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大嘴”李国庆遇见“大炮”罗永浩

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罗曼罗兰与他的《约翰·克里斯多夫》几乎成为文艺青年的必备。
在这个“文青”还没有贬义的时代，有两位青年可能都曾手不释卷地对其进行阅读。

出生于1960年代的李国庆，和出生于1970年代的罗永浩，此后不
断在各自的商业里留名的两个人，在这里找到了宿命般的交点。

两个人身上有太多的不同，一个在教育发达的北京一路顺风顺水地进入最高学府，毕业后仕途坦荡，转而经商后也早早扬名；
一个在东北落后的城镇上，接受着被自己鄙夷的教育，高中辍学，此后在社会上浑浑噩噩至而立，才在北京找到自己的立足之地。

与其说微博真相了他们，不如说是他们终于真相了自己。

北京

2001
年春节过后，寒冷的北京迎来了一个憋着劲的青年人。前一年，他在北京一个荒凉的地方接受了新东方一个月的住宿班，在郊区一个农民的回迁楼里完成了考试学习备课，后来给俞敏洪写了万字的求职信，在新东方试讲了两次。这次春节后的试讲是他最后的机会。

这份工作可以说改变了他的人生。在此之前，他过的都是“非典型人生”。小学、初中时，不断地与老师和学校发生各种各样的冲突；高中辍学后没有外出工作，反而在家读书；别人上大学和毕业工作时，他在做着零工与不那么体面的工作。

而在另一面，他学生时代被叫家长时所看的闲书是《罗马帝国消亡史》，成绩不好的他在当地刊物上发表了几份作品，有了一点文人的资本。

到了2000年、2001年，1972年出生于吉林省和龙县龙门公社出生的他，已近而立。在孝敬父母、结婚等现实问题面前，一直反叛的他不得不走向现实，找到自己的谋生之道。

当然，他似乎也没有完全向现实妥协。在后来的个人自传中，对于自己来新东方的原因，他除了提到“百万年薪”的诱惑，还强调了新东方“理想主义的光环”对自己的吸引。

如姜文“站着把钱挣了”的宣言一样，游走在商业与理想主义之间，几乎成为他此后生涯的所有注解。而那个年代的北京，正是商业与理想兼具的时候。

这一年，“2001北京互联网发展论坛”召开，会上搜狐赵朝阳、联想杨元庆等“大佬”发言，发言中时刻充斥着时代的气息与使命感。当时，这里在孵化着一个又一个的未来商业巨擘，而在创业之初，所有人无不怀揣着朴素的理想与欲望。

一个在北京生于斯长于斯的人，正在互联网的创业海洋里前行。与跟老师“拧巴”的罗永浩不同，他从小就是“别人家的孩子”，并最终考入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毕业后进入有“中南海翰林院”之称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

与罗永浩一样的是，他身上同样有“反叛”的影子。这个年少时喜欢读《约翰·克里斯多夫》的青年，曾在北大求学期间当选学生会副主席，代表学生挑着学校的各种毛病，甚至敢于跟总务处长叫板。

后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李国庆坦承自己“下海”的两个原因之一正是与性格有关，政府机关的升迁需要熬资历，但他“内心不安分，熬不住”。幸运的是，“那时候到处是机会”，在出过书，开过出租车公司后，他在亚马逊看到了网上书店的机会。

2001年，在罗永浩于北京新东方开始展露光芒时，身在互联网的他不得不第一次面对网络泡沫破灭与资本寒潮。那时的当当也陷入了这场漩涡，高管相继离职，但最终它挺过来了。

2003年，当当网销售规模破8000万，李国庆再次展现了自己的“不安分”：他要求股东将增值收入奖励给创业者，在被拒绝后，他甚至向员工发了辞职信。最后在俞渝强大的资本运作能力下，当当再次有惊无险。

此后，李国庆与
他的当当一路乘风破浪：2004年拒绝亚马逊收购，开拓网上百货销售，2005年的末尾被评为“中国互联网产业调查B2C网上购物第一名”。此时的当当与李国庆一时风头无两。

微博

2006年，是中国互联网发展的标志一年。

从1996年起步，在历经十年的发展后，中国互联网渗透率首次在这一年突破10%；在这一年，中国互联网在应用层面走入快车道，网络广告等多个关键领域的市场渗透率突破5%这一临界点。“中国互联网走出市场培育阶段，开始强势起飞，突破了”，当时有媒体这样写道。

此前曾享受互联网红利的罗永浩，在这一年决定离开自己于北京的第一站新东方，创办牛博网，一个互联网博客网站。

伴随互联网的发展，中国社会舆论的重心也在发生偏移：博客成为舆论的主阵地之一，当年新浪的渗透率达到了32.86%。

此时博客，乃至后来的微博，为受文学与摇滚熏陶、热于表达与自我的人，提供了向外展示的机会。罗永浩、李国庆以此获得了创业者、企业家之外的另一重身份。

2011年，又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在这一年，两人均实现了企业家之外的身份蜕变。当年一月，李国庆以一场与“大摩女”的骂战，开始了自己在微博时代的嬉笑怒骂，而就在1个月前，当当网登陆纽交所，李国庆开通新浪微博。

后来，指责百度干预排名结果，指责马云纵容淘宝卖假货，他像一个压抑已久的人在网络上终得解放。“我不是为财富活着”，李国庆曾在当当网上市后说道，获得财富自由的他希望在这里得到更多自由。

“凤姐和杨二车纳姆等很原生态，聪明，道德底线也没问题，只是挑战了我们传统的审美视角，更挑战了上流社会的思维定势，有些观点，我也不认同。可如果他们是男的，还会招来那么多反感吗？太男权主义了。”

他在这个言论阵地上相当自我，社会、文化、商业、私人等等话题无一不说，甚至当当都受益于他的这种自由。在他离开当当后，俞渝在公开信中透露，将强化公关以及与外界的沟通能力，之前李国庆在的时候这方面没重视起来，他就相当于是当当的牌面。

一面是自我个性的张扬，一面是商业上的利益主张，在李国庆身上，这两个看似矛盾的双方得到了融合。以商立言，以言利商，在这个快口快心、言语肆意的标签下，他是一个再聪明不过的人。

高中辍学，从新东方、牛博网再到锤子手机的罗永浩，无疑也是一个聪明人。自走红网络，成为中国第一代网红后，他将自己塑造成了一个有着鲜明标签的商业体。

罗永浩“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创业故事”演讲现场

理想

2010年，当当上市时，李国庆被媒体评为“2010年个私经济十大人物之一”，同这一评选一齐登上报道的还有他的锋芒毕露与攻击性。

2011年时，一位用户感叹，“一年前我关注了五十位企业家，可是一年之后，许多人我不再关注了，现在我只关注了薛蛮子，史玉柱，黄健翔，李国庆，罗永浩。我无意识的选择，最终发现我关注的人都是特立独行，思想极端，敢于承担巨大风险的人。”

在公众眼中，以李国庆、罗永浩为代表，他们不是典型的企业家。在成熟稳重大于天的商业环境下，李国庆、罗永浩身上似乎都有掩饰不住的锐气，甚至在有些人看来这是不成熟的表现。

2013年年度最不靠谱CEO榜单候选名单（部分）

当然，他们自己也已经有所自觉。“我又激动了，这样也不好，企业家怎么可以激动呢？企业家是不可以激动的。”罗永浩曾在直播中回复网友有关“打脸”的提问时感慨道。

被自己的太太评价为“二”，乃至后来被贴上“二”标签的李国庆，对此也有着自己的解读：“在公众场合，我以前偏低调，人微言轻，说话别人也不重视你。上市是一个里程碑，可以站出来说话了，别人也不会认为你哗众取宠。”

有人曾将李国庆、刘强东、周鸿祎等“非典型企业家”归类为一种人格，即“孤独诚恳”。这是美国前总统小布什出版的自传《抉择时刻》中提出的一种人格，虽然与主流价值观不一样，但他们坚决地在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情，因此造成作为个人的“自己”与作为政客、企业家的“自己”有相当大一部分的重合。

无论是李国庆展现自己对男女关系，对996等热门话题的关注，还是罗永浩近来对周杰伦粉丝打榜的看法，他们的这些言论都来自自己作为个体自由的表达。

而两者这两种诉求表达，有一种非常相似的基点。一个年代有一个年代的影子。李国庆与罗永浩，一个60后，一个70后，在他们个人被塑造的少年、青年时期，中国正在发生着剧烈的变革。

这个年代，在很多人身上都印下了烙印，而随着成熟与成长，这样的烙印可能已经被磨灭，而在李国庆与罗永浩身上，这样的烙印还有着相当大的残留。

“我觉得我青春期就没过完”，李国庆曾坦言道，并认为自己“叛逆至今”。80年代也成为
他最喜欢的年代，“有激情”、“有理想”成为他对那个年代的形容词。

上幼儿园就被老师描述成“思想特别复杂”的罗永浩，在那个年代与教育、与社会对抗，最终虽然在家人、社会的压力下开始走上一般人都会走的立身之路，但曾每年都在宣讲理想主义的他，显然也是一个“不太成熟”的人。

同时，那也是经济快速发展的时代，改革与开放的环境，以及世界第三次技术革命在中国的落地，让那个时代散发着无穷的想象与机遇。李国庆赶上了互联网的第一波浪潮，罗永浩赶上了互联网舆论中心转移的第一波浪潮，以及中国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崛起。

这是他们立足商业的关键，也是他们有所转变的开始。如李国庆所说，“没有战争的年代，让商场满足自己的英雄梦想”。

在商业与社会的熏陶中，他们不得不快速“成长”。在某次直播时，罗永浩曾承认，自己的个人烙印在一开始给了锤子的早期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帮助，并在中期带来一些困惑，甚至灾难，因为他“没有心理上做好转型，（没有）做一个企业家的心理准备”。随着越来越“妥协”，越来越“成熟”，他认为那些困惑都陆续得到了解决。

但现实显然不是简单的线性发展，而存在极限与往返。他们的成长，伴随的除了“成熟”，还有“阵痛”乃至“跌跤”。

今年，几年前就开始在当当边缘化的李国庆终于宣布离开当当，并在离开之际与当当、俞渝之间上演了一番爱恨离愁，之后投身火热的区块链以及还有理想色彩的读书项目；全身心投入锤子的罗永浩，在历经融资、裁员等传闻与风波后，不得不面临外界的嘲讽——与其做手机，还不如去讲相声。

“一个一个企业家本来很横，可是为了市场妥协了，这也是大家愿意看的。”曾玩转舆论的老罗清晰公众的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