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的政治游戏：货币政策背后的权力与不平等。

后花园10月12日综合报道

9月初，当加拿大央行准备宣布利率决定时，央行行长Tiff Macklem收到了来自政界的多封恳求信，有省长，有议员，有自由派，有保守派。

在信中，两位省长敦促央行不要继续加息，并考虑“加息对加拿大人的影响”。

当Macklem宣布将利率维持在5%时，加拿大财政部长Chrystia Freeland称这一决定“让加拿大人松了一口气”。

随后，面对经济学家和记者针对她干涉货币政策的指责，Freeland表示，她尊重央行的独立性。

加拿大女王大学的Dan Cohen、宾州大学的Emily Roseman和滑铁卢大学的Martine August三位学者，共同分析了央行货币政策与政治和社会不平等的关系。

货币政策的社会影响

这些批评指向一个重要问题。货币政策是否真的脱离政治？当前货币政策体系的社会后果是什么?

在央行的历史上，认为央行应该独立于政治的观点曾经出现过多次转变。

虽然央行的决策独立于政府，但银行遵循政府制定的指令。这些指令在不同的国家有所不同。

例如，美联储有双重使命：管理通胀和稳定就业（与新西兰储备银行相同）。而加拿大银行的任务则完全集中在控制通胀上，其目标是2%。这些使命都是政府下达的任务。

理论上，央行在追求这些目标时不会受到政府的干预。

但三位作者认为，应围绕货币政策的政治因素展开更多辩论。

政治与货币政策的联系

1970年代，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利用快速加息的货币政策，削弱劳工的议价能力，作为抑制通胀的一种手段。

这一决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包括工会成员的减少，这些影响继续对美国社会产生影响，并将对抗通胀的负担推给了工人阶级。

这种逻辑现在依然盛行，澳大利亚房地产开发商Tim Gurner最近在一段视频中谈到了这一点:

“我们需要看到失业率上升，我们需要看到经济中的痛苦……提醒人们，他们为雇主工作，而不是反过来。”

即将离任的澳大利亚央行行长Phillip Lowe最近用更礼貌的语言承认，货币政策的影响“在整个社会都是不均衡的”。

以加拿大为例

根据作者的研究，货币政策给予金融部门最多的支持，这对加拿大的财富不平等产生了影响。

事实上，货币政策的公开目标就是稳定金融体系，这一优先事项对金融部门格外有利。

近几十年来，这一点越发明显，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开始，一直到新冠疫情。

此前，货币政策的核心是设定受监管银行的借款利率，央行也通过量化宽松政策开展大规模资产购买活动，扩大自身作用。

之后，央行开始不仅支持受监管的银行，还支持投资基金、对冲基金和其他基本不受监管的“非银行金融中介机构”（也被称为影子银行）。这包括购买公司债券，以稳定公司债券市场等策略。

投资者的利益

作者认为，加拿大央行的这些新政策赋予了金融部门实施货币政策的权力，用公共资金支撑投资者的利润。这使得投资者可以决定如何投资银行提供的资金，几乎不受监管或公众监督。

加拿大央行副行长Toni Gravelle承认这一转变，称央行已从"最后贷款人"的传统角色转变为"最后流动性提供者”，央行还承诺"在金融体系撑不住时，帮助在市场中疏解压力"。

然而，当工人阶级“撑不住”时，央行则不会慷慨救助。2022年，Macklem告知雇主不要在通胀猖獗的情况下给员工加薪，同时劝告工人不要要求加薪。

作者认为，央行支持金融业的决定存在政治因素。它使金融业高管和投资者等群体受益，却损害了另一些人的利益，并使经济决策向有利于他们的方向倾斜。

拉大贫富差距

作者指出，其研究证明，加拿大央行在疫情期间的量化宽松产生了巨大的不平衡影响，推高了房价，养肥了本就富裕的房主，让低收入家庭和租客面临更艰难的处境。

受影响的不仅仅是房地产。随着通胀的上升，央行提高利率，指望增加失业率，降低劳动力成本，减缓经济增长，从而降低通货膨胀。这再次对中低阶层造成打击。

但是，通胀的原因本就没有定论且争议巨大，例如，供应链中断和热议的”贪婪通胀“也是通胀推手，此时选择重点抑制普通人的工资，包裹着政治因素。

央行应该怎么做?

虽然央行的决策需要独立于政府的影响，但其考虑的因素却是由政治制度决定的。

作者认为，央行的决策可以更倾向于造福大众，例如最大化就业、提高住房负担能力，和应对气候变化风险等等。

例如，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曾表示，气候变化应纳入央行决策。

还有观点则认为，可以利用货币政策为绿色转型提供资金，借鉴欧洲央行的做法，即利用有针对性的贷款来影响金融部门，而不是将决策权交给金融机构。

作者最后呼吁，鉴于货币政策与不平等之间的联系，现在应当严肃讨论央行利用公共机构支持私人融资的合理性，以及央行的自我调整方式。

责任编辑：charl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