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不会打仗？那是因为更擅长“贸易战”

可对于大宋而言，宋辽贸易金额太小，经济利益有限，以贸易关系维持和平才是关键。北方边境贸易自古就有，但官方主导的以政治为目的的贸易，这是头一回。

大家对宋朝的印象是“积贫积弱”，其实以大宋的国力，真想打，耗也把对方耗死了。可战争实在太烧钱了，汉武帝几场战争就花掉了“文景之治”几十年积累下的社会财富，疆域扩大的同时也使汉朝盛极而衰。宋代官员吸取教训，又特别喜欢算账，普遍觉得真刀真枪地干还不如打“贸易战”。

所以，宋辽贸易就出现了典型的“贸易战”的特征——宋既想以贸易来维持和平，又想通过贸易弱化辽国的实力，最好能使双方的产业经济一体化，永久地解决北方的威胁。

在敌对两国之间发展贸易，再以“贸易战”的方式去牵制同化对方，这完全是现代人的思路啊。所以宋辽的贸易战又分为出口战、资源战、货币战和文化战，这四大战场。

贸易战最核心的目标是追求贸易顺差，特别是在金属货币的年代，顺差就是货币流入，而货币就是财富，所以，双方都力求把自己的最有优势产品卖给对方。

北宋出口到辽国的最大宗的商品就是茶叶，茶叶不是什么重要的战略物资，利润丰厚，大宋更是主动加大输出力度。

事实上，胡人并非天生喝茶，而是南方汉人有意培养的结果。因为游牧民族吃肉为主，茶叶可解腥去腻帮助消化，久而久之，这种北方根本无法种植的东西，竟然成了北方人生活必需品，当然也就成了大宋最好的贸易战武器。

北宋加大倾销茶叶力度的结果是，对辽贸易出现了每年八十万两的惊人顺差，最大的榷场一年的利润就足以支付对辽的岁币，所以西方汉学界对“澶渊之盟”的评价非常高，认为这是通过贸易代替两国战争的经典案例。

辽国也在拼命想办法寻找可以卖到大宋的东西。最主要的有两样，先说羊肉。

北宋人的肉类消费以牛羊肉为主，跟今天的内蒙羊肉受欢迎一样，辽羊肉质鲜美，深得大宋人民的喜爱。

但北宋自己也是产羊肉的，宋朝还是担心冲击本国的“畜牧业”，不断地限制羊肉进口，再加上辽羊的进口生意一半掌握在官方手中，这也使得宋辽贸易始终冲突不断。

两国贸易本身拼的是双方的生产能力，辽国毫无疑问是占不了上锋的，但辽人也不笨，知道占不了大宋的便宜，那我就来个“乾坤大挪移”，做起了“中间商赚差价”的转口贸易。

辽对宋是小国，但对西边的高昌、龟兹、于阗、甘、沙、凉等却是大国，再加上地理位置好，垄断了它们对宋的贸易，辽从宋进口的大量商品，加价卖给了这些国家，所以最后对宋的贸易逆差，并没有看起来那么大。

你看，贸易真是个神奇的东西，硬是把马背上的勇士，变成了精于算计的“中奸商”。这个转变，好处是国力大盛，生产力进步神速，但坏处是游牧民族老是不打仗，等于自废武功。

可谓成也贸易，败也贸易。

宋史上记载了这么一件事，包拯（就是那个包青天）曾上书说服仁宗取消河北地区的食盐专卖。

大家都知道，食盐专卖是历朝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宋朝政府又是个特别喜欢做生意的政府，为什么包公会出这么个断自己财路的主意呢？

这就跟宋辽贸易战有关了。

前面说了，辽平衡对宋贸易的商品有两样，一个是羊肉，另一个就是食盐。

为什么辽生产的盐这么有竞争力呢？其实本来是没有他们什么机会的，问题就出在大宋的食盐专卖上。官办生意由于腐败横行、效率低下等原因，价格都是没有竞争力的，只能靠政府强行专营，这才让辽盐显得“价廉物美”，成为北方地区最主要的私盐。

虽然宋打击私盐的力度非常之大，贩运二十斤以上就要杀头。但盐是生活必需品，老百姓对官盐民怨极大，而且很多人只买得起私盐，掉脑袋的事也有人做，辽正是看到这一点，才大力倾销辽盐。

包公站在宋辽贸易战的立场上，建议朝廷放弃河北的食盐专卖。河北本来就是辽国势力渗透的前线，你官盐贵，逼老百姓用辽盐，对辽国就亲近了一份，你又禁辽盐，直接就是把百姓推到辽国一边。一旦把老百姓逼反了，你的食盐专卖收入还不及军费的一根小手指头。

最终宋仁宗在财政紧张的情况下，特许河北不实行食盐专卖，以提高宋盐在河北的竞争力，打击辽盐的市场，这也算是“抗辽前线”老百姓的好处之一吧。

既要通过贸易关系维持两国基本的和平，又要防止对方利用贸易坐大，战略物资就成了自由贸易的例外品，这就是贸易战的第二部分——资源战。

北宋严禁出口的有硫磺、焰硝、卢甘石、竹牛角、箭杆、水银、丹漆等军需物资；辽国主要禁止马匹、粮食等输出。

但在马匹贸易上，却再次体现了贸易战的复杂性。

宋的国土虽然都是农耕区，但宋太祖认为自己打不过辽国，是因为马不行，所以就在河北圈了一百多万亩耕地养马，算是战略物资吧。

可到了后来，人多田少，宋仁宗觉得把农田变成牧场，实在是太浪费了，而且马养得也不好，打不了仗。刚好宋辽和谈了，就变成每年向辽国买好马，土地复耕，可谓一举两得。

可没买几年，辽帝清醒了，宋严禁军需物资出口，我干嘛要把马卖给他们啊？于是一声令下，禁止马匹出口。

这个“贸易禁令”也让北宋清醒了，这么重要的战略物资，怎么能依赖“敌对势力”呢？就算不能“国产化”，也要来源多样化吧。

这就促使宋对西夏和谈，加大西夏良马的进口力度，还大力发展与吐蕃后裔唃厮啰的马匹贸易，

辽一看傻眼了，出口禁令不但没起到效果，反而“自损八百”，渐渐也就管得不那么严了。这样，北宋通过“多边贸易谈判”，解决了战马的问题，交易所得的战马数量和质量远远超过原先养马的数量。

按理说，辽宋之间是不可能有货币战的，有也是对宋朝有好处，因为辽是贸易逆差方，出口的东西不足以买回辽国想要的东西，差额只能用货币来进行，应该是货币流向宋才对。

可问题是辽国境内没有铜矿，辽币没有什么信用，交易只能用大宋的铜钱，现在宋辽两国贸易失衡，想要继续下去，辽国就得想尽一切办法得到大宋的铜钱，包括大力发展转口贸易，甚至私铸大宋的铁钱，这就使得宋钱大量流入辽境，辽国成了“宋元区”。

如果发生在现代，这对于大宋是件好事，等于大宋平白无故在所有使用宋钱的交易上按比例收了一笔“铸币税”——今天的美国人就是这么干的。

可问题在于，这是一千多年前的宋朝，不能开印刷机印钞，造币是要实实在在地用铜的。这就导致了一个比贸易战更严重的问题，宋朝的铜钱不够用了。

要知道，宋朝是我国历史上商品经济最发达的朝代，没有之一，而货币是商品流通的血脉，对货币的需求量也非常大，可铸币是官营生意，效率非常低下，整个北宋南宋都受到了铜钱不足的困扰。现在还要供应辽国，自然就更短缺了。

可宋辽贸易是大宋外交的核心，又不能让辽国没有现金。这一逼，最终逼出了宋朝为世界金融史做出的最大贡献，即最早的纸币——交子，但同时，也创造了自我毁灭的“金融恶魔”。

纸币的出现，短暂地解决了商品流通中货币不足的问题，可尝到甜头的宋朝统治者，突然发现了一个“取之不尽”的宝藏——从今天起，皇帝我想买什么，只要印上一批“交子”，就万事大吉了。

现代人都知道滥发货币的结果就是通货膨胀，可古人没有领教过它的厉害，北宋前期的皇帝还很克制，可到了宋徽宗这个浪漫的皇帝手里，纸币发行量猛增20倍，贬值最高达90%，在金灭宋之前，宋财政实际已经崩溃了。

说贸易战引发了货币战，是有点夸张了，但贸易战总是会暴露一国经济的软肋。

贸易战中最好的出口对象是奢侈品，因为它能消耗对方大量的金钱，又能消磨对方的意志，这其实是一种文化战，双方在出口奢侈品上，可谓不遗余力。

北宋先是通过平时赠送礼物的方式，培养了辽国贵族对中华奇珍异宝的偏好，然后鼓励绢帛漆器等奢侈品的出口，这个目标差不多是实现了，贵族的奢侈生活，正是辽末朝政腐败的原因之一。

当然，辽国也不甘示弱，“辽珠”是辽国特产，宋徽宗特别喜欢，下面的官吏就纷纷到辽国买，相互抬价，损了自家的国库，肥了敌商的口袋。

文化战的另一个战场是书籍。

宋在与辽贸易了一段时间后，发现这群马背上的抠脚大汉居然对我大宋的书籍最感兴趣，这是要干什么？难道是要刺探我大宋军情吗？

一开始，宋是禁止书籍贸易的，可辽人实在是求知若渴，基本都是十倍高价求书，根本禁不住。到后来，宋统治者也发现，人家没别的意思，就是仰慕我中华文化，你看，苏东坡的文集，大宋才刚刚出版，那边得到消息就高价求书了。

书籍贸易的结果是辽国一边倒的汉化，辽国的贵族子弟以精通汉学为荣，选拔人才也要“习读经史”，甚至连皇帝也说出“愿后世生中国”这样的话。

辽人在被汉文化同化的同时，也失去了马背上的传统，再加上两国通过奢侈品贸易互喂“毒药”，最后双双被白山黑水之间的女真人灭了国，可谓“求仁得仁”。

宋仁宗年间，西夏元昊称帝，与大宋关系急剧恶化。宋一方面陈兵边境，另一方面断绝与夏的贸易。最终，军事上的成果并不大，但“贸易制裁”的效果却很惊人，西夏物资短缺，物价暴涨，财政濒临崩溃。

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完全融入另一个国家的经济体系时，军事封锁加经济制裁的作用，明显强于单纯的军事行动。最终，西夏不得不坐回到谈判桌边。

历史上，对付北方的游牧民族，中原王朝想了各种办法。汉代先是和亲，用女人解决问题，显然只是个拖延时间的办法；汉武帝用武力打了几场胜仗，耗尽国力也只维持了几十年的和平；唐代的策略是“以胡治胡”，结果引发安史之乱。

宋朝的“贸易战”，其效果应该如何评价呢？

相比之前汉唐和之后的明清，宋的生存环境可以说非常恶劣，先是被唐丢掉了长城和燕云十六州，失去了战略纵深，又恰逢北方游牧民族的全盛期，辽、金、西夏，没有一个省油的灯，更别说那个横扫亚欧大陆的蒙古帝国了。

所以，不是大宋太软弱，而是周边敌人太多太强大。而且单纯的军事行动充满了偶然性，贸易战其实是全面国力的竞争，包括经济、军事、政治、文化的全面比拼，正是“以己之长，克敌之短”，才能使两宋在强敌环伺之下，苦苦支撑三百年。

事实上，北宋之亡，正是因为背信弃议、放弃贸易战，企图毕其功于一役，偷偷与金合谋灭辽，以至引狼入室，在主力军队尚在的情况下，突然死亡。

所以，贸易战已经是宋能拿出的成本最小，结果最好的办法了。

（本文部分内容来自刘欣、吕亚军《宋辽贸易战论析》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