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前，进击的中国留学生｜大象公会

外面的理想社会，总是和想象中的不大一样。

文｜刘谋

1952年，一批中国学生即将奔赴苏联留学。临行前，曾经留学过苏联的刘少奇直率地告诫他们，不要将苏联视为乌托邦，那里有很多我们看不惯的东西，也有乞丐、小偷、醉鬼。

这些还不太会说俄语、对苏联社会满怀美好向往的年轻人还不知道，他们将在抵达彼岸后逐渐发现，乞丐醉鬼只是冰山一角，体制内外的苏联生活都和他们想象的颇有不同。

尤其是随着赫鲁晓夫解冻时代的到来，他们生活中接触最多的苏联青年学生，将在精神世界和生活方式上都带来泥石流般的文化震撼。

如此解冻年代

从1948年第一批21人赴苏学习科学技术开始，十几年间共有约八千名中国学生远赴苏联院校深造，占当时中国留学生总数的80%。

这些年轻人中，没有一个人是苏联正统体制的反对者。他们根正苗红，需要通过层层政审筛查才能得到留苏机会，有些人选甚至是由刘少奇等领导人亲自敲定，他们心目中对无产阶级祖国的预期可想而知。（参见往期文章：中国人民是怎样爱上苏联的｜大象公会）

中国也非常重视这些留苏学生，为了保证他们的形象，周恩来曾特意要求，给准备赴苏的「俄专」（俄语培训学校）学生吃好喝好，供应鸡蛋牛奶甚至螃蟹大虾，以免他们面黄肌瘦地进入苏联社会。

然而，赫鲁晓夫时代的苏联社会，并不符合他们的幻想。

进入苏联大专院校后，有些人很快发现，苏联校园里的组织和政治生活相当废弛，本地同学们忙于听爵士乐、谈恋爱、考试作弊，来自东欧国家的留学生更是逃课、酗酒，热衷发表反苏言论。

有的中国学生甚至在寝室里听到苏共党员同学表示：「我的生活中只需要两样东西，第一是酒，第二是女人，最不需要的是战争，因为一打起仗来酒和女人就都没有了。」

面对觉悟低下、生活糜烂的苏联人，中国留学生颇有怨言。在学校共青团的档案中，留下了他们对苏联同学半夜听广播、喝醉酒带异性回寝室当着室友胡来等骇人行为的投诉记录。

有中国学生曾问他的本地朋友，为什么苏联不能像中国一样，多搞一些政治学习；结果朋友的回答令他颇为恼火：苏俄革命刚成功时确实是那样的，不过后来就放松了，中国将来想必也会如此。

即使是大专院校里的老师，也往往和斯大林时代大不一样。列宁格勒的中国学生们便遇到一位1930年代被整肃过的老师，被此人教育了各种苏联历史的阴暗面——由于信息渠道单一，中国学生往往还不知道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存在，便在与苏联人的面对面交流中遭遇了负面信息轰炸。

当地朋友之间流传的笑话，同样能造成强烈的心灵冲击：

「我们什么时候不用排队了？」另一个人回答：「我们到共产主义就不用排队了，因为我们的肉在社会主义就卖光了。」

校园外的苏联社会，也不像宣传中的那样理想。

1953年斯大林死后，苏联开始大量释放古拉格囚犯，百万刑事犯和政治犯一起回归社会。小偷、醉鬼、流氓阿飞涌现于城市街头，每次遭遇都令中国学生终身难忘。

体制内生活也并非都是一片光明。1958年夏天，中国留学生和其他苏联学生一起去哈萨克斯坦的农场参加拓荒活动，结果遭遇了成群结队的哈萨克蚊子和苍蝇，和腐败变质的食物。苏联学生不但跟农场领导爆发冲突，还举行了罢工，并指责未参加罢工的中国同学不支持不理解他们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

相比之下，当时的中国学生几乎把一切精力倾注于学业——作为「单人费用相当于25个中国农村家庭年收入总和」的公派学生，他们的留学生活是中苏技术转移的重要组成部分，每个人身上都承担着祖国对他们学业成绩的严格要求，再加上中方使馆、学生组织的细致管理，几乎不可能过上那种不好好学习、整天闹事鬼混的本地学生生活。

有苏联院校曾发现，该校中国学生会的内部规则极为「严酷」，留学生不允许有任何娱乐，不参加体育活动，一度组建的乐队也被要求解散。有中国学生更因为热衷于弹吉他影响成绩，而受到惩处。

日以继夜的苦学之下，这些「几乎所有时间都用来学习」的中国学生的成绩表现确实相当优异，给苏联师生留下了深刻印象。与此同时，苏联人也经常忍不住劝告他们要注意休息，特别是在他们累到病倒的时候。

不过，这种极端专注于书斋的学习生活，并未能一直持续下来。

蜜月终结

中国主管部门逐渐发现，在苏联攻势面前，留学生在政治思想、男女关系、组织纪律等方面犯错误甚至叛变者，并非个例。

· 1960年代苏联学生的课余生活

在日趋紧张的中苏关系面前，中国学生的学业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政治教育结束后，一批在苏联学习军工和核技术的学生被要求提前毕业。

老大哥也态度大变，随着中苏关系日趋崩坏，中国留学生再也无法接触到苏联的机密技术信息，原子能、导弹和火箭专业更是卡住中国学生的名额，并限制他们能接触到的技术内容。

在鲍曼高级工程学院学习的张燕林，本来按照正常学习计划，可以在1960年去火箭发射基地实习，但到了日期却被告知不能参加。

其他留学生也开始受到苏联的「特殊照顾」，《人民日报》、《红旗》等刊物被苏联海关没收，私人信件被拆看或扣留，行动受苏联便衣警察暗地监视与跟踪。

危难之中，留学生党支部不得不在公园边散步边开会，以防克格勃窃听。

1963年开始，随着「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问世，中苏关系终于走向了全面破裂。

苏联课堂很快变得不友好起来。在列城音乐学院学习圆号的陈明根，在课上吹过一个音，他的伴奏教师伊万诺夫竟随即讽刺说「你的表现就像你们国家越过中印边界一样」。

随着苏联反华气氛越来越浓，留苏中国学生迅速走到了斗争前台。

作为抗争手段，中国留学生们将《人民日报》或《红旗》杂志的反修文字材料选译成俄文，放在公共场合，供人随意取阅。

中方并未退缩，外交部坚定地站在了广大留学生身后，「采取更为积极放手的态度，千方百计的通过各种途径向外传播我反修小册子和我党立场观点，」即使被苏联人「发现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因为针锋相对的斗争只会「更加暴露苏修集团的胆小如鼠的本来面目」。

教育部对学生的要求则更为细致，以适应复杂的新形势：所有学生要提高警惕，有问题及时向党委请示汇报；加强组织性、纪律性，外出尽量两人以上同行，晚上尽量不外出；电话中不能谈论内部事务和对外关系；开会地点慎重选择，并要经常更换，反映材料不能在宿舍书写，涉及机密的的材料要销毁，不能私人保存；日常和国内通信绝对禁止谈论政治问题；禁止小广播，自己知道的事情不外传......

因此，留学生要么拒绝学习苏方开设的社会科学课程，要么在上课时开展辩论，也借机练习俄语。

中国学生和苏联体制的冲撞，逐渐在辩论中达到高潮。

莫斯科音乐学院的郑小瑛和韩里因为散发传单，遭到校方的抗议。列宾美术学院一位导师发现了中国研究生的两本反修小册子，指出书中攻击赫鲁晓夫，是「坏书」，结果中国学生当场予以痛斥，要求他拿这些书回去好好看。军校学生往往也踊跃与校方辩论斗争。

1963年6月27日，苏联外交部宣布有两位留学生是不受欢迎的人，要求中国政府立即将其召回。原因是他们散发传单，从事反苏宣传。

与此同时，新派往苏联的中国学生，也越来越踊跃地与当地社会抗争。

如1965年赴苏学习俄语的24名学生，内部设立地上地下两个学生组织，并通过地下组织在校园里展开反修运动：所有学生每晚9点集合，收听北京的晚间新闻，在中国国庆日张贴大字报，并组成人墙保护大字报不被揭掉。

冲突的最高峰发生在1965年3月4日下午，留苏学生在莫斯科举行反对美国侵略越南的示威游行，与苏联军警发生激烈冲撞，其中中国学生被捕1人，被打伤30余人，重伤住院者9人。

到了1966年文革爆发时，高等教育部通知苏联驻华大使馆，要求留学生结束学业返回祖国。

· 1967年1月24日，中国赴欧留学生回国途经莫斯科期间，集体前往红场向列宁墓献花，并拿出红宝书朗读反修内容，与苏联警察激烈冲突，多人受伤，事后中国外交部向苏联发出「最强烈抗议」

1969年，几位前几年留学苏联的日本左翼青年出版了《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吗》一书，留下了如下记录：

所谓野外野营生活，就是唱那些无聊的歌，跳那些下流的舞……到了深夜，这些男女就一对对步入丛林深处，只剩下我孤零零一人在帐幕中，那些人直胡闹到天亮才回来。第二天整个白天就在帐幕中蒙头大睡，到了晚上，整理整理帐篷再回工厂，这就是共青团主办的、每周让团员过着的有组织的生活。

苏联青年对爵士乐的疯狂迷恋，也反映了这种情况……这些人在唱歌艺术上一窍不通，只是狂热地喜好爵士乐。……有时想唱一唱《国际歌》，可是混杂在这种乌七八糟的气氛中，是多么地不伦不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