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校长新冠康复，坦言“一夜间变成120岁的老人”

以下为节选的对话实录：

得病成了全国性新闻，感觉奇特

问：您和阿黛尔感觉如何？

巴考：

我们现在觉得好多了。我们俩很幸运，没出现过严重的呼吸问题。对我们来说，感染病毒很像得了一场流感。被感染绝对不是件好事，但至少我们的性命未被危及。

问：您二位感染后出现了哪些症状？

巴考：

我们俩都先是咳嗽，然后是发烧、怕冷、浑身肌肉酸疼。我仿佛一夜间变成了120岁的老人。还有嗜睡，这些症状都与感冒类似。

问：被确诊阳性后什么感想？

巴考：

其实我们一直都很谨慎，所以被确诊后有点惊讶。因为阿黛尔和我在开始出现症状之前，已经近10天没有见过别人了。我们被完全隔离在家，我本人有自身免疫病，很容易受各种感染。有人好奇我为什么要做核酸检测，我的自身免疫病就是原因。

我也担心是否还能履行职责。2004年，我在塔夫茨大学时曾因自身免疫病不得不休假一个月。那时，我就意识到得对自己的健康负责，我不健康对他人也会不利。而且，身体恢复需要时间。所以被确诊后我试着当个好病人，做我该做的。

问：您给哈佛师生发邮件告知病情后，收到怎样的反馈？

巴考：

我们收到上千封来自学生、教职工和校友从全球各地发来的问候，很感动。

还有一个场景挺奇特的。在家躺着养病时我俩看电视，没记错的话是CNN。正在养病时看到电视台放我们生病的新闻，这体验难以想象。我们得病的消息成了全国性新闻后，就收到世界各地家人和朋友的来信。

问：隔离时，您会做点什么充实自己？有没有一口气读完或看点什么？

巴考：

我一直忙着处理电邮，没什么机会读有趣的东西。

不过有件事挺讽刺的。我的儿子儿媳还有两个孙女住在纽约。几周前他们开始远程办公，并决定搬过来和我们一起住，我们同意了。他们开车过来那天，我和妻子恰恰出现了疾病症状。

接下来的时间为了保持社交距离，大家就只能通过视频软件联络。有件事很让我们分心，我的两个孙女，一个两岁半、一个8周大，我们很想在隔离结束后和她们一块玩。

问：现在您觉得好多了，您在家办公的日程是怎样的？

巴考：

因为我刚痊愈，所以还没形成什么既定流程。我也还没开始锻炼，不过我希望下周可以做一些，还在慢慢恢复中。

我每天一定要做的事是看电子邮件、开电话和视频会议，以及和教务长、副校长会面。这期间我曾和州长，以及剑桥、波士顿及华盛顿的官员通过电话。

哈佛从1月初开始关注疫情趋势

问：回头看，哈佛是什么时候开始监测新冠病毒的？

巴考：

1月初，哈佛大学健康服务中心开始关注中国的情况。我们有来自中国的学生，还有相当数量的教职工会到中国访问，所以我们开始密切关注。我们还提供了咨询意见，确保从中国返校的人采取措施，保证自己和他人健康。

之后我们建议限制旅行，先是中国，之后是全球其他疫情严重的地方。我们非常关注疫情趋势，和一些研究人员保持着密切联络。他们中有全世界最好的病毒学家、流行病学家和公共卫生专家，他们也在和中国及世界其他地区的同行保持联络，并根据实际情况提供建议。

我们很快召集了危机管理团队，并拟定初步计划，考虑如果波士顿出现新冠病毒，应当采取哪些措施。

问：哈佛是最早采取隔离措施并过渡到在线教学的高校之一，最初遇到了一些挫折，能请您谈谈当时的过程吗？

巴考：

我们的应对举措是出于一系列考虑。

首先是新冠病毒在中国、意大利、西班牙的迅速扩散，我们借鉴了这些国家的经验。很多研究模型都表明，如果病毒如人们所想的那般具有高传染性，那大家随时可能面临危机。

之前我们以为年轻人被感染的几率比老年人或有并发症的人更低，但最近的数据表明，至少在美国，与其他一些国家相比，年轻人发展为重症的概率更高。

日本那几艘游轮的情况也让我们意识到，如果在学生之间住得很近的宿舍里发生感染，会有什么后果。

春假即将到来，我们担心如果不迅速采取行动，我们的学生可能会分散并与世界各地的其他年轻人接触，等他们再返校时那就是一场全面的疫情。

所以我们认为有必要在春假前采取行动。我们的IT部门很快准备好，让大家迅速适应Zoom这一软件。大家用Zoom进行线上教学、开会。我们也迅速动员教师做线上教学。然后我们通知学生作好相关准备，所有教学将被转移到网络上。

问：这期间哈佛给学生及更多人提供了哪些支持？

巴考：

显然，我们要求大家迅速开始行动。志愿者协助学生迁出校园，5天内我们约有6000名学生搬离。我们还尝试提供财务支持，帮助学生解决旅途开支等费用。各个学院的员工都在日夜工作，他们有相当多的问题要解决、要应答。

在线教学也需要迅速开展，大家都需要适应。少数留学生还留在社区，我们很感谢照顾他们的社区人员，他们确保了学生居住地安全可靠。

这场危机比2008年经济危机更困难

问：和您之前在塔夫茨大学的经验相比，有哪些异同？

巴考：

我经历过2008年的金融危机，两场危机有相似之处，也有区别。最大的相似之处是每个人都和大环境息息相关，这种情况下学校收到的捐赠会减少。我们都认为短期内慈善事业可能会有所减退，公司和基金会的支持力度会变弱。

另外，学生对经济援助的需求会增加。教职员工的焦虑程度也有所增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看到了积极的响应，大家努力工作，帮助其他更不幸的人。

这场危机比2008年更困难，因为它影响了我们履行核心使命的能力。我们是一所寄宿制研究型大学，现在校园内基本不能有学生居住。我们不得不关闭图书馆、档案馆以及大多数实验室和设施，这些导致研究人员无法开展工作。这些是2008年那场危机不曾有过的。

问：经济不稳的情况下，如何规划对学校的捐赠和未来支出？

巴考：

我们现在正在统计大学内部的各项支出，各院院长正在与我们沟通，尽可能限制支出，并查清哪些方面的收入来源会有所减少。

疫情带来的直接经济影响很显著，我们为学生搬离提供了财务支持，教职工的收入有明显下降。

好的方面是，我们已经预知到将要面临的衰退，并开始提前规划。虽然不知道衰退具体何时到来，但我们为此准备了一系列应对措施。

我们还吸取了2008年经济危机的教训，保持了比那时更好的资金流动性。我们还建立了一些储备，这些举措将减轻衰退带来的影响，但无法消除影响。剑桥和波士顿的一些校园建设项目已经暂停，很多事也将延迟。要作好勒紧裤腰带的准备。

https://news.harvard.edu/gazette/story/2020/04/harvard-president-shares-own-experience-with-covid-19/?from=singlemessage&isappinstalled=0

（责任编辑：Aime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