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离“巨头”还很远
１月25日晚间，正在赶赴一场会议的杨思麒突然调转车头，冒着违章风险往深圳龙华方向开去。几分钟前，有LP（Limited Partner，有限合伙人）打来电话，希望就大疆反腐新闻给出一个解释。
1月17日，大疆员工突然收到一封内部公告：公司重拳反腐，已查处45人，2018年，因内部腐败，大疆预计损失超过10亿元。这一数字，是大疆2017年全年净利润的近1/4，2017年所有员工年终福利的2倍以上。 但时至今日，这条贪腐链条仍能在大疆内部形成百余人的规模，并延伸出种种派系斗争和“宫斗剧”，说明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大疆的防火墙和内部管理确实存在重大漏洞。 杨思麟当然无法给出合理解释。对于外部投资者，大疆早已设定好游戏规则——不对赌业绩和上市时间，不开放内部尽职调查，且投资人不能影响和干预公司正常运营。 “看在业绩的份上，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过现在（腐败）这个问题太大了，而且面子工程很不漂亮。”杨思麟说，大疆从来没有一个部门是对接投资人的，LP想要获得的信息，投资经理也都没有。 在双方达成合理谅解的前提下，这本无可厚非，但大疆一贯视自己为一个非公众公司，将许多问题划归为“私领域”，同时也屏蔽了一些必要的外部监督。 大型、成熟的机构投资者输出的不只是资金，还有钱之外的服务能力，甚至包括一整套职业经理人管理体系。 在知乎上，一些大疆的前员工吐槽汪滔，说他喜欢雇佣年轻的、有清华、伯克利等高校背景的文科生做管理，让外行领导内行，“外行不懂技术，内行就搞技术贪腐”。 一边是程序员高压，甚至传出过程序员加班猝死的事故，一边是供应链贪腐谋取私利。可以说，大疆已处于内部文化撕裂的边缘，到了2018年，不得不壮士断腕。 大疆CEO汪滔是许多人眼中的创业英雄。这并不是汪滔第一次关注到供应链的问题，但在漫长的企业管理过程中，他却进行了一场平庸抗争。 在2015年接受福布斯专访时，汪滔提到，管理大疆的采购部门是一大难题。“供应链中最严重的问题是回扣，每个月我们的采购量高达数千万元人民币，就算采购人员只拿1％的回扣，仍然是很大的一个数目。” 此后，大疆引入了采购PK等制度，以解决公司采购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四年过去了，仍然后院失火。 大疆创立至今，从产品设计到内部管理，汪滔几乎是唯一决策者。据大疆员工透露，“公司经常因为汪老板的一个需求加班加点，开发团队甚至加班到凌晨四点”。然而，重视研发的同时，制度建设并未同步。 在发布反腐公告后，有“涉案”员工通过媒体向汪滔喊话：“公告贪腐名单上面的人，一半以上都是冤枉的，被扣帽子的，是为了向你交差吗？”另有报道称，领导去给每个项目组做反腐宣讲时，要求每个项目必须给出（贪污）名额来。对此，大疆方面并未予以回应。 实际上，BAT等巨头对于反腐和监督机制一直十分重视。例如，京东有监察部，阿里有廉正部，百度有职业道德建设部，腾讯有专门的反舞弊团队和监察部，其他各大公司也有相应的职能机构和部门。这些部门常常独立于其他的业务部门，直接隶属于集团总部，具有高度的独立性，不必经过相关业务部门领导即可直接展开调查，并可直接向最高管理层汇报。而大疆过去似乎没有很好地履行这一职能。 汪滔曾在给新员工的寄语中写道：DJI（大疆）是一方净土，只有纯粹的创业和为梦想而生的艺术家。某种程度上，这是大疆之所以能够脱颖而出的根本，如今看来，理想主义是需要付出现实代价的。 在无人机的赛道上，大疆的巨头地位不容置疑。这家来自深圳本土的无人机制造厂商，凭借过硬的产品和技术研发，长期占据全球消费级无人机市场70%以上份额，并不断扩展自己的疆界。“Made in China”的产品早已遍布全球，但能得到世界认可的中国科技品牌少之又少。在各类独角兽排行榜上，大疆每每独占鳌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