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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进的特斯拉中国工厂:要求员工随叫随到,5分钟内回邮件

财经May-akda: 21世纪商业评论
激进的特斯拉中国工厂:要求员工随叫随到,5分钟内回邮件
Buod“你还能多卖一台车吗?”几乎在每次汇报完工作,伊隆·马斯克(Elon Musk)都会向一位一位特斯拉中国区的高管提出这一问题,或者说是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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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斯克豪赌中国工厂。激进的管理风格能否带来充裕的现金流,挽救仍处于亏损状态的特斯拉?

来源丨腾讯科技(ID:qqtech)

作者丨李思谊

“你还能多卖一台车吗?”几乎在每次汇报完工作,伊隆·马斯克(Elon Musk)都会向一位特斯拉中国区的高管提出这一问题,或者说是命令。

对于这家资金捉襟见肘的电动汽车公司来说,销量几乎成为它的一切。无论是研发新款车型、扩充充电网络,还是提振股价,都需要订单量与交付量背后的销量作为支撑。不同于通过公开募集资金或发行可转债等方式获取资金,卖车才是真正的“造血”。

现在,随着特斯拉中国工厂的建成与投产,中国市场彻底转向承担这家汽车公司的销量之重。

上海浦东机场向西南沿绕城高速行驶约40分钟,中国的建筑工人正在夜以继日地赶工一座现代化的汽车制造工厂,据悉特斯拉从美国总部运来的“白车身”在9月底下线。如果不出意外,上海工厂也将在近期进入汽车生产中的关键环节——批量投产(SOP)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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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多以前,这里还是一片农田;但如今,作为特斯拉唯一的海外工厂,该工厂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大洋彼岸的这家加州高端新能源汽车生产商的命脉。

不同于以往相同产能的汽车工厂工程建造速度,特斯拉超级工厂将1-2年的工期压缩至8个月。马斯克,用“震惊”来表述眼前的一切。这种高速,也被上海市官方定义为“特斯拉速度”,号召大家进行学习。

特斯拉激进的管理风格和不可一世的工作态度、中国电动车市场销量趋于疲软及不断的关店行为、工厂投产后中国消费者的购买力是否能如愿增长,以及上海市对于特斯拉的期待……种种因素,都预示着,中国工厂是马斯克与特斯拉的一场豪赌。

然而,胜败难料。


1

激进、独立的中国区

在撒哈拉沙漠中,一群劳工正在试图逃离不堪的工作环境。这些劳工的管理者们并未因为劳工们的逃离而出现惊慌, 保持一定的距离跟随在后,待劳工们体力完全透支至奄奄一息时,管理者们掏出提前准备好的干粮与瓶装水,用其作为“诱饵”,引诱劳工们返回工地。

特斯拉大中华区负责人朱晓彤经常向下属们讲诉这个他在利比亚和苏丹工作时的亲身经历,无论是公开场合还是私下。同样,朱晓彤也将这种工作风格带到特斯拉。朱晓彤曾对下属表示,特斯拉中国的所有员工必须7*24小时工作,做到随叫随到。当然,这些员工们,时常会在半夜三更接到来自这位中国高管的召唤。

“他每天基本只睡3-4个小时,不管是什么时候发邮件和微信,基本都是秒回。”特斯拉中国区一名中层向腾讯新闻《潜望》转述朱晓彤的原话,“马斯克要求大家15分钟内回邮件,我要求每个部门领导5分钟回邮件。”

对于下属的不满,朱晓彤也会表现得非同寻常。如同马斯克不会吝惜离职的每一位高管,朱晓彤时常会在内部会议上发出“***留着有什么用,完全可以走人了”的指令。

大多数情况下,被“关照”的这位员工,也会不久后在特斯拉消失。因为经常提供给朱晓彤禁止性建议,他甚至向特斯拉中国法务部颁发了“SAY NO 专业户”铭牌以表讽刺。

在特斯拉中国内部,许多人都将此看成是朱晓彤与马斯克因背景相似而具有的共同管理风格,马斯克在非洲国家南非度过童年。当然,朱晓彤也被员工视为马斯克意志的坚决执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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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斯拉公司全球副总裁,大中华区负责人朱晓彤

自特斯拉上海工厂敲定以来,朱晓彤带领特斯拉公共充电桩建设高级经理王晓玮外驻上海,对工厂的建设进度进行全面监督。王晓玮也被视为朱晓彤的“心腹”,两人都曾在特斯拉之前服务于楷博工程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数年,朱晓彤位至副总裁,王晓玮做到工程总监。

有关上海工厂的控制权之争,随着中国区几任高管的变迁,在一些内部员工至今是谜。

为了中国工厂的落地及融资,特斯拉在2018年5月底进行了中国CFO的任命。前英格索兰(Ingersoll Rand)亚太及印度CFO周健(James Zhou)在2018年4月出任特斯拉中国CFO。就在7月10日与临港签署合作备忘录后,周健从此在特斯拉中国职员的视野中消失。

一种无法证实的传闻是,因为融资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周健被时任亚太区CEO的任宇翔反映至马斯克。殊不知,任宇翔很快坐上了“被告”的角色,这一次反映情况的是朱晓彤。最终,朱晓彤作为胜利者拿下了上海工厂项目的控制权。

事实上,当时特斯拉中国的架构是特斯拉中国向特斯拉亚太汇报,即朱晓彤向任宇翔汇报。到2018年年底,仅负责中国区业务的朱晓彤,同时升任特斯拉亚太区副总裁。也就是在那时,任宇翔逐渐回到美国总部,很少再管理中国区事务。

任宇翔是马斯克斯坦福时的同学,于2015年6月出任特斯拉亚太区总裁,并于2018年4月出任特斯拉全球销售副总裁。

随着特斯拉2019年6月的一次人事架构调整,任宇翔彻底被边缘化。当时,特斯拉对亚太区进行重组——撤销亚太区,新成立大中华区。此前担任特斯拉中国总经理的朱晓彤,全盘负责大中华区并向马斯克直接汇报。

如果说6月份的调整是“甩”开亚太区的监管,那么8月份的人事任命则让特斯拉大中华区彻底摆脱全球监管的一次权力集中。

根据特斯拉官方消息,曾任特斯拉中国区总经理的朱晓彤,升职为特斯拉全球副总裁兼大中华区总裁;陶琳从中国区公共事务总经理升至特斯拉副总裁;王昊由中国区副总经理,升至特斯拉中国区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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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上看,这仅仅是一次简单的人事提拔任命,实则不然。

变化之处在于——大中华区成立之前,包括销售、市场、传播、工程与售后服务等的职能部门都实线向总部对应负责人汇报,虚线向朱晓彤汇报,朱在各职能部门间更多起到牵线搭桥的作用。如今,大中华区所有职能部门必须直接向朱晓彤汇报。

在朱晓彤出任特斯拉中国区总经理期间,特斯拉中国各职能负责人出现大批离职。据不完全统计,公共充电业务负责人高翔、售后服务负责人钟阳、市场部负责人刘秋雯以及公关部负责人段峥峥等纷纷离职,目前仅剩工程部门负责人王文佳仍在岗。

记者通过不同途径了解到,离职原因大多是对现有管理团队的不满。“特斯拉中国形成了一个‘围城’,里面的人想出来,外面的人想进去。”其中一位告诉记者,但只有进去了才知道特斯拉中国的真实面目。

事实上,朱晓彤是特斯拉中国的第三任负责人,在此之前为郑顺景与吴碧瑄。“郑顺景为特斯拉在中国成为豪华品牌奠定了非常好的品牌基础,吴碧瑄设立了完善的组织架构,让特斯拉中国能够高效化运营。” 一名特斯拉中国员工如此形容。

朱晓彤的上位,不乏运气的成分。当时,特斯拉中国业务举步维艰、裁员至46人。吴碧瑄在离职后特斯拉中国暂无合适人选的情况下,她向马斯克举荐了时任充电桩部门负责人朱晓彤,由他临时负责特斯拉中国,收拾特斯拉在华“烂摊子”。

就在他上任不久,一线城市新能源汽车牌照的推出以及新能源汽车购置税减免政策的推出,为特斯拉争取到了新的机会——当然,朱晓彤也牢牢地抓住了这次机会。他在上任伊始时就曾表示,政府关系是特斯拉中国在新一年(2015)的重点工作。当时,陶琳是特斯拉中国政府事务总监。

腾讯新闻了解到,公关团队除汇报对象陶琳外,团队成员均已离职。此前,中国媒体一封名为《I can’t understand》的投诉信,导致特斯拉一名对媒体问询视而不见的公关总监离职。如今,特斯拉中国的公关工作,或因人手短缺亦陷入当年困境。

如今,中国团队再次打破马斯克定下“特斯拉不进行市场推广活动”的铁律,从今年年初开始,特斯拉逐渐以媒体合作形式在中国市场开展推广活动。要知道,5年前特斯拉与淘宝的一次线上合作推广,甚至一定程度上成为吴碧瑄离职的导火索。

“当时所有的管理都是平行化的,她本身对所有业务都有评估,汇报线非常短,效率非常高,美国和中国的决策几乎是同步的。”上述特斯拉员工称,当时Model S上线淘宝两个小时后立即下线,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中国和总部之间的信息传递之快。


2

资金难题下 销量和质量的双刃剑

“如果你想在未来让更多的人开上Model Y,那么你今天就要多卖一辆Model S和Model X。”一位特斯拉中国区中层表示,马斯克时常会用这种方式去督促大家销售更多的汽车,每天北京时间的23点,正是美国西部时间的早晨,中国区必须向总部汇报当天的订单量与交付量。

之所以对订单量与交付量如此关注,是因为相比其他资金获取方式,它们才是真正的“造血机器”。因为,只有交付更多数量的产品,才能增加收入获得更多资金;相对应,只有更加充足的研发经费和生产投入,才能支撑未来新车型的发布与交付。

根据马斯克的计划,特斯拉的“Master Plan”包括:

第一步,造一辆昂贵小众的跑车;

第二步,用赚到的钱,造一辆更便宜、销量中等的车;

第三步,再用挣到的钱,造一辆更大众的经济性畅销车型;在此基础上,提供零排放发电。具体到车型,即:Roadster—Model S/X—Model 3/Y……

不仅如此,马斯克还希望特斯拉不仅是一家汽车公司,更是一家能源企业。他为特斯拉设计了围绕电动汽车的全生态链,包括电池组设计、软件开发、汽车生产、部件制造、基础设施管理、网站与展厅销售、售后服务等。

宏伟的蓝图带来的是对资金的大量需求。根据特斯拉2019年中报,该公司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为54.48亿美元,相比去年同期的27.83亿美元几乎翻倍。但是,相比期初增加的11.72亿美元的现金,该期通过融资产生的现金流净额就达14.90亿美元。

仍依靠融资获取现金流净额原因,一方面是特斯拉仍需要为能源生态继续投入。更重要的是,卖车本身仍处于亏损状态。

统计数据显示,特斯拉自2008年推出第一款车Roadster以来至今,特斯拉虽已向用户交付Model S、Model X、Model 3,从未实现年度盈利,仅实现过两次季度性盈利。

马斯克给特斯拉设定的2019年交付目标是36万辆至40万辆。特斯拉前三季度总共交付车辆35.52万辆,目前距离目标仅10.48万辆。依照特斯拉预计的第四季度交付情况,不出意外能顺利实现年交付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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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味地注重交付,也带来了些许隐患。特斯拉位于加州的弗里蒙特工厂,产能不断吃紧。

曾是丰田与通用旗下合资企业新联合汽车的这座造车工厂,如今已经无法满足特斯拉的订单生产。没有更多资金新建厂房,必须交付更多Model 3的情况下,特斯拉在弗里蒙特厂区内临时搭建了一条帐篷生产线组装Model 3高性能版。

美国媒体CNBC曾报道了代号为“GA4”的帐篷生产线的不合规现象,后被特斯拉官方否认。

另一个例子是,有关Model 3的涉水测试。记者获悉,今年年初,Model 3最早在进行上海新能源牌照申请的车辆的相关测试时并未通过。有别于其他地区,上海地区的检测项目除过常规的续航等参数之外,还包括涉水项目。最终,特斯拉对一辆Model 3试驾车的底盘进行防水改装后,才勉强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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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特斯拉的现有订单已被大量释放。对于经济性畅销车型Model 3来说,在美国和中国两个重要市场的订单已经交付大多数,开始生产销售占比较少的右舵车型便是迹象之一。2019年6月开始,特斯拉已开始向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等右舵车型国家的Model 3。

但体现特斯拉订单的指标显示,新的订单情况似乎并不乐观。根据特斯拉中报,该公司在2019年上半年的客户定金额为6.31亿美元,相比2018年年末的7.93亿美元减少1.62亿美元,减少幅度高达20%。

特斯拉在过去三年的研发投入比在不断降低,到今年上半年研发投入比下降至6.09%。数据显示,特斯拉在2018年、2017年、2016年的研发投入比分别为6.8%、11.7%、11.9%。

同时,今年上半年的研发费用比去年同期减少11.84%至6.64亿美元。这也意味着,特斯拉下一款SUV车型Model Y的交付或将再次面临“跳票”的可能。


3

“收割中国市场”

“朱晓彤和马斯克一样,都是把中国当成掘金之地。”前述特斯拉中层称。“掘金”主要是指特斯拉在中国享受的一系列无法比拟的优厚待遇,股权、地价、借款,还有刚刚培育起来的电动车市场。

上海工厂是特斯拉第一家海外工厂,被命名为“Gigafactory 3”。上海工厂的建立,主要是为了降低交通运输、生产制造与关税带来的购车成本,以吸引更多中国消费者。15万辆产能的工厂一期工程,于2019年1月开工、仅用不到10个月的速度就投产的工厂,对特斯拉和当地来说,都可谓“神速”。

能够使得明星企业特斯拉落户,许多地方使出浑身解数向马斯克抛去橄榄枝。与特斯拉在本土工厂的选址时如出一辙,上海临港在北京、安徽、河北等地的竞争中胜出。当时,超级电池工厂在加利福尼亚、德克萨斯、新墨西哥等7个州的激烈竞争中,内华达州最终以提供20年之久,14亿美元的一揽子优惠政策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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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万辆产能的上海工厂,特斯拉采取的独资模式为外资在中国建立汽车工厂的首创。虽然,中国政府相关部门一直在考虑放开汽车合资公司50:50的股比。但迄今为止,也仅有华晨宝马一家,在合资公司成立15年后,宝马增持合资公司股比至75%。

甚至,为了特斯拉的落地,另一家中国新创造车公司蔚来汽车,已于2017年签订的蔚来上海嘉定工厂被迫终止。

根据发改委的《汽车产业投资管理规定》新建独立纯电动汽车企业的“一城不二厂”的规定,上两个年度汽车产能利用率均高于同产品类别行业平均水平;现有新建独立同产品类别纯电动汽车企业投资项目均已建成且年产量达到建设规模。

今年上海车展期间,蔚来汽车联合创始人兼总裁秦力洪在接受腾讯新闻《潜望》采访时表示,虽然没有“大动干戈”,但蔚来上海工厂当时确已动工一年有余。上海工厂的折戟,甚至让纽交所挂牌的蔚来,遭到了美国投资人的集体诉讼,称其存在虚假或误导性陈述。

同时,特斯拉于2019年3月份从银团获得规模35亿元人民币的无抵押贷款,贷款利率为央行年基准利率的90%。同时,贷款机制无法追溯到特斯拉的资产。“在银根收紧的现状下,如此大规模的贷款,如此低的利息,一般也只有央企、国企与明星企业才能拿到。”一位银行业人士如此评价。

不仅仅是资金,土地方面亦是如此。虽然地价较同期上海积塔半导体有限公司拍得的附近一块土地1300元/平方米的单价便宜了5元钱,特斯拉在工厂地价方面似乎未体现出明显的比较优势。

“浦东新区对明星企业落户临港是有政策扶持的,”一位上海地产业人士告诉腾讯新闻《潜望》,自己近期经手的几处厂房与物流用地,包括青浦区、奉贤区等,基本维持在150万元/亩,而特斯拉的地价仅为市场价的一半。

临港地区对拥有50年使用权的特斯拉上海工厂的许多指标做了详细要求。特斯拉被要求在未来的5年中投资140.8亿元人民币,并在2023年年底时实现产值750亿元人民币以上,并产生22.3亿元人民币的年税收。否则,特斯拉就要交出土地,但会获得有关土地租用、楼房及设备的相应资金补偿。甚至,还包括奠基时间、建设完成时间和开始生产时间等。

对于上海当地来说,特斯拉工厂落地是否算得上胜利,或要等到5年后才能见分晓。在短期内,运输、制造和关税带来的成本增加的因素,随着特斯拉在中国本土化生产的逐渐消解。但是,特斯拉在中国市场的后续增长能否满足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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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特斯拉最大的海外销售市场且增速迅猛。官方数据显示,特斯拉2019年上半年在中国地区的营收为14.69亿美元,相比2018年同期的10.36亿元,增长41.80%。其次,是欧洲国家挪威。

中国已成为世界新能源汽车销量第一的国家,新能源汽车于2018年全年的销量为127万辆,同比增长59.9%。

数据显示,随着Model 3在2019年年初开始交付中国市场,Model 3已经成为特斯拉在中国销售的绝对主力车型。可以参考的交付数据显示,特斯拉2019年1-6月在中国大陆地区的上牌量共为2.18万辆,其中Model 3以1.63万辆的上牌量占据了绝大部分。

“购买特斯拉的中国消费者,在我们眼中大多似乎是创新者和早期采用者。他们对价格和产品质量并不敏感,可能更在意特斯拉的品牌和科技创新本身。”一位特斯拉的销售人员对记者称事实并非如此——特斯拉的中国消费群体已逐渐进入到价格敏感、对产品质量非常在意的人群。

根据他的说法,Model 3的购车者许多属于此类群体。在特斯拉的品牌溢价之外,这些消费者期望购买的是一辆与同等价格燃油车质量的产品。

“这一点,在交付车辆的时候表现得最为明显。”该人士回忆称,在交付新车时,曾亲眼目睹了多位车主拿着交付清单,对着上百条的检查条例,一项一项地检查车辆配置情况。甚至,有趴在地板上检查底盘螺丝的购车者。

“真正消费的起特斯拉的人,是拿到车后可以直接开走的那部分人群。这跟如今‘垫着脚尖’买特斯拉的这些人是完全不一样的两种人。”他说,诸如特斯拉刚刚进入中国时候的那部分车主,才是真正的目标人群。

马斯克也总是被中国团队提出建议,希望在社交媒体上活跃的他,能够多提及到中国市场及中国消费者。马斯克还通过吃四川火锅、天津煎饼果子、老北京西四包子等中国传统美食来亲近中国消费者,并示意考虑将特斯拉总部放在中国。

事实上,由于此前所说的资金上的捉襟见肘,特斯拉对中国消费者的重视程度远不及传统汽车公司以及其他新创造车公司。

一个例子是,特斯拉车型的汉化系统被多位特斯拉车主诟病。如QQ音乐、微信等应用软件并不是通过中国市场的测试后接入,而是直接通过美国的技术部门直接接入;今年1月份升级的中文操作系统,并未对中文语音进行测试,以至于中文语音常常出现死机现象。

特斯拉2018年7月建立的特斯拉北京科技创新中心也形同虚设。根据科创中心的官方介绍——专注电动汽车及零备件、电池、储能设备及信息技术的研发的科技高地,类似于通用汽车泛亚研发中心的功能。但记者了解到,该中心位于亦庄的办公场所并无研发人员,仅是特斯拉亦庄交付中心。

(责编:Stel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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