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平成时代：日本共克时艰和艰难改革发展的30年
1989年1月7日，昭和天皇驾崩，拉开了平成的帷幕。2018年是平成30年，2019年4月末，现在的平成天皇就要退位成为上皇，平成时代落下帷幕。平成元年的1989年是日本泡沫经济的顶峰，1990年初日本股价开始下降，夏天土地价格开始下降。从1990年到2018年，日本的平均经济增长率为1%左右，平成时代对日本来说，是共克时艰和艰难改革的30年。
（2019 年1月1日，日本皇宫举办新年庆祝活动。这是明仁天皇（左）退位前参加的最后一次新年庆祝活动。图/ 视觉中国）
一、平成时代日本经济为什么会很难？
1990年，也就是平成2年的泡沫经济破灭是日本近代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过去我们经常会听到“失去的10年”“失去的20年”这样的说法。那么日本为什么会失去10年？笔者认为，1990年以后日本经济的长期低迷，泡沫经济的破灭给日本造成的打击很大，但不是本质的原因。本质的原因是日本国内环境的根本变化和国际环境的根本变化造成的。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之所以失去了10年，是受到了泡沫经济破灭，国内环境变化，国际环境变化的三重苦。
此外还有1995年的阪神大地震的影响。1990年以前，日本几乎所有的行业都在发展，几乎所有国民的收入都在持续不断地上涨。1990年以后，所有的行业都开始分明暗，日本国民个人的生活也开始增加众多的变数。
（一）泡沫经济破灭和对泡沫经济的处理的延误是造成20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低迷的直接原因
日本的股市在1989年12月末达到历史最高纪录（日经指数38915点），之后开始一路走低。1990年3月22日，跌破了3万点，1990年10月跌破了2万点。日本的土地价格开始下降是在1990年（平成2年）的夏天。1990年3月27日，日本的大藏省发布了不动产融资总量管制的通知。1992年3月26日，日本的国土省公布了全国的公示地价（每年1月1日的定点评估的土地价格），全国平均土地价格17年来第一次出现下降。从1991年到2000年，日本破产的金融机构高达200家左右，包括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非银行性金融机构（主要是住宅金融公司）、信用组合（类似中国的地方性的小型信用社）。金融机构破产的高峰在1997年和1998年。
1991年东邦相互银行出现问题。1994年12月9日，东京的协和信用组合和安全信用组合破产。1995年8月30日，神户市的兵库银行和大阪的木津信用组合（全国最大的信用组合）破产。1995年7月31日，东京的Cosmo信用组合破产。1996年3月29日，太平洋银行破产。1996年11月21日，阪和银行业务停止。1996年6月，日本国会通过了住专处理法，开始处理住宅金融公司的事情。日本共有8家住宅专门金融公司，都是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成立的。80年代后期，这些公司从事冒进的房地产融资。泡沫经济破灭之后，其中7家公司贷款的50%以上都成为坏账。
日本金融机构破产的高峰是在1997年和1998年。1997年4月25日，寿险公司的日产生命破产，这是二战后日本保险行业第一次有保险公司破产。1997年11月3日，中等规模的证券公司三洋证券申请了破产保护，这是二战后第一次有证券公司破产。1997年11月17日，日本大型银行之一的北海道拓殖银行破产，这是二战后第一次大型银行破产。1997年11月24日，日本最大的四家证券公司之一的山一证券公布自主废业。1997年11月26日，位于仙台市的德阳城市银行破产。
1998年10月23日，日本大型银行之一的日本长期信用银行国有化。1998年12月13日，大型银行之一的日本债券信用银行国有化。1999年6月，寿险公司的东邦生命破产。2000年5月，第百生命破产。2000年10月9日，寿险公司的千代田生命申请破产保护。10月20日，寿险公司协荣生命申请破产保护。2001年3月东京生命破产。2001年9月12日，日经指数跌破了1万点的大关。
应该说1997年和1998年左右，日本发生了金融危机。整个90年代，日本的金融系统都处在一种不稳定中。从1996年左右开始，日本开始了公有资金对金融系统的资本注入和救助。日本金融系统也从1996年左右开始了大规模的整合重组。这个过程一直到2005年左右才完全结束。金融系统的不稳定，也影响到了日本实体企业的发展。
（二）日本国内环境和国际环境的根本变化是日本1991年以后经济长期低迷的根本原因
笔者认为日本20世纪90年代以后长期的经济低迷是日本国内环境和国际环境的根本变化造成的。日本战后长期维持的政治经济体制和文化面对这个新的环境，出现了种种的不适应。这个不适应，是造成日本90年代以后长期经济低迷的根本原因。
1.国际环境的变化有两个方面需要强调：第一个是冷战的结束和美国信息革命的崛起；第二个是日本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和变化（中国、台湾地区、韩国）。冷战的结束和美国的信息革命让美国重新牢牢掌握了世界经济发展的主导权和制高点。
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日本在许多产业质量和数量上都超过了美国。1979年左右日本钢铁产量成为全世界第一，1980年左右汽车产量成为全世界第一，1981年左右机床产量成为全世界第一。1987年左右半导体产量成为全世界第一。80年代后期，全世界资产规模最大的银行基本都是日资银行。冷战的结束和中国的市场经济化在历史上第一次形成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的市场。美国的资本市场和IT革命完美结合，风险资金的注入和迅速的上市，从资金面推动了信息革命的迅速发展。
信息革命的发展极大地改变了产业的竞争格局和产业的国际分布。20世纪80年代后期，日本站到了产业链的顶端。但是IT革命的兴起，让美国的硅谷站到了全球产业链的最顶端。而且，欧洲在1992年2月签订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明确了欧洲一体化的进程。80年代后期，欧洲的传统大国的经济明显开始逊色于日本。欧盟的诞生形成了欧洲的统一市场，对促进欧洲的经济发展起到了良好的作用。1990年10月3日，西德东德统一。当时德国是仅次于美国日本的全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东西德的统一也是区分德国和日本90年代以后明暗的重要因素之一。
第二个因素是日本周边竞争格局的重大变化。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日本在进行高速增长的时候，中国则在开展各种运动，拱手把发展机会让给了日本。1978年以后，中国开始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路线上。特别是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讲话彻底让中国被压制已久的力量爆发。90年代以后，中国大陆、台湾地区、韩国的发展在一些领域对日本产生了竞争。中国大陆的纺织业和轻工业、韩国的造船和电子工业对日本产生了竞争。1985年的广场协议以后，有许多日本企业把生产转移到中国。截至目前，日本国内外研究90年代日本经济长期低迷和通货收缩的时候，往往强调了日本的经济金融政策和美国的因素。事实上，东亚地区的发展对日本90年代以后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90年代以后，轻工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被中国所取代或者转移到了中国。韩国则在造船、钢铁、电子行业的中端领域对日本形成有力竞争。2000年以后，台湾的电子行业对日本形成了很大竞争。
上面两个因素交织在一起，让日本战后的经济和产业体制受到了根本的挑战。
事实上，上面两个因素大部分情况是交织在一起的。比如，中国的改革开放本质上是对美国的开放。20世纪80年代的外资主要来源是华侨和日本。1992年以后主要来源是美欧日。台湾电子行业的兴起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90年代日本的笔记本电脑行业还是处在世界领先的位置。在非常小的空间内配置各种零部件，而且要保证多年的正常运转是需要很高的技术的。日本企业在这些方面有全世界领先的技术积累。美国英特尔公司开发了笔记本电脑的母板技术（mother board）并将其技术教授给了台湾企业。其结果是台湾企业只要用英特尔公司的CPU、母板、液晶显示屏就可以很简单地制造出笔记本电脑。以富士康为代表的台湾企业，在中国大陆设立工厂，充分利用了中国大陆的优惠税制、廉价土地、廉价而优质的劳动力大量生产电脑。出口到全世界。
2000年以后，包括索尼在内的不少日本企业开始利用富士康进行贴牌生产。这样做的结果有两个，一个是工厂生产流水线上的日本普通蓝领工人丧失了工作机会。第二个影响是国际大分工的结果是产品价格不断降低，日本长期通货收缩。金融学家往往只从金融政策的角度分析日本为什么长期经济低迷和通货收缩，是存在问题的。
2.关于日本国内环境的重大变化，有两点是需要特别强调的。
第一点是日本国内追赶型的政治经济文化体制走到了尽头。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一直走的是学习模仿欧美国家的道路。日本战后的体制，被日本知名学者野口悠纪雄称之为1940年体制。1942年左右是日本开展总力战，构筑战时经济管制体制的时代。战后日本的政治经济文化体系，包括日本国民的心态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基本上都是一成不变的。政治上，从1955年以来基本上都是自民党一党执政。经济上，是以六大企业系列为特点，也就是三井、三菱、住友、一劝、芙蓉、三和六大企业系列（或者说企业集团）。
（三菱东京日联银行营业厅。图/ 视觉中国）
日本的大藏省和通商产业省对日本经济发展和金融持有巨大的影响力。大藏省负责的政务相当于中国的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银监会＋保监会＋证监会＋海关总署＋国家外汇管理局。通商产业省负责的政务相当于中国的发改委＋商务部＋工信部＋工商管理总局＋技术监督局。
在金融体系方法，大藏省主导了所谓的护送船团方式，也就是一家金融机构也不许破产的监管体制。通商产业省则不断推出保持和支持产业发展的各种政策。在文化和国民心态方面，是学习欧美社会。
截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这个体制一直都没有发生变动。这个体制是追赶型的社会体系。1987年左右，日本人均GDP超过了美国。这是在历史上第一次超过了自己学习了100多年的老师。1985年日本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债权国。80年代后期，从经济水平上来看，日本已经完全步入了发达国家行列。但是日本的社会体制依然是追赶型（catch up）的体制。就产生了一个内在的矛盾。在这里举一个小的例子。日本战后的央行法《日本银行法》是1942年制定的。这个法律一直到1998年才进行了大规模的修改。类似的事情还很多。日本央行独立性的低下是造成日本80年代后期金融政策失败的最重要原因。
第二点是日本人口结构的根本性的变化。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日本开始步入老龄化社会。日本的劳动力人口在1998年左右开始下降。日本的总人口在2005年左右开始下降。日本在1987年左右，总人口是美国总人口的一半左右。之后美国保持了人口增长的强劲势头，但是日本人口态势逐年变差。
进入2005年后，所谓的“团块世代”（1945年-1955年出生的人）开始逐步退休。这些人吃苦耐劳，支撑了日本战后的技术发展和经济发展。进入80年代，支持日本经济发展的许多知名公司的创始人开始去世或者退出经营的一线。
许多人认为泡沫经济造成了日本失去的10年。笔者认为日本国内外环境的根本变化才是最重要原因。日本的产业实力是非常强大的，1994年日本的GDP增长率就恢复到了4%。1995年阪神大地震，日元升值，日本经济下滑。1992年之后，中国步入市场经济，美国开始步入IT产业革命。中国和美国的巨大变化彻底把日本经济恢复到4%成长时代的可能性打掉了。
二、平成30年的前半期是日本在艰难困苦中谋求变革的15年
笔者基本赞成“失去的10年”的说法，但是不赞成“失去的20年”这个说法。日本在20世纪90年以后，特别是在1997年以后，在困难的环境下，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这个改革在2005年左右就结束了。日本战后的经济体制从1950年-1990年基本上没有变化。90年代的改革很大程度改变了日本战后的经济体系。
（一）日本战后的经济体系和经营模式明显与英美国家是不同的
二战后，政治上日本并没有形成两党制，自民党从1955年一直执政到1993年，也就是所谓的“55年体制”。经济上，战后的六大企业系列把持着日本的经济发展。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经济是被大大小小的十多家财阀所掌控。1945年以后，日本形成了六大企业系列，或者称为六大企业集团。分别为三井（战前的三井财阀）、三菱（战前的三菱财阀）、住友（战前的住友财阀）、芙蓉（战前的安田财阀）、三和（战前的鸿池财阀和山口财阀）、第一劝业系列（战前的涩泽财阀和川崎财阀）。每一个企业集团都有几十家企业，都是日本的代表性的企业，负责人定期聚会。这些系列的核心企业为银行和综合商社。银行发挥着融资和监督企业的作用。而综合商社则担负着国内外贸易的重要作用。
日本的公司经营模式与欧美国家也有明显的不同。“终身雇佣”“年功系列”“按照企业组织的工会”被称为日本式经营的“三种神器”。
日本的知名学者野口悠纪雄把日本战后的体制称之为“1940年体制”，意思是日本战后体制的基础是1940年左右日本开展“总力战”时候的遗留物。战后日本的金融体制是间接金融为主，和美国的直接金融为主有很大的不同。
（二）日本的90年代是改革的10年
客观上，日本的改革从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了。但是法律和制度上做大规模的变革是90年代以后的事情。日本在80年代进行了日本国铁、日本烟草公司、日本电话电报公司（NTT）的民营化。日本在80年代开始金融的去管制化（日语：金融自由化）。90年代以后，日本也持续进行了金融的自由化。说日本失去了20年是不合适的。
笔者把1990年-1997年定义为日本泡沫经济破灭之后的混乱期和摸索期。1955年到1993年自民党一直掌握着政权，1993年第一次下野。这次下野的重要时代背景是冷战的结束。日本国民内心深处也渴望着日本政治的改变。但是1994年自民党联合其他政党，又夺回了执政权。
1996年1月11日，桥本龙太郎内阁诞生，开始着手进行改革。首先提出的是金融大爆炸改革（bigbang）。这是模仿20世纪80年代后期英国的资本市场改革。提出了建设“free fairglobal”的东京金融市场的口号。这次改革拉开了对日本战后金融体系改革的序幕。同时桥本内阁也提出了行政改革的口号。1998年6月日本国会通过了《中央省厅等改革基本法》，1998年通过了《关于为了整备金融系统改革相关法律的法案》。笔者把1997年视为日本重新导入欧美制度的起点，原因之一就在这里。从1997年到2005年左右，日本一直不断地修改自己的法律，缓慢地改革了战后50年的经济体系。
之所以把1997年作为分水岭，是因为1997年和1998年发生了一系列重要的变化。1997年日本通过了修订的《日本银行法》。该法案是日本规范央行的方案，1942年成立以来就没有修改过。1998年4月1日开始实施的新央行法提高了央行的独立性。1996年日本的财阀银行三菱银行和外汇专业银行东京银行合并，成为当时资产规模全世界第一大银行。
1998年6月，日本成立了金融监督厅。金融监督厅的成立意味着日本战后金融监管体制的改变。日本战后一直是大藏省执掌财政和金融大权，其金融体制被称为“护送船团方式”，也就是不允许有发展过快或者破产的金融机构。1997年11月日本四大证券公司之一的山一证券宣告破产，北海道最大的银行北海道托殖银行宣告破产。这两家大型金融机构的破产，也意味着日本战后金融系统走到了尽头。
1998年4月1日，日本也开始实施新的外汇外贸法。1949年日本制定了“外汇及外贸管理法”（外汇法）和“外资法”。1979年，日本大幅度修改了外汇法，外汇交易原则从原来的原则上管制到原则上自由，废除了外资法，外国企业可以到日本自由投资。1998年，日本再次修改外汇法，这次法律名称中去掉了“管理”两个字，成为“外汇和外贸法”，内外资本交易和外汇业务完全自由化。
还有一个原因是1997年和1998年发生了亚洲货币危机。这个时候日本提出了建立亚洲货币基金的倡议，但是被美国所抹杀。
1998年以后，日美之间再没大规模贸易和金融摩擦。之前开放市场等压力都是来自美国，但是1997年之后的改革更多的是日本自身求变的需求。
另外，1997年，日本修改了1947年制定的反垄断法。开始允许纯粹控股公司的存在。纯粹控股公司为日本企业的大规模的整合重组开了方便之门。
20世纪90年代后期，日本的政府机构也实施了重大的改革。在中国也非常知名的通商产业省，在2001年更名为经济产业省。通商产业省是1949年改革当时的商工省设立的。统管了日本的产业发展和国际贸易。掌管财政金融和税务的大藏省也改为财务省。
司法制度方面，20世纪90年代后期日本也着手开始“百年一次”的司法制度改革。2001年，《司法制度改革推进法》实施，改革了日本战后60年基本未变动的司法体系。主要受关注的有两点，一个是法科大学院的设立，这是模仿美国的lawschool制度设立的。2004年，日本的几十所高校的法科大学院开始招生。2006年日本开始实施新的司法考试。另外一个是陪审员制度的创设。从2009年开始实施。这次司法制度改革的本质是向美国司法体系的一次学习和靠拢。
2005年，日本把原来分散在商法、有限公司法等法律中的内容摘出来，形成了公司法并在2006年开始实施。2006年，修改之前的《证券交易法》为《金融商品交易法》。事实上，1997年以后，几乎所有金融相关的法律都进行了大幅度的修改。《保险法》、《保险业法》、《信托法》、《信托业法》等进行了修改。
在经济方面，笔者概括为旧的六大企业系列整合为新的三大企业系列。2000年第一劝业银行、富士银行、日本兴业银行宣布合并，成立瑞穗（mizuho）金融控股集团。2001年樱花银行（原来的三井银行）和住友银行宣布合并。2001年三和银行和东海银行等合并，成立了UFJ控股。2006年东京三菱银行和UFJ合并，成立三菱东京UFJ金融控股。到此为止金融行业的整合告一段落。我认为，泡沫经济的破灭对日本的影响在1998年左右就结束了，2006年左右完全结束了。主要原因是受泡沫经济影响最大的银行领域在2006年左右已经完成了整合。另外，日本政府注入大型银行的国有资金也基本上在2005年左右就偿还给日本政府了。
不仅仅在银行业，日本几乎所有的传统行业都发生了大规模的合并。保险行业、钢铁、石油、矿产、超市、百货店、汽车等领域都有并购发生。
2000年以后，日本进一步推进了民营化。2005年，小泉纯一郎内阁推进了日本邮政公社的民营化。过去的日本邮局主要经营三项业务，也就是邮政业务、简易保险业务、存款业务。2007年10月，日本邮政集团成立。之后虽然有所反复，但是总体在朝向民营化的方向前进。2002年，东日本旅客铁道完全民营化，也就是日本政府不再持有任何股票。2006年，东海旅客铁道完全民营化，2004年，西日本铁道完全民营化。2016年，九州旅客铁道完全民营化。我们可以从日本邮政和日本铁路系统的变化看到，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经济低迷的情况下，仍然缓慢但是坚定地推动了国退民进。
2004年，小泉内阁时代通过了对道路公团（管理运营高速公路的国有性质机构）实施民营化的法案。2005年10月1日，日本道路公团、首都高速道路公团、阪神高速道路公团、本州四国联络桥公团被废止。设立了6个高速道路株式会社（株式会社是股份公司的意思）和一个行政法人，日本高速公路的民营化成功实施。
三、进入平成时代，日本老百姓的日子为什么难过了？
1990年以前，几乎所有国民的实质收入都会伴随着年龄的增长稳定增长。以1991年为分水岭，日本在二战后的经济体系和内部的循环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从1945年到1990年的45年，日本是一个完全的正面的循环，日本所有的产业都年年发展（规模和质量以及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所有国民的收入都是年年上升的。维持这一切的日本内部环境和国际大环境都不存在了。80年代末，日本在民用客机、油田服务、律师业、制药行业、酒店业等明显不如欧美国家，其他行业基本上都在数量或者质量上赶上了欧美国家，特别是制造业。1991年之前的日本是一个半封闭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村落社会”。这个社会内部是有秩序的竞争，对外来者是非常排斥的。
1991年之后日本老百姓的苦首先是从雇佣环境的恶化开始。有几个方面的因素严重影响到了雇佣环境。首先是泡沫经济之后的企业破产。90年代，有不少企业开始破产。比较多的有三个行业，一个是各种金融机构。第二种是在泡沫经济时代疯狂扩展的房地产企业和建设行业。土木工程建筑行业被称为结构性不景气行业。日本的建筑行业的从业人数的高峰时在1997年左右，之后开始下降。第三种是泡沫经济时代过分投资的企业，陷入困境。
另外，日本的不少产业转移到了国外。这个过程从1985年的广场协议就开始了。由于日元升值和日本劳动成本的上升，日本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开始转移到中国等国家。另外由于日美汽车摩擦日益加剧，日本的汽车行业开始采取在美国设厂生产的方式解决贸易摩擦。在90年代中期，日本出口美国的汽车数量就低于在美国当地生产的汽车数量了。
上面文章中也谈道，从1996年左右开始，日本的各行各业拉开了合并重组的大幕。但是企业合并之后首先面临的就是裁员，特别是在传统行业。1991年之前，日本实施的完美的终生雇佣制度，大部分男性在大学或者高中毕业后一辈子在一个单位工作。1991年之后，企业的破产让一些员工另谋职业。另外，由于不景气，许多企业限制了每年的新毕业大学生的录用。1995年-1997年左右的大学生就业市场被称为“冰河期”。90年代以后，非正规雇佣（所谓的派遣员工和按小时计算报酬的临时工）越来越多。
上世纪90年代以后，养老的问题也开始沉重地压在了日本国民头上。从90年代初期到现在，日本国民的平均寿命基本上都是全世界第一。长寿是好事情，但是长寿也意味着一个人退休后的生活费，医疗费用、养老护理费用的增加。这个负担沉重地压在了日本政府和国民的身上。年轻人和中年人考虑退休后的生活，对消费开始压缩。
与此同时，伴随着现代化的连锁流通企业（超市、方便商店、电器量贩店、服装量贩店等）和电子商务的崛起，传统的小型零售企业陷入困境。日语中有一个词叫“駅前商店街”，意思是车站前的商店街，大部分都是家庭单位经营的生活相关商店。上世纪90年代以后，大部分的商店街陷入困境，一些个人商店店主收入大幅度下降。
1990年以后的日本，诞生了许多反映这个社会现状的词汇。“working poor”（穷忙族）是那些一直以非正式雇佣的形式工作的人，薪水比较低，而且也不能伴随着年龄增长增加收入。“名ばかり管理職”（只有名字的管理职）是指公司为了节省加班费，让一些本来不是管理岗位的人成为管理岗位。在日本的公司，如果是普通员工加班是必须支付加班费的，如果是中层以上的管理岗位的人，是不需要支付加班费用的。“下流老人”是指那些老后生活困难的老年人。
另外，上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社会的晚婚化和不婚化趋势明显。其背后的一个原因是社会价值观的多样化。另外一个原因是日本一些男性的收入过低，难于结婚。上面也谈到，日本进入90年代以后，开始进行各种领域的大幅度的改革。打破了战后长期存在的“结果平等主义”，成功者和失败者的差距会拉大。
四、平成时代日本国民如何“共克时艰”和“消费降级”
1991年之后，伴随着日本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和日本的改革，日本也诞生了一批新的企业。直到今天，支撑日本经济的大型企业基本上也都是1945年之前成立的企业。1991年之后，日本诞生了一批新型的企业。第一类就是IT企业。日本的IT企业并没有能够领先全世界，但是也并没有明显落后。以乐天为首，也有一大批互联网企业存在。第二类是销售廉价商品的连锁型的零售企业。比如，百元店（店里的每种商品都是100日元一个）的大创产业。电器量贩店的“山田电机”和“Big Camera”等。专门销售二手书的“Book Off”。销售廉价家具的“似鸟家具”。销售各种廉价商品的“堂吉诃德”。销售公司职员套装及衬衣的“洋服青山”和“青木”。主营休闲服装的“优衣库”。销售二手名牌品的“KOMEHYO”和“大黑屋”。第三类公司是老人护理公司。伴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日本诞生了一大批老人护理运营企业。
日本普通国民开始可以出国旅游或者购买欧美的名牌产品应该是1985年以后的事情。1985年9月22日的广场协议让日元兑美元的汇率在两年左右上升了一倍。9月22日的时候1美元大约为240日元。两年后上升到120日元左右，也就是以美元计算的日本人的收入两年左右上升了一倍。
笔者认为，日本所谓的“消费降级”，并不是很明显。1991年之后，炫耀性消费和奢侈性消费确实少了，国民的普通生活消费的质量没有明显下降。这是因为伴随着国际大分工的实施，日本进口的东西越来越多，价格不断下降。
在国际分工中，日本企业负责了上游的部分，也就是产品的设计、品质的管理和日本国内的流通。比如经常在日本的各种庆典上使用的蝴蝶兰，价格下降了三分之二。
上世纪80年代，一盆蝴蝶兰需要在日本进行三年以上的培养，销售价格在6万日元以上。90年代以后，日本的园艺企业采取了东亚地区分工的方式。日本企业负总责，负责开发新的品种和日本国内的流通销售。在台湾地区培养种苗，三个月后运送到福建省进行一年的养殖。之后运到日本进行销售。蝴蝶兰的品质是一模一样的，但是价格从6万日元降低到2万日元。
日本公司员工和公务员每天都要穿西服打领带。上世纪90年代以后，普通职员的西服和衬衣的80％以上都是在中国生产的。一件衬衣的价格也就是5000日元左右，折合当时人民币300元左右。笔者在过去就曾经发现同样是made in china的衬衣的不同。同样价格的衬衣，日本销售的中国制造衬衣明显质量好于中国，而且细节的地方好于中国。比如，中国的衬衣（即使是800元左右的知名品牌衬衣）扣子和袖口处往往有很长的线头存在，但是日本销售衬衣就不存在这个问题。这是因为日本企业在进行严格的品质管理。而且面料质量往往好于同价格的中国衬衣。
上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也诞生了不少“百元店”企业，有一些甚至发展到了东证一部上市。这些企业的产品90％以上都是在中国生产的。回顾90年代以后日本的发展，我们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通过企业的经营努力（技术发展和管理的改善）和国际化分工，许多商品的价格都下降了，但是品质没有下降，许多产品质量还提升了，也没有产生任何侵犯知识产权的问题。从日本平成时代的经验来看，经济的下滑和消费降级不能画等号，和容忍假冒伪劣更不能画等号。
五、日本失去了什么？没有失去什么？得到了什么？
（一） 日本失去了什么？
如果问1991年以后日本失去了什么，笔者认为是百年一遇的产业革命的引领权。IT革命被称为第三次产业革命，在这个百年一遇的革命中，日本基本上是一个跟随者。在IT的硬件方面（半导体和电子零部件），日本应该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贡献国家，但是在软件和商业模式创新方面，日本基本没有可以称颂的业绩。
在政治方面，日本也没有获得明显的进展。日本国民曾经期待的两党制的尝试失败了。日本的战后政治体制，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冷战时代形成的。冷战结束以后，日本的政治体制需要有所改变，但是直到今天还是延续了冷战时期的政治手法。政治的旧态依然和经济上的挫折造成国民心理的严重的闭塞感。
日本有一个词叫“政治的劣化”，意思是指平成时代，以国会议员为首的政治家的素质的下降。1993年日本进行了国会议员选举制度的改革，从原来的中选举区制度改为小选举区制度和比例代表并列的选举制度。这个改革，造成了日本国会议员的整体素质的下降。一个国家如果政治家素质低下，对国家长期的稳定和繁荣是会产生恶劣影响的。
笔者认为，关于泡沫经济之后的 “失去的十年”这种说法，是可以成立的。
（二）日本没有失去什么？
日本在上世纪90年代以后经济长期低迷，1997年1998年左右还发生了金融危机。有一段时间政权也频繁更替。但是大家都能看到，日本社会这30年来并没有发生大的社会动荡和社会不安。2011年的“3·11”大地震暴露了日本电力系统和风险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但是停电的大城市东京却井然有序，没有发生任何的社会混乱。发生大地震和海啸的地区，社会也没有出现任何的混乱。经济低迷了30年，但是日本的街道依然是干净整洁的，事实上城市比1990年以前更加漂亮了。最近30年，日本并没有诞生新的城市，但是旧的城市也在缓慢进化和变化。东京的CBD丸之内和大手町，过去的30年，几乎一半左右的建筑物都进行了重建。
经济低迷30年，但是日本的民主制度、市场经济制度、高的国民素质没有任何动摇。这应该说是平成时代没有失去的。日本的畅销书作家中岛孝志曾经写过一本书说“即使经济二流、政治三流、国民一流的国家一定会繁荣”，也许他的这个观点是对的。
（2014年，日本明仁天皇夫妇。图/法新）
最近几十年我们的经济学教育都是建立在英美经济学著作的基础上的。日本的经营体制和文化有一定的特殊性，西方经济学并不是完全适用。事实上，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许多西方经济学家到日本后都感到困惑不解，经济萧条下的日本为什么社会井井有条，没有任何经济大萧条社会的样子？
我们在谈论日本的时候，往往关注GDP增长率的下降和人均GDP的下降。这里有一个潜在的前提，那就是GDP的增加和人的社会福祉的增加是一致的。但是在发达国家，这个等式不一定是成立的。比如，日本从上世纪70年代起到2017年，成年人的吸烟比率是逐年下降的。日本烟草公司（JT）在90年代以后也陆续关闭了一些国内的工厂，JT公司的员工也主动离职了不少。烟草行业的GDP是下降了，但是这个下降并不意味着日本国民福祉的下降。
日本从1970年到现在，死于交通事故的人数也是年年下降的。1970年交通事故死亡人数16765人，2017年这个数字是3694人，是1948年以来的最低数字。发生交通事故，在修理汽车、治疗受伤者、警察处理事故等方面都会有GDP产生。这些GDP都是没有价值的，负面的GDP。
黑社会成员的数量在平成年代也是连续下降的，相关的刑事事件和地下经济都下降了。这些事情对GDP增加没有贡献，但是对于社会福祉的提高是正面的。
（三）日本得到了什么？
笔者认为，2010年以后日本发展成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发达国家。上世纪80年代以前的日本企业都是出口主导。1985年以后，日本企业和日本国民开始走向全世界。80年代以后，日本开始接纳外国留学生。2010年以后有越来越多的外国观光客到日本，2017年，这一数字达到了2400万人次。
在日本的历史上，第一次形成了双向开放的格局。日本社会和企业在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国际化。这是外部环境给日本带来的结果，也是日本主动适应外部变化的结果。这个对日本的产业发展也带来非常大的影响。
过去，日本的国际化行业都是一些出口行业。现在过去传统的国内行业也变成了出口行业。比如日本的铁路运输行业、餐饮行业、零售行业、医疗服务、酒店业等由于外国观光客的大量涌入，成了非常景气的行业。战后日本的经济体系明显是一个两元的体系，也就是出口型企业和非出口型企业。最近几年，这个两元体制被打破了。
上世纪90年代以前的日本，日本女性的社会地位也是很低的，结婚以后一般辞职做专职主妇。在主要西方发达国家中，日本女性的社会地位是最低的。1986年，日本通过了男女雇佣均等法。1991年之后，在社会的各个领域活跃的女性越来越多。这也是日本社会整体的进步之一。
刑事案件发生率不仅没有上升，反而有所下降。2017年，刑事事件的数量是日本战后70年最低的。日本交通事故的死亡人数从1970年就开始下降，平成的30年也是年年下降的。过去7年，日本自杀人数连年下降。国民的人均寿命也缓慢上升。应该说并不是所有国家都可以做到这一点。政治家和公务员队伍的廉政程度进一步上升了。1999年，日本推出了《组织犯罪处罚法》，强化了对暴力团（黑社会组织）的取缔。上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的黑社会成员的数量是逐步下降的。
1991年以后的日本，国民对公众人物（政治家、知名艺人、体育明星、公务员、社会名流等）和大型企业的道德要求越来越高，对其违法行为和不检点行为的容忍越来越低。2018年下半年，中国关于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有不少的讨论。日本基本上没有国有企业了。但是民营企业并不意味着就可以只考虑谋求利益。在日本谈论企业的伦理和道德的时候，经常用到一个词汇叫“公器”。私有企业也是公器，也承担着社会的责任，必须承担相应的义务。
2005年以后日本经济已经从“短小轻薄”进一步进化为“高精软远”。“高精软远”是笔者创造的词汇。
高精是指日本的经济进一步向高科技化发展。软是指日本的软实力开始增强。2017年，有20多万留学生在日本学习。泡沫经济高峰期的1990年这个数字是5万人左右。自然科学领域，2000年以后18位日本人获得了诺贝尔奖。2017年，有超过2000万的外国游客去日本旅游。
远是指日本企业的国际化程度进一步提升。上世纪90年代以前，日本企业大部分是进口原材料，进行加工后出口的摸索。90年代以后，日本企业开始在全世界设立工厂或者分支机构。2000年以后，日本的对外大规模并购不断发生，国际化程度加深，国际化方式多样化。
我们大家的印象中，日本企业的高新科技依然在全世界占有一席之地，但是传统企业都落败了。平成的前15年，这种现象比较明显，但是后15年，日本的一些传统行业也爆发了蓬勃的升级。这主要是日本企业长年的技术积累和经营努力带来的结果。
比如，日本的爱媛县今治市是日本知名的毛巾浴巾的产地。上世纪80年代以后，开始逐步衰落。周边国家的廉价毛巾几乎击垮了日本所有的毛巾生产企业。但是2005年以后，今治的纯棉毛巾却起死回生。今治市的毛巾生产量最近十年连续上升，不仅实现了制造业的回归，而且还实现了品牌和利润率的大幅度提升。其背后的原因是今治市的毛巾企业沟通打造了“IMABARI”（IMBARI为今治的日文发音）的品牌，对于在洁白度、吸水性、手感等达到标准的产品，准许使用“IMBARI”的共同品牌。
日本开始生产威士忌也才不到100年时间。1980年以后，日本国内威士忌的产量和消费量连续下降了20年左右。但是最近十多年，日本的威士忌产量和消费量连续上升。主要原因是日本的威士忌的质量不断提高，目前国际评价为日本制造的威士忌已经超过了威士忌发祥地的苏格兰。
纯棉毛巾和威士忌并不是高科技产品。但是日本企业在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经历巨大打击的情况下，依然没有放弃对品质的追求。在2000年以后成功把要衰败的传统行业起死回生，大放光彩。日本的家庭常用药企业在2010年之后，产量和利益也是逐年上升。随着外国观光客的不断增加，日本的家庭常用药人气销量不断增加。
上面的文章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从1996年-2005年左右日本实施了一系列的法律的修订，其结果是几乎修改了所有的法律。修改的方向和蓝本明显是美国的体系。也可以说现在的日本是处在一个新的经济和法律框架下的，完全市场化的起点下。其今后的经济发展至少是不应该悲观的。
平成时代的日本其实做了不少改革的事情。可称之为明治维新以来的第三次开国。而且这一次，已经在2005年之前完成了。日本在“失去的20年”的喧嚣声中，已经静悄悄地改变了自己。让自己国家成为了一个在制度上距离欧美国家更加接近的国家。
日本人在形容昭和的时候，习惯用“激動の昭和”这个词表现。在日语里“激动”是非常激烈的变动的意思。笔者认为如果形容平成30年的话，是不是可用“转变的平成”。也就是说日本平成年代是明治维新以后追赶欧美的国家目标基本形成，从追赶型国家转换为成熟的发达国家的30年。
进入2018年之后，媒体上“共克时艰”和“消费降级”等字眼多了起来。日本平成30年给我们一些有益的启发。第一个是经济困难的时候，也可以通过改革吹响产业升级和重振经济的号角。第二个是经济的低迷下，消费者不一定要“消费降级”。消费者并没有一定要忍受低劣产品的必然性。第三个是经济低迷的时候，社会对精英阶层和大企业会提出更高的伦理水平的要求。
（作者李海燕为访日学者、徐启元任职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编辑：苏琦）
（本文首刊于2019年1月7日、1月21日出版的《财经》杂志）
本文来源：财经杂志 (ID:i-caijing)，作者：李海燕 徐启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