊曼曾在以色列海军服役5年，之后和妹妹搬进位于翠贝卡的一套公寓。妹妹曾被评为以色列小姐，后来成为一名成功的模特。诺伊曼就读于巴鲁克学院(Baruch College)的商科课程，正如他在2017年对毕业班学生说的那样，他在纽约的最初日子主要是去俱乐部，“和城里的每一个女孩搭讪”，想办法致富。后来诺伊曼从巴鲁克辍学，开始实践他的第一个创业想法：一款可折叠的女式高跟鞋。但这并没有奏效。所以在20多岁的时候，这个没有孩子的单身男人转而创办了一家名为Krawlers的公司，销售带有内置护膝的婴儿服装，公司宣传语是“他们不告诉你，并不意味着他们不受伤害。”

2008年初，诺伊曼遇到了米格尔·麦凯维(Miguel McKelvey)，他是一位有着类似成长经历的建筑师。诺伊曼在以色列的一个集体农场里生活了好几年，而麦凯维是由俄勒冈州尤金市的五位单身母亲共同抚养长大的。大学建筑系毕业后，麦凯维搬到东京创办了一个名为“英语，宝贝！”的网站，把美国流行歌曲作为学习外语的工具。最终麦凯维又搬回纽约，在位于布鲁克林的一家建筑公司找了份工作，花了几年时间设计美国服装商店。到2008年，麦凯维说服诺依曼把Krawlers公司搬到纽约Dumbo艺术区。为了节省租金，诺依曼把部分办公空间转租给另一家公司。两人都渴望尝试一些新东西，经过一番头脑风暴后，麦凯维和诺伊曼说服房东让他们做个实验：他们接手了房东附近一栋大楼里的空置房间，隔成办公室并分租出去。

最初所谓的“绿色办公桌”(Green Desk)一经推出就大受欢迎，房东想把它扩展到自己在布鲁克林所拥有的其他房产。但麦凯维和诺依曼决定卖掉自己的股份并独立经营。2010年，他们在格兰德街和拉法叶街的拐角处开设了第一家WeWork办公空间。它有裸露的砖块和裸露的电线，都是麦凯维自己安装的，整个内部空间并没有仿照传统办公室，而是仿照一家精品酒店的设置。

迄今为止，第一家WeWork仍然存在。9年后的今天，它已经有点过时，但同样的小公司仍在其中办公，其中一些公司从一开始就在那里。在几个街区之内，现在又开设了四家WeWork，全市共有66家WeWork。自2011年以来一直在该公司工作的考特尼·华莱士(Courtney Wallace)告诉我，他对WeWork的增长当然感到惊讶，但并不认为诺伊曼会感到惊讶。华莱士说：“我认为，亚当会说他很惊讶花了这么长时间。”

诺伊曼和麦凯维并没有创造出“共创”的概念，但他们意识到，可以从当时的经济衰退中赚钱。即使在曼哈顿，房地产也可以廉价出售，下岗工人需要空间来开始他们的自由职业生涯;千禧一代想要的不仅仅是一台饮水机和一个小隔间。麦凯维把他的设计和施工经验带到了WeWork，而诺伊曼则带着一种骗子般的热情，一头扎进了纽约房地产这个咄咄逼人的市场。他很快就与大卫 扎尔(David Zar)一同敲定了WeWork位于帝国大厦对面第二处办公空间的交易。在参观了当时房地产大亨贾里德·库什纳(Jared Kushner)所拥有的一处房产后，诺伊曼哄骗库什纳进入一家酒吧喝龙舌兰酒，后来在一场扳手腕比赛中击败了他，从而解决了交易争端。

从床上用品公司Brooklinen到“后有线”流媒体网络Cheddar，很多公司都是在WeWork孵化的。一位媒体作者就在白宫附近的WeWork工作，后来创立Fyre豪华海岛音乐节的比利·麦克法兰(Billy McFarland)在位于翠贝卡的WeWork工作时经常拖欠房租。最近，WeWork还把办公空间租给了Facebook和亚马逊等大公司。

要颠覆根深蒂固的商业房地产市场需要资金，而诺伊曼很擅长向投资者推介自己的公司。诺伊曼先后融到了超过12 十亿美元的风险投资资金,很多早期投资者均被他的活力和愿景所吸引。公司成立早期，诺伊曼告诉朋友们，他正在打造的是一项价值1000亿美元的业务。

他向投资者所展示的个人魅力和慷慨激昂的言辞，也吸引了愿意长时间工作、不求酬劳回报的员工，他们相信自己正在打造的是一家改变世界的公司。在WeWork内部，诺依曼很快形成了一种神秘感。他吹嘘自己每天工作20小时，并常常在午夜之后开始召开高管会议。WeWork的一位前高管告诉我：“有一些会议从凌晨2点开始，他迟到了45分钟才加入我们，但那次会议价值数百万美元。”每周伊始，WeWork都会要求员工下班后留下来参加一场“感谢上帝，今天是周一”的团建活动，通常会持续几个小时。活动上公司会向员工分发龙舌兰酒，而诺伊曼往往在结束时发表一番长篇大论。

派对般的公司氛围

WeWork的办公室很早就以拥有派对般的氛围而闻名，公司环境也不例外。一位前雇员说，诺伊曼在面试时给她倒了杯龙舌兰酒，几乎每一次公司活动也都少不了酒，这是千禧一代员工的另一项福利。许多员工都知道诺伊曼最喜欢的龙舌兰酒——Don Julio 1942，各地的办事处都会在他来访时备好这种酒。2014年的一个早晨，WeWork华盛顿特区一家新店的员工上班后，发现游戏室被捣毁了。房间里到处都是杯子，闻起来有烟味。当这名员工查看前一天晚上的安全录像时，他看到诺伊曼和WeWork副董事长迈克尔 格罗斯(Michael Gross)正在喝酒玩街机。

2017年起，公司一年一度的夏令营活动被转移到伦敦郊外的一个公园，员工从世界各地蜂拥而至。一位员工告诉我，他和同事径直走到吧台，每人要了两瓶酒。“他们会给你两瓶桃红葡萄酒，而我们会一手拿一瓶往嘴里灌，这完全就是一场喝酒的游戏。”他说。而另一位女员工告诉我，她知道2017年是时候离开公司了。当时她在帐篷里醒来，发现一位不知名的同事正在往她头顶上方帆布上撒尿。这位员工在谈到夏令营时说:“能和24岁以下的社区经理聊天，这将是你一生中最棒的周末。”“但我不是来这里看人撒尿的。”

夏令营也是诺依曼最高光的地方。据媒体报道，在去年的活动中，诺伊曼坐在舞台上，他的妻子和麦凯维坐在他旁边，人群唱着“奥勒、奥勒、奥勒”(Ole, Ole, Ole)。一名来自印度的WeWork员工开始高喊，“让我们出发，WeWork，出发！”另一个来自加利福尼亚的人尖叫道:“你正在改变世界，亚当！我们爱你。”来自墨西哥城的WeWork员工奥古斯托·孔特拉拉斯(Augusto Contreras)在夏令营上向女友求婚。他在公司博客上说:“我感觉我被大家庭所拥簇着。”而此时距离他加入公司只有七个月的时间。

软银输血和公司扩张

2017年，WeWork在新加坡开设了第200家分店，而诺依曼终于找到了一位志同道合的合作伙伴。一夜之间，日本软银集团总裁孙正义有了比许多风投更多的钱，期望投资于改变世界的初创企业。2016年,软银发起成立了1000亿美元的愿景基金，其中沙特阿拉伯投资了450亿美元。愿景基金开始在Uber、Slack、DoorDash以及其他数十家公司身上押下巨额赌注，采用了一种被称为“闪电式扩张”的战略。也就是说在不考虑利润的情况下，尽可能快地将一家公司提升至市场主导地位，这一战略也遭到了一些人的嗤之以鼻。孙正义在WeWork总部会见了诺依曼，并告诉他自己只有12分钟的时间来参观公司，之后他邀请诺依曼和他一起坐在车里谈投资。孙正义在iPad上草拟了一份向WeWork投资44亿美元的协议，并告诉诺伊曼，让WeWork“比你最初的计划大十倍”。孙正义认为，在一场战斗中，疯狂总比聪明要好，而WeWork的工作“还不够疯狂”。孙正义说，他认为WeWork可能价值“数千亿美元”。

图示：大型开发项目Dock 72中包括2万平米的WeWork办公空间

孙正义投资的前提是，WeWork能做的远不止把办公桌租给独立会计师事务所和小型品牌公司。正如他所说，从一开始诺依曼就把WeWork称为“世界上第一个实体社交网络”，目前的亏损只是为各种增长奠定了基础。他说:“我们正在投入资金建设一个已经有巨额营收流入的基础设施。而且可以从中获得源源不断的收入。”诺伊曼曾多次声称，WeWork正处于亚马逊只卖书的阶段。其理念是打造一台能够以前所未有规模租赁、设计、建造和管理空间的机器，在此基础上可以开展各种各样的盈利业务。到目前为止，WeWork的举措与其计划相吻合。例如，该公司长期以来一直试图向其成员销售医疗保险和商业软件等服务，但如今这只占其总收入的5%。

该公司的估值也是基于这样一种理念，即使WeWork算不上一家科技公司，至少也是一家具有技术前瞻性的公司。就连WeWork的竞争对手也承认，相比较而言，WeWork垂直整合的开放空间系统帮助其以惊人的速度扩张，同时能够有效控制成本的不断上升。

WeWork最近加大了对技术的投入，以便更好地理解用户如何利用其空间。WeWork首席技术官希瓦·拉贾罗曼（Shiva Rajaraman）将典型的WeWork空间描述为“拥有更多灵魂的亚马逊仓库”。 WeWork利用数据来改善办公室管理，并分析客户的兴趣，以便更好地规划社区活动。拉贾罗曼表示,该公司发现, 布鲁克林和旧金山的WeWork成员更喜欢“城市园艺”特色。与WeWork合作的数据公司Flatiron经理表示，自开业以来，“我们的最好的一个见解”就是人们喜欢坐在房间后面靠窗的位子。他说，这是他们之前没有预料到的事情。

在实际运营中，随着房地产市场成本不断启高，软银的现金注入帮助WeWork抵消了其旋风式扩张带来的成本不断上升。该公司还开始斥巨资为新增办公空间吸引更多客户。软银投资几周后,总部位于纽约的同业公司Bond Collective老板希洛莫·西尔伯（Shlomo Silber）在犹太新年打开他的手机，发现几十个客户转发WeWork的邮件，内容是推荐转租WeWork空间，并免除一年的租金。这种亏本买卖让WeWork的入驻率飞速上升，但让WeWork难确定其产品的自然需求。多个城市的WeWork员工均表示，有些精明的公司会在一家WeWork分公司享受几个月的免费租金，然后等待新址开业，这样就可以搬到别处，继续享受免费大餐。

WeWork公司对业务增长的胃口相当之大。对于那些声称要围绕社区这一脆弱概念打造业务的人，诺伊曼采用了类似于房地产大亨的精明策略。2015年，为了给WeWork让路，一名房东把两家租户赶出了他们在旧金山市中心的办公室。据报道WeWork愿意支付双倍租金。2017年，诺依曼曾向黑石集团一位高管抱怨其投资了一家竞争对手。他还曾告诉一位将房产出租给同业公司的房东，声称WeWork将不再与其合作。

WeWork还指控几家竞争对手侵犯商标，包括UrWork、WE Labs和Hi Work。在2017年对UrWork提起的诉讼中，WeWork表示，它并不是主张“Work这个普通单词的排他权”，但反对“一两个字母的代词紧跟着Work这个单词的组合”。

饱受质疑的公司文化

今年5月份的一个下午，笔者参观了Thrive Global由Wework设计的居家办公新总部。Thrive Global是阿里安娜 赫芬顿(Arianna Huffington)所在的公司，致力于“终结压力和倦怠的流行病”。赫芬顿向我和WeWork的一名公关代表打招呼时谈及WeWork刚刚聘请的全球公关主管。作为Uber董事会成员的赫芬顿说，“我是在他代表特拉维斯处理Uber一场重大危机时认识的，”她指的是这家拼车公司的创始人兼前首席执行官特拉维斯·卡兰尼克(Travis Kalanick)。“于是就形成了密切联系。”

Thrive Global的新办公室是WeWork近期租赁业务转型的一部分。WeWork现在有超过40%的业务是与员工数量多于500名的公司合作，其中一些公司拥有完全属于自己的办公空间：在位于格林尼治村(Greenwich Village)的一栋Wework大楼里，IBM就占据了10层楼。公司可以选择让WeWork为他们的办公室提供与标准WeWork办公场所相同的整体设计，也可以选择支付更高的价格购买一种名为power by We的定制化服务。Thrive Global选择了前者，它的新办公室里有几个WeWork标志性的电话亭，而且外观更简洁、更明亮，这是WeWork在前时装设计师、现任WeWork首席创意官亚当 坎摩尔(Adam Kimmel)的指导下推出的。坎摩尔告诉我，WeWork有一个由50名视觉艺术家组成的团队，他们每月创作1000多件作品，但赫芬顿最终决定用自己女儿的作品来装饰Thrive Global办公空间。

WeWork总部位于切尔西，有一千多名员工在那里工作，这里是它尝试如何为更大企业服务的试验场。六楼的入口两侧分别是一个提供全方位服务的咖啡厅和一个会客厅。会客厅里还有一排沙发和躺椅，大小和感觉都和家居用品西榆树(West Elm)的品牌陈列室差不多。这里有桌上足球和撞球桌，还有三个视频游戏机。除此之外的亮眼之处是WeMRKT, 公司一位发言人把它称为“办公室酒窖”，其紧挨着厨房，有十几个水龙头一字排开，供应啤酒、苹果汁、冰啤酒、美乐葡萄酒、黑皮诺、康普茶和苏打水。

除了为诺伊曼和少数高管预留的几间办公室外，总部几乎没有定人到位的办公桌，WeWork的一些员工将寻找一个足够安静和私密的办公桌描述成一场持续不断的精神和身体斗争，所以想要集中精力很难。WeWork高管乔尔 斯坦豪斯(Joel Steinhaus)表示，他之前在花旗银行工作，每人分配到的办公室面积有18至23平米，而WeWork将这个数字缩减到不足5平米。WeWork声称，额外的公共空间和便利设施弥补了这种差异，而且有助于员工彼此建立亲密感。六名WeWork的员工都谈到公司楼梯和走廊很窄，迫使人们要与任何经过的人进行交流，从而也促进社区的发展。他们说，让更多的人适应新环境所节省的成本只是一种额外好处。

建设社区是WeWork一直以来的承诺，它向大公司推销的不仅仅是时髦设计和灵活的租赁条款，而是WeWork所谓的“WeOS”，也就是它在帮助公司优化办公空间和整体文化方面的专长。2017年，麦凯维被任命为WeWork的首席文化官，他在WeWork内部喜欢使用的口号之一就是“让爱可操作”（Operationalize Love）。

但在数十次采访中，WeWork的不少现任和前任员工以及高管质疑，该公司的文化本身是否值得传播。尽管该公司的口号是“创造生活，而不仅仅是谋生”，但各级员工经常报告称，他们每周工作60到70个小时，而且需要强制性参加诸如“感谢上帝，今天是周一”和“夏令营”这样的团建活动。在其年度峰会上，该公司通过扫描发给每位员工的腕带来跟踪出席会议和活动情况；过多的活动缺勤将被报告给公司高管。许多员工描述了WeWork的一个常规周期:新员工来到公司，对公司使命感到兴奋，但却因为筋疲力尽而离开，取而代之的是新一批员工。但多位高管表示，诺伊曼的喧嚣风格对公司的成功至关重要。一位高管说:“从商业角度看，这种方式正在起作用。”

员工们还表示，该公司的人员流动率出奇之高。许多人说，诺依曼希望WeWork每年的离职率在20%，从而保持员工对工作的警觉性，但其本人予以否认。据公开报道，WeWork已有两轮大规模员工离职，该公司表示，这两轮离职都涉及裁员。但员工们表示，突然解散整个团队并进行重组是常有的事。一位前高管告诉我:“当你在WeWork工作时，肯定会发现这家公司缺乏文化，对于一家推销文化的公司来讲真的很有讽刺意味。”“如果有一种文化，那就是中转站文化。”

公司对增长的关注似乎并没有给其他担忧留下多少空间。有两个人告诉我，最初WeWork一共只有100多名员工，在一次全体员工大会上，诺依曼与另外两名高管迈克尔 格罗斯(Michael Gross)和诺亚 布罗德斯基(Noah Brodsky)一道回答了问题。有人质疑高管团队缺乏多样性，诺伊曼拿台上人反驳道， “我是黑发，迈克尔是金发，我们还有个诺亚。(布罗斯基是同性恋，脸涨得通红。)”

员工和高管们表示，这种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源自诺依曼，而诺依曼的独断可能也会令人沮丧。去年夏天，他在一次全公司会议结束时宣布，WeWork将不再报销员工的含肉餐费。该公司的几名高管根本不知道这一消息即将发布，甚至不知道它意味着什么。数百名员工加入了Slack的一个频道，就这一政策展开辩论，而一些人则找到了各种各样的解决办法：纽约科技界一位人士表示，WeWork的员工甚至要求她来报销这些员工的肉食餐费。

WeWork顶层在一些人看来就像一个男孩俱乐部。公司高管中有来自诺依曼的以色列朋友，也有他的家族成员。在蒙托克举行的一次高管会议上，他开玩笑地为裙带关系的好处祝酒。在一次求职面试中，一位前高管询问年轻女性求职者的第一个问题是她是否有男朋友。去年两名女员工报告说，她们在与首席创意官亚当·坎摩尔(Adam Kimmel)会面时遇到了麻烦。据多位知情人士透露，坎摩尔后来说，他没有见过这些女性，因为他和自己妻子有一条约定，禁止单独与异性见面。去年10月，公司前文化主管鲁比 安纳亚(Ruby Anaya)起诉WeWork，称自己在公司峰会和夏令营期间都被同事性骚扰，目前该诉讼正在审理中。

有不少人担忧，公司的年轻员工到底能从自身经历中学到什么。一位前WeWork员工现在经营着一家公司，表示自己在WeWork的经历让他想到，自己创业时会采取什么不同的做法。“你可以快速行动，打破常规，”他说，“但你不能行动太快，让人崩溃。”

WeWork的理念延伸：WeGrow和WeLive

WeWork为数不多的女性高管之一是诺依曼妻子丽贝卡 诺伊曼(Rebekah Neumann)。他们的第一次约会现在已经成为公司传说的一部分：丽贝卡告诉亚当，他“一无是处”，需要让自己有所成就。当时诺依曼还在为Krawlers而工作。“丽贝卡和我是生活中的共同创始人，”诺伊曼如是指出，“我们见了面，她突然给我增加了一些诸如“生命游戏”的新词。丽贝卡在康奈尔大学学习商业和佛教，最初选择了前者，在去印度学习瑜伽之前，她在美邦做股票经纪人。丽贝卡在各种公司活动大肆赞美母性。去年夏令营中，丽贝卡向WeWork员工谈到如何支持她的丈夫时说：“女人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是帮助男人显化他们对生活的要求。”

丽贝卡在公司里担任过各种职务。目前，她是WeGrow学校的首席影响力官和校长。这所学校于2017年开业，是一所“有意识的创业型学校，致力于释放每个孩子的超能力”。 WeGrow旗下还有Flatiron School，这是WeWork于2017年收购的一所成人编程学院。

图示： Rise by We的健身房

诺依曼夫妇开办这所学校的部分原因是他们找不到适合自己孩子的学校。在WeGrow，3到4岁的孩子学费开支为36000美元，其他11岁以下的孩子需要42000美元；他们还计划将教育扩展到高中阶段。丽贝卡在WeGrow成立时曾表示，“在我的理念中，小学生也可以创业。”实际上，她既没有教育背景也没有接受过相关培训。该校学习主管表示，学校已经确定了一名“只喜欢项目管理”的学生，并将她与WeWork部门的一位导师配对。

图示： WeLive包含一系列公用设施。

WeLive于2016年开业，最初一家位于金融区，而另一家位于华盛顿特区郊区，主要提供小型公寓和配套的休闲空间。该公司很快意识到，它在商业办公空间方面的专长，并没有很好地转化为如何应对更为复杂的住宅建筑需求。就在去年，诺依曼还坚称“WeLive的业务规模将超过WeWork”，但这一业务一直举步维艰。WeLive曾预计，到2018年将拥有69家门店。但迄今为止仍然只有两家。第三家位于西雅图，计划于明年开业。

WeLive继续向多个方向扩展。2016年，该公司投资了一家为冲浪者制造波浪池的西班牙公司。一年后，它又开设了一家名为Rise by We的健身房，由诺伊曼的妹夫管理，他曾是以色列的一名职业足球运动员。而第二家健身房将于今年晚些时候在布鲁克林海军造船厂(Brooklyn Navy Yard)开张，也是大型开发项目Dock 72的一部分。后者还包括2万平米的WeWork办公空间。今年1月，WeWork在数据公司Flatiron内开辟了一块休闲区域，每半小时收费6美元。WeWork还投资了一家食品公司，销售由冲浪传奇人物莱尔德 汉密尔顿(Laird Hamilton)发明的姜黄咖啡奶精。该公司还拥有一家生产生酮咖啡奶精的公司股份。该公司由吉米、杰克和乔丹 迪克科(Jordan DeCicco)三兄弟经营，他们在WeWork工作，在WeLive租了一套三居室公寓，在Rise by We健身。

图示：实验性项目WeMARK

今年5月，WeWork还推出了一只名为ARK的投资基金，该基金将允许公司开始购买房产。ARK基金还解决了最近出现的一个棘手问题。多年来，诺伊曼个人拥有租给WeWork四栋大楼的股份，其中包括IBM占据的那栋。2015年，诺伊曼以7000万美元的价格与以色列时装设计师埃里塔哈里(Elie Tahari)合作买下了这栋楼。今年5月份有报道称，WeWork向一位未具名的“主要股东”支付了逾3700万美元的租金。

这一安排被批评为明显的利益冲突。随着公司走向首次公开募股，诺伊曼说他将以成本价格把这些建筑卖给ARK基金。“我从来不是为了赚钱才买这些房子的，”他表示自己只是想向心存疑虑的房东证实，WeWork是一个可行的租户。“我股票赚的钱比我能做的任何投资都多。如果我想赚钱，我应该买更多的WeWork股票。”不过，诺伊曼多年来一直告诉公众，他在不同的投资回合中卖出了价值超过1亿美元的WeWork股票。近年来,他个人投资的公司数量众多,包括面向数字化旅行一族的连锁酒店、前以色列总理埃胡德·巴拉克（Ehud Barak）创办的医用大麻初创企业、名厨丹·巴伯尔(Dan Barber)的定制种子公司和致力于延长寿命的生命科学公司Life Biosciences

就在去年圣诞节前，孙正义打电话给诺伊曼带来了一个坏消息：软银向WeWork投资160亿美元的计划夭折，其中包括软银此前承诺的40亿美元。股市暴跌，而包括沙特等愿景基金投资者都不愿在房地产上进行更多投资。软银最终又向WeWork投资了10亿美元，并从员工和其他投资者那里购买了10亿美元的股票。这比其他小规模竞争对手筹集到的资金总和还要多，但仍令人失望。

共享空间到底能否成功？

WeWork会成功吗?该公司完全是在不断扩张中运转，其业务从未经受过经济低迷的考验。WeWork认为，在经济衰退时期，规模较大的公司将缩减办公空间，而下岗工人将需要这些空间来开始自己的单干生涯。但目前在WeWork中拥有辅助空间的大公司也可能会将这些灵活办公区视为容易削减的成本，而创业者们将重新回到咖啡馆。第三个观点是，WeWork占据了太多空间，以至于许多房东别无选择，只能重新协商续租。

在互联网热潮期间，一家名为瑞格斯(Regus)的公司因提供类似的灵活办公室而成为股市宠儿。2000年，名为《未来办公室》的报道也曾强调了瑞格斯将“社区”带到工作场所的努力。但随着互联网泡沫的破裂，瑞格斯破产了，该公司重组并更名为IWG，但它曾经的存在给WeWork带来了另一个难题。IWG目前在全球约有3000处办公地和250万客户，这一数字令WeWork相形见绌。更重要的是，IWG是盈利的，现在有着类似于WeWork的更时髦服务，但市值只有30亿美元。

房地产行业的每个人都预计，WeWork提供的这种灵活办公空间将在他们的世界中占据越来越大的份额，而该公司的许多竞争对手对诺伊曼宣扬的合作办公和短期租赁理念心存感激。即便是对WeWork文化持批评态度、或对其高速增长持怀疑态度的人也表示，WeWork或许仍将是商业地产领域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但许多人也开始怀疑，该如何解释WeWork和IWG之间440亿美元的估值差异。在去年的一份财务披露中，WeWork承认，“我们有亏损的历史，我们可能无法在公司层面实现盈利。”为了显示自己能带来健康的利润，WeWork还独创了一项名为“社区调整后EBITDA”的金融指标，排除了诸如市场营销、建筑、设计等许多成本。WeWork声称一旦业务成熟后这些成本就会消失。有媒体将这一指称为“或许是这一代中最臭名昭著的财务指标”。 WeWork的员工们说，哪怕公司、价值只有软银所说的一半，他们就很高兴了。而一位竞争对手说，“即使减到50亿美元，亚当仍然值10亿美元。”

诺伊曼依然保持乐观。这位创始人曾经在2016年说过，他致力于创造一个WeWorld，打造涵盖更广泛的生态系统，让人们没有理由离开。当问及这仍否是他的目标是，诺依曼说，“我认为我们不可能单凭一己之力改变世界。我们可以建立一个组织，从而成为实现长期可衡量变革的催化剂。与其把它看作是一个‘WeWorld’，不如把它看作是由大众提供动力的世界。只有大众才能为大众想要的东西提供动力。可以把它看作是我们内部所称的WeOS，一个让工作、生活更美好的操作系统。”

随着首次公开募股的临近，诺伊曼认为公司需要集中精力开始做更少更好的事情，夏令营随之取消。尽管今年1月他曾告诉另一位记者，WeBank“就要来了”，但目前他不会再去追求WeSail和WeBank。诺伊曼时刻愿意改变，他甚至想把他的长发剪短。但他并没有放弃自己最宏伟的愿景，诺伊曼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坚称，“我们始终被大众（We）无限的潜力所吸引。”（皎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