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签美国、日本，中国护照曾经很“方便”
国庆假期又到了，许多游客选择出国旅行，这时，就要用到护照。根据2016年年底，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出境入境管理法执行情况的报告透露，全国有效的因私普通护照持有量达1.2亿本。护照是出国必须用到的证件，所以虽然每年都不乏国内游客海外爆买，挤满国外（主要是东南亚）景点的新闻，但大部分中国人还没有出过国。今天我们就来说说护照在中国的历史。
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宣告“训政”，幽禁光绪帝，大肆搜捕维新派人士，持续了103天的戊戌变法宣告失败。此前康有为已经离京，而梁启超等人还留在京城。在力劝谭嗣同一起离开无果后，梁启超只身逃进了日本大使馆向日本驻华代理公使林权助寻求帮助。
当时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正好在华游历，面对梁启超的求助他当即表示：“救他吧！而且让他逃到日本去吧！到了日本，我来帮助他。梁这个青年对于中国是何等珍贵的灵魂啊！”
9月22日晚，梁启超剪掉辫子，换上西服，在林权助的帮助下，逃到了日本驻天津领事馆隐藏起来。25日趁夜乘日本船转到塘沽口搭上了日本军舰去往日本，这一去就是十四年。据说，在军舰上的几日夜梁启超就学会了日语。
在日本时的梁启超
日本，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来说，是出国的不二选择。
日本作为最近的邻国，路途最短暂，花费也最便宜。从上海坐船去日本，只要一天时间，从天津出发，也只要三四日。想想方鸿渐从巴黎一路吹着三四个月海风回国，日本实在是方便许多。
更为关键的是，在护照和签证问题上，日本对中国大开方便之门，让每个人都有了走出去的可能。
一、护照的历史
从最通俗的意义上来说，护照源于主权国家的彼此承认。两国的统治者互相承认彼此的权威，通过发给护照来确保跨越边界的行为不会引发战争。在中外历史上，护照的雏形很早就产生了。
春秋时伍子胥从楚国逃亡吴国要过昭关，没有合法文件急的一夜白了头，《西游记》中唐僧每到一国先要向当地政府出示自己的“通关文牒”。当然了这个是《西游记》作者的改编，真实的历史上，玄奘大师是偷渡出国的。当时的唐王朝对于边境及出入境管理十分严格，来往经商都要持有“过所”，不然便是“私度”，乃是重罪。玄奘从贞观元年开始申请去往印度的“过所”，然后三年也没有批准下来，于是他决定混进灾民队伍偷渡出关，这和《西游记》中所说是截然相反的遭遇。
玄奘“偷渡”玉门关（甘肃敦煌）经西域去往印度
现代护照源于英法。护照一词最早出现在1540年英国枢密院的记录和法规中，由国家的外交主管机关发给出国公民，证明其国籍和身份的证件，允许他在外国旅行，并要求外国政府在需要时给予保护。到了17世纪中叶，英国女王开始给所有的英国商船船长颁发护照。此时，大英帝国的海上霸权，已经呼之欲出了。
18世纪，要求旅行者入出国境时持有护照的国家逐渐增多。1791年法国宪法中，护照被认为是公民的权利之一，1792年的法令规定，每个迁移的法国国民必须有一本护照。19世纪末，波斯、俄国、罗马尼亚、塞尔维亚等国规定入境的外国人必须出示本国护照。
可以说，现代护照和签证制度的产生，是第一次工业革命后人类经济大扩张，催生全球化时代的大势使然。而护照的内涵，也被确定为“自由交通”和“安全保证”。
第一次世界大战改变了世界格局，护照成为一种国际契约，也在此时基本成型。1920年、1926年召开的两次国际护照会议，对护照的国际格式和简化入出境手续提出具体建议，开始供各国采用。至此，相对成熟稳定的护照制度基本成型。
二、去日本，不用护照
清中叶之前，中国并没有西方护照的概念。和很多东西一样，护照也是因为要和洋人打交道不得不搞出来的 。1840年后，清朝政府迫于不平等双边条约，开始授权驻在中国境外的领事馆或海关，为中国人（包含华侨）发放形式不一的护照。种类则大约有“内地游历护照”与“华工护照”。之后，护照发放制度规范沿袭至中国境内，颁发制度也从简陋转趋正规，发放机关则仍莫衷一是，除了总理衙门之外，各国驻中国领事馆皆可发放，且不用中国官方认证，此情形上海租界最为盛行。
咸丰四年（1854年）清朝的护照
当时的护照制度可以说很不正规。颁发太混乱，管理太松散，海关不作严格要求，对出入境旅客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不携带枪支、炸药和鸦片，能放行就放行罢了。
而日本对于中国人，根本不做护照的要求。
是的，不用护照，不用签证，只要你能想办法坐上去日本的船，那你就能到日本，上岸就是清国留学生。这也是清末如此多的人都到日本去的重要原因之一。康梁变法失败流亡日本，鲁迅则是官派留学生到日本学习，孙文黄兴起义失败东逃日本，各种各样的人抱着各种各样的目的都去到了日本。
“清日友好协会”漆器清酒杯
翻看一下当时在日的留学生名单，对中国的近现代史影响不可谓不大：黄兴、宋教仁、汪精卫、胡汉民、陶成章、徐锡麟、秋瑾、张继、邹容、陈独秀、蔡锷、蒋方震、张孝准、范源廉、杨度、章士钊，除了留学生之外，梁启超、章炳麟、蔡元培、吴稚晖、孙文，这些则是方方面面的领袖人物。如果时间再放长一些，那么还有周恩来、蒋介石、廖仲恺、蒋百里等等。
这股热潮直到1905年日本文部省公布了《取缔清国人留日学生规则》才有所下降，但因为无需护照并且便宜的原因，依然有源源不断的人去到日本。
没有了护照的限制，日本成为了各派人物出国的第一个选择。今天我们常说日本的大和民族是一个相对封闭的民族，可在当时还不是这样。这可能正是处于上升期的日本所展示出的包容的气度，那种“亚洲一哥”地位所带来的无比的自信：不管你来自哪里，为何而来，都照单全收。
三、和美国互免签证
碍于技术等因素，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的中国护照并无照片等设置，为了正确辨别持照人真伪，中国护照多为以文字描述持照人的“体貌特征”，如身高，体态。因为文字冗长，非制式之单纸护照面积都颇为巨大。例如以1899年9月1日，由清朝驻美国公使伍廷芳依权责签发给中国某外交翻译官的一纸护照来看，其护照长87公分，宽56公分，实是为近代世界护照中，最大的一纸。
当时想去美国的话，是需要护照的。
1905年8月18日，清朝两广总督岑春煊曾签发过一份护照，护照的主人名字是江骥。他在广东花县平山村经营一家名叫“太和”的商店，拥有股本三万元，还有价值两万两白银的家产。这位地方富商向广州政府申请去美国游历，开开眼界。
江骥的护照
这份护照共有中英文两页，中文页主要介绍了江骥的家世背景、社会职业、财产状况以及他本人的相貌描述，其中特别强调，护照持有人江骥的“右眼角有一颗黑痣”，时年19岁。对于江骥的上述信息，美国广州总领事雷伏礼进行了认真核对，然后在江骥的照片上加盖美国总领事的“骑缝印”。护照还有一份英文页，是对中文版的翻译说明。
江骥的护照中文版
美国是较早和中国就护照等问题确立条约的国家。1868年7月28日，美国与中国订立《中美天津条约续增条款》，条约主要内容包括两国人民可随时自由往来﹑游历﹑贸易或久居；两国人民均可入对方官学，并受优惠待遇。这为美国来华招揽大量华工开方便之门。1851年，加州已有2.5万名华人，1882年华人数目增加了4倍。但到了1882年，美国国会通过了《排华法案》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排华运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中国的对美移民。
同样的，这一条约也促成了著名的留美幼童得以成行。1872年到1875年，清政府先后派出四批共120名幼童赴美国留学，虽然这一运动因各种原因未能长期进行，但这些幼童归国后对中国的进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当中最著名者为外交官唐绍仪、刘玉麟、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等。
民国首任国务总理唐绍仪和妻子张氏
一战后美国的护照和签证制度也逐渐完善，赴美要求的手续也复杂起来。美国护照的价值也开始显现，1942年的影片《卡萨布兰卡》中，两本美国护照成为了这个故事的主线推动，是剧中人魂牵梦绕的安全通行证。
1946年，作为二战胜利方的同盟国，中华民国外交部长王世杰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11月4日于南京签订《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根据条约规定，缔约此方之国民有在彼方“领土全境内”居住、旅行与从事商业、工业等各种职业的权利等等。条约第二条第一款为：“……，并除其本国主管官厅所发给之(甲)有效护照，或(乙)其他身份证明文件外，应无须申请或携带任何旅行文件。”也就是说，在那短暂的几年中，中国和美国互相免签。
其实就在此前，中国人去美国也不是很麻烦的，周有光的回忆录《周有光百岁口述》中曾经提及民国时人去日、美的方便：
1933年，我们一结婚，立刻就去日本，不耽误时间，那时候到日本留学的人多得不得了。那时候跟今天不一样，要到日本去，用不着签证，上海坐船，第二天早上就到日本了。
那时候，有大量的日本人在上海，日本人喜欢到上海来，中国人喜欢到东京去，东京有大量的中国人，写一封信，在国内三分邮票，到日本也是三分邮票。日本东京的物价和上海比，加十分之一，不像今天完全隔断了。那时候上海虹口一带全是日本人。中日关系很密切，你到东京去，上岸根本不检查你。
不仅到日本方便，到美国也很方便，你有护照，到美国最多一个星期就可以走了，现在不行。现在两个制度，你把我当敌人，我把你当敌人，那时候没有这种情况。
四、国内旅行比出国还麻烦
民国时期，军阀割据混战，护照更加混乱。北方的北洋政府、南方的国民政府，加上上海租界里的外国领事，都发着各自的护照。这些护照材质不一，形制也不同，大小颜色没有一个是同样的，外国人海关看了估计也是一脸懵逼。
1922年有了和今天护照类似的小本子护照，但是军阀割据下并没有形成统一形制。直到国民政府逐步消灭了各派军阀，实现了名义上的统一，立法院颁布《护照条例》，取消了以前那些五花八门的国内护照，护照一词在中国的意义才开始和国际接轨。同时国民政府逐渐取消了各国领事的签发护照权力，规范了外国人来华的签证管理，从此，护照的办理权归国民政府外交部所有。
上世纪20年代北洋政府签发的中华民国护照
当然很多时候护照的发放权也是一个烫手的山芋。
1946年5月初，解放区妇女联合会接到世界妇女民主联合会的通知，邀请该会理事邓颖超等人参加将于6月27日在巴黎召开的理事会。接到去巴黎参加理事会的邀请后，邓颖超就向国民党南京政府外交部申请办理出国护照。这件事就让南京政府颇为棘手，又不想放中共领导人到如此场合活动，又不好公开拒绝邓颖超的护照申请，于是南京政府各部门之间开始踢皮球，不予办理出国护照。
1940年的中国护照
更让南京政府头疼的是，7月30日，邓颖超又接到美国“国际妇女会议”的邀请信，邀请她和宋庆龄等人参加10月中旬在美国举行的国际妇女会议，邓颖超再度向南京政府申请办理出国护照，又被以各种理由推脱拒绝。无奈之下，恰好其时冯玉祥将军携夫人李德全正在美国考察水利。邓颖超便委托李德全代表她出席国际妇女会议。两件事的曝光，对南京政府在国际舆论上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相对于出国来说，当时的国内旅行难度更大。
从军阀割据到后来的沦陷区，国统区，解放区，在这些不同势力的区域间想要通行，难度颇高。
1926年9月6日，许广平从汕头坐船去广州，下午2:00抵达港口，傍晚6:00才下船登陆，因为全船乘客都要接受海关检查。1934年6月12日，萧红伉俪从大连坐船去青岛，几天后抵达，同样等了几个小时的海关检查才得以上岸。再往前，反清铁血会成员傅文郁女士在1914年6月从天津去上海，竟然需要北洋政府签发护照。
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山西省政府签发的“护照”，依然是用于省内流动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阎锡山独掌山西一省大权，为了避免当地银元大量流出，他让金融部门制订了一个《携带现洋出省领发护照办法》：“凡携带现洋二百元以上出山西省者，须有省政府护照，违者以贩运论。”
经常看抗日剧的朋友们也一定非常熟悉“良民证”，这个就是沦陷区为了加强人口管理，防止抗日分子渗透的一种特殊“护照”。此外日军在沦陷区也发放通行许可证，这是一种由日军特务机关发给沦陷区人民的出行许可证明。持有此证人们才可以安全出行。该证有有效期，过期作废，且需退还。
哪怕处于同一个山大王内部的行政区域，流通也未必就简单。
到1932年8月，在总结了“剿匪不力”的教训之后，豫鄂皖三省"剿匪"司令部，"为严密民众组织，彻底清查户口，增进自卫能力，完成剿匪清乡工作起见"颁行《剿区内各县编查保甲户口条例》，同时蒋介石发布了《施行保甲训令》。保甲连坐制度下，人口的自由流动受到了严格的限制，当然这种严苛的户籍管理在中国历史上算是一个传统了。
好在国民政府的基层组织能力较差底层腐败严重，这一制度并未能得到严格实行，当然这是后话。
参考资料：
北京日报：护照：国际契约的千年演变。
澎湃新闻：一百多年前的清朝护照什么样？
中国经营报：李开周：出境容易暂住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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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Aime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