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新经济竞速，这次精明的湖北人把眼光盯紧成都和深圳

走出机场，五人未做任何停留，甚至来不及欣赏成都的美景，当即乘车直奔位于成都南边的高新区，找到一家酒店住下，打算为第二天的行程养精蓄锐。

为什么选择这里？这与他们第二天的目的地有关。

5月28日上午9点半，目的地揭晓——坐落在高新区天府大道南延线西侧的成都市政府第一办公区新经济委会议室。刚一坐下，一行人就开始“刨根问底”。

武汉方：“一直很佩服成都的新经济，很多思路特别是搞场景，领先我们。”

成都方：“武汉光谷的瞪羚企业‘555计划’非常不错，一直想去取经，没想到你们先来了……

来访者迫切地想知道，作为全国第一个新经济发展委员会，成都这个特色机构到底藏着多少秘密？而坐在对面的成都市新经济委大数据处相关负责人，对“刨根问底”一一作答，说到关键处，还专门邀请“外援”详细解答。

对话持续近3小时，以至于午饭时间双方都是在办公区吃的“工作餐”。

当晚，一行人又马不停蹄从成都南下深圳，于5月29日凌晨2点抵达宝安国际机场。

还没来得及睡上几个小时，当天一早，他们又神采奕奕出现在位于深圳市福田区福中三路市民中心的深圳市科技创新委员会，展开另一场高密度对话。

“中国光谷在国外都很有名，深圳当年申报自主创新示范区，还去过东湖学习。”见面时，深圳市科技创新委电子信息科技处调研员郭尚明专门提到。

这群人此行的“特殊使命”究竟是什么？

6月3日、4日，《湖北日报》分别在10版、11版推出观察报道：《光谷与成都对话思辨录》《光谷与深圳新经济对话》。至此，谜底终于揭晓。

早在2015年，武汉光谷就组建全国首个“互联网+”办公室。在当下的城市新经济竞速中，除了解决好自身的发展外，同时，更要看外面的城市有哪些值得借鉴的地方，因此，光谷在全面发力互联网的同时，也密切关注着深圳、成都等创新型城市的动向。此次专门联合湖北日报赴两地考察，正是为了“面向全国发起政策众筹，通过‘筹智’为新经济赋能”。

一场“特殊使命”

身处中部腹地的武汉，一直是城市竞争中的佼佼者。

“曾经，中国只有两座‘大城市’，一座是大上海，一座是大武汉。”这是不久前在网上刷屏的纪录片——《城市24小时》武汉篇的开场白。

武汉之“大”，很多侧面可以佐证：

地理位置上，素有“九省通衢”之称，是长江中游航运中心，高铁网辐射大半个中国；

经济规模上，作为计划经济时代的工业重镇，上世纪80年代武汉经济总量高居全国第四，紧随京津沪三大直辖市；

科教资源上，武汉拥有89所高校，大学生超过120万人，是世界上在校大学生最多的城市。

而早在百年前，孙中山就在《建国方略》中这样描述武汉：“沟通大洋计划之顶水点，中国本部铁路系统之中心、中国最重要之商业中心。”

不过，随着沿海经济兴起，武汉经济一度落后，GDP排名在十名开外徘徊20余年之久。近几年，武汉终于重回十强榜单，“复兴大武汉”也喊得越来越有底气。

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到武汉东湖高新区，也就是俗称的“光谷”——这个一度被称为武汉“地图外两厘米”的地方，如今已成为武汉一张响当当的名片。

近几年，武汉光谷迅速崛起，已形成光电子信息、生命健康等五大千亿级主导产业，同时，集成电路和新型显示、数字经济两大新兴领域也发展迅猛。

“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精明如斯又带着“特殊使命”的这群湖北人，这次为什么将目光锁定深圳和成都？他们关注的，又是两座城市的什么特别之处？

3小时刨根问底

时间回到5月24日，成都市新经济发展委员会收到武汉东湖高新区管委会来函，希望学习借鉴其“在推动数字经济产业等方面的先进理念和工作经验”。

4天后，成都市新经济委大数据处处长刘海波作为代表，与武汉光谷来客展开对话。

“主要从宏观背景、实际考虑和微观需求几个层面，阐述了成都发展新经济的思路和打法。”刘海波回忆，这场互动式交流持续近3个小时，能够明显感受到对方对“制度创新”的兴趣。

比如，为什么要组建新经济委？

“像美团，你说它属于哪一类企业？谁来管谁来服务？食药监、商务局还是科技局？腾讯也是，业务那么多，又该哪个部门来负责？”

通过介绍企业发展中的实际，刘海波引出新经济的4个显著特征，聚合共享、跨界融合、快速迭代、高速增长。新经济委的成立，就是“为了让新经济企业找到婆家”，有了新经济委，就可以更好地服务。

解决了“九龙治水”，更要想办法推动新经济应用落地。成都的做法是，给场景——这一创新举措，被武汉光谷视为此行最大的收获。

城叔了解到，5月28日临近中午时分，成都市新经济委产业促进处处长杨泉也作为“特邀嘉宾”加入对话，详细介绍了成都“应用场景理论”和“城市机会清单”。

这最早要追溯至2017年11月9日，成都召开新经济发展大会，提出新经济的“成都定义”——

聚焦“六大新经济形态”，重点发展数字经济、智能经济、绿色经济、创意经济、流量经济、共享经济，构建具有成都特色的新经济产业体系；

构建“七大应用场景”，通过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推进智慧城市建设、科技创新创业、人力资本协同、消费提档升级、绿色低碳发展、现代供应链创新应用，着力培厚新经济发展的市场沃土。

今年3月26日，成都又在全国首创性提出“城市机会清单”，发布10大应用场景、7大类、450条供需信息，进一步将场景具象为可感知、可视化、可参与的城市机会。

巧的是，武汉光谷“互联网+”办公室相关负责人透露，互联网产业发展到这个阶段，大部分企业的关注焦点正是场景问题。他还透露，光谷即将出台的新“互联网+”政策，新场景应用可能就是第一条。

作为长期跑科技口的记者，《湖北日报》记者李墨自2013年起一直在观察光谷，以及与之有关的一切。在她看来，尽管各地都在研究新经济这个课题，但成都提出“给场景”，就是在“给市场”，“真的很厉害”。

为何选择成都和深圳

接连对话成都和深圳，光谷的动作很大程度上串联起成都、深圳、武汉三座城市，也引发大家对这三座城市及光谷本身的关注。

“取经”深圳无可厚非，深圳毕竟是中国创新能力最强的城市之一，而成都和武汉很多方面差距并不大，光谷为什么会选择成都？城叔非常好奇，专门在端午节前一天委托身在武汉的《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朋友，去光谷实地一探究竟。

其实，这几年，光谷互联网产业搞得风生水起，“互联网+”企业已超2100家，从业者逾10万人，小米、海康威视、科大讯飞等互联网“第二总部”突破60家。2018年，平均每个工作日有80家科技型企业在光谷诞生。

“现在，每个星期都有两到三家互联网公司通过各种渠道找到我们。今天接待的是一家直播电商企业，准备做一两千人的规模。”

6月6日下午5时许，在武汉光谷公共服务中心4楼，刚跟一家企业谈完落户的“互联网+”办公室相关负责人，颇为骄傲地告诉每经记者。

这样“生猛”的光谷，为何还要搞政策“众筹”？

对此，上述负责人坦言，2016年初武汉光谷就发布“互联网+”试行政策，提出通过设立专项资金，提供房租、带宽补贴等方式，推动产业创新。但是，互联网企业创新节奏太快，政策不光得跟上、更要预判和领先于趋势。

“如果说以前的政策是‘小米+步枪’，现在就是搞‘AK’，吸取更多营养，把政策制定得更科学一些。”

那么，为什么选择成都和深圳？为什么没去北京和上海？

作为联合发起方之一，李墨的回答是，京沪“先天禀赋”无法复制，同为草根创业的深圳、成都等城市，对光谷更有借鉴意义。

具体而言，深圳的经验是，思想解放、生态培育以及尊重市场。

《湖北日报》记录了这么一个片段，足以说明深圳政府如何“专心做好服务”：

一位在深圳打拼20多年的湖北人举例，有时候政府人员到一些企业办事，遇到分管高管开会，政府人员经常在门外一等就是一个多小时，这就是民营企业的“深圳待遇”。

而在李墨眼里，成都对光谷更大的启发，在于改革思路和创新魄力。

颇为微妙的是，武汉和成都两座体量相当的内陆城市，常被拿来比较。武汉一位参与招商的政府工作人员曾向媒体透露，“我们在（第二总部）招商中唯一的竞争对手，就是成都”。

也因此，武汉对成都似乎格外关注。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及两市统计公报

“成都市新经济委成立我就注意到了，能够从体制机制上下手，非常了不得。”在李墨口中，成都是武汉“值得尊敬的对手”。

一定要去这个新机构看看——为什么要成立这个部门？它到底怎么运作？它给成都新经济带来了哪些变化？这正是武汉光谷一行人来成都的初衷。

而联合湖北日报发起“众筹”，则是希望借助主流媒体的力量，进一步扩大活动权威性与影响力。

城市共识与挑战

“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发展新经济。”自2016年“新经济”被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以来，数据显示，我国新经济规模占GDP比重已超30%。

越来越多的城市开始意识到，拼资源、拼环境的老路已难以为继，加快科技创新和产业转型，成为城市发展的必然选择。

事实上，近几年，包括深圳、成都及武汉在内，新经济已成为城市竞争的新赛道。谁能把新经济这块“蛋糕”做大，谁就能在激烈的竞争中抢占先机。

例如，杭州将数字经济作为“一号工程”，2018年核心产业主营收入首破万亿元；继成都之后，西安也成立新经济产业发展局和大数据产业发展局，并提出建设“新经济之都”；贵阳成立大数据发展管理委员会，着力打造“中国数谷”……

不过，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新经济专家朱克力看来：

“新经济既不是靠城市规划出来的，也不是靠补贴和优惠培育出来的。”

这句话，直戳要害。

“我们是效能倍增器，而不是发动机。”武汉光谷“互联网+”办公室上述负责人也谈到，随着5G、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快速发展，许多互联网科技公司尤其是独角兽和“第二总部”，对政策的需求早已不再局限于房租和宽带补贴，而是在应用场景、人才吸引、平台搭建乃至产业话语权上，提出了更高诉求。

最好的政策，就是企业需要的政策。不管是深圳“弱势政府”的放手心态，还是成都“给优惠”不如“给机会”的理念转变，都是抛开惯性思维，尊重市场规律的直接体现。

这两年，城叔最常听到一些地方官员挂在嘴边的话就是：

“新经济企业需要的不仅是优惠，而是土壤、机会；企业才是市场主体，企业需要什么菜，政府再配什么菜……”

这样的观念，已逐渐成为城市发展的共识。然而，城市发展日新月异，新经济“风口”瞬息万变，如何让新经济企业迈开腿、走得稳，也对城市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

以成都为例，这座城市正加快建设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城市，想方设法提升城市能级、变革发展方式、完善治理体系、提升生活品质。尤其是在城市空间布局优化上，创新性地提出“东进”——跨越龙泉山向东发展，推动城市格局从“两山夹一城”向“一山连两翼”转变。目前，位于“东进”核心区域的成都天府国际机场进展顺利，成都将成为全国第三个拥有双机场的城市，仅次于京沪。2019年一季度，成都东进区域完成投资增长23.2%，高于全市投资增速13.2个百分点。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公园城市”首提地，2018年，成都动作频频：累计铺就2607公里天府绿道、全球最大城市森林公园也在如火如荼地推进中……按照成都的理解：公园城市是“人、城、境、业”高度和谐统一的现代化城市形态。2019年，是公园城市建设的关键一年，成都正加速从理念落地实践，公园城市正“成势”，为2000万人勾勒一副美丽宜居的公园城市新场景。

如上种种，便是李墨眼里，这个武汉“值得尊敬的对手”——成都，正在进行着的诸多创新城市战略。既要引得来“凤凰”，也要培育出“大树”。企业的未来，就是城市的未来，而城市的未来，便是所有城市人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