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魂：1918年中国妖术大觉醒｜大象公会
转载作者: 大象公会Elephantia
摘要1918年，超自然世界的幽灵突然在中国上空徘徊。
· 多次参与活动的国民党元老吴稚晖，对乩坛上的音韵学对谈很感兴趣，但他认为「李登」的音韵学水平太低，不可能是其本人，可能当时另有过路鬼怪作祟
除了中华先贤，上海灵学会也致力于和外国已故高尚人士对话。根据其记录，莎士比亚、陀思妥耶夫斯基等都曾响应召唤，莅临乩坛参与讨论。这些奇葩活动的发起者，与十几年前设坛邀请《西游记》《封神演义》诸神助拳的义和团乡民截然不同。上海灵学会的骨干会员和会友中，多数人都是海外留学归国的政商文教精英，甚至还有牛津大学毕业的外国友人，对西方现代文明了如指掌，绝非无知愚众。
· 1907年美国的灵学活动
不过，鬼魂信仰并非欧美独有，自古以来就是中华传统文化精髓，为什么要重新从国外学习引进？难道中国连妖法秘术都已经全面落后西方？在民国初年的上海，人们确实是这样认为的。1912-13年，上海英文报纸《北华捷报》先后报道两起涉灵案件，一起是家庭保姆被鬼魂附体，盗窃主人家的金条；另一起是上海发生连环火灾，很多人认为是恶灵作祟。这两篇报道均表示，应当请英国灵学研究会调查事件。
· 1920年上海《北华捷报》社址
显然，老上海城隍庙的道士并不能解决这些疑难问题，而西方世界则走在了神鬼研究的前沿。自19世纪后半叶以来，欧洲现代科学的高速发展冲击了传统的基督教世界观，殖民活动也将世界各地的巫术文化传播到欧洲本土。幻象、透视、灵魂显现、与死人交流、预知梦、诅咒巫术等，一时间都成为了热门研究对象，物理、化学、生物学、心理学等学科的新生概念均被用来提供解释。
· 19世纪的通灵活动，一般在晚饭后的黑夜时分
1882年1月，代表英国最高水平的英国灵学研究会宣告成立，创始成员大多是来自剑桥三一学院的精英学人，首任会长是道德哲学教授亨利·西奇威客，早期会员包括著名化学家威廉·克鲁克斯爵士、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等，堪称群星闪耀。
· 英国灵学研究会至今仍在正常运转
在欧洲大陆，「灵性复兴」则没有走上这样的科研道路，而是以道德重建为己任，试图利用新兴的超自然力量，抵抗科学的腐化作用，让人们不至于在现代化工业发展中异化为机械。
· 1864年，法国唯灵主义者阿郎·卡戴克表示，「唯灵主义的目标是消除唯物主义、自私和骄傲，通过对于上帝的良善、博爱的团结的信仰来教化大众」
不过，西方灵学最终还是在心理安慰领域大放异彩：一战爆发后，绞肉机式的伤亡严重冲击了欧洲人的心灵，人们纷纷用通灵术与亡者沟通，以获得心理安慰。英国物理学家奥利弗·洛奇爵士在1916年畅销书《雷蒙德，或是生与死》中，讲述了他通过灵媒跟阵亡儿子的鬼魂沟通的经历；小说家柯南·道尔自1906年夫人去世后便热衷灵媒沟通，1918年儿子阵亡后干脆放弃文学创作，转行写了十九部灵魂与生命主题的专著。
· 1895年，东京帝大「不可思议研究会」的创始人井上圆了出版个人著作《妖怪学讲义》
同一时期留学日本的中国知识分子，在这种舆论环境中颇受影响。热衷反清革命、改造国人的激进派留日学生，对西方灵学的实操功能尤其感兴趣。陶成章1902年在东京的书店看到一本《催眠术自在》之后，就开始自学研究，认为催眠术可以解决「中国人迷信最深」、「立会联络」的问题。后来的辛亥元勋蔡元培，不但于1905年翻译井上圆了《妖怪学讲义》，还自行编辑《催眠学讲义》，试图将灵学技术运用到革命的通讯事业之中。
· 青年蔡元培
不久之后，他们就将带着深厚的灵学积淀返回祖国，在激荡的历史行程中扮演重要角色。西「灵」东渐清末民初的中国读者，并非完全接触不到海外灵学成果。1904年创刊的著名期刊《东方杂志》，从一开始就大量译介招魂术、复活术、心灵感应、千里眼等灵学内容，在普通读者中影响深远。
· 少年时代的柯庆施曾在学校阅览室抄录《东方杂志》刊登的千里眼入门方法，以供参考学习
不过，将西方留学摆渡到中国的，主要还是留学日本的先进知识分子，所以后来「上海灵学会」的成员才会以旅日归来者为主。当然，东西洋灵学能够落地生根，也需要借助特殊的历史契机。1917年上海灵学会成立时，中国正面临内忧外患，而长期充当文明灯塔的西方世界，此时却因为欧洲大战而晦暗不堪——人们曾经衷心向往的西方科技和政治制度，几年之内竟造成上千万人死亡的惨祸，形象几乎跌入谷底。在国内，清末以来的宪政实践成果也不符预期，国内不断爆发没完没了的战乱冲突，令人们对国家前途充满担忧。
· 1917年10月，刚刚经历张勋复辟和段祺瑞讨逆的中华民国，又迎来了北洋政府和孙文广州政权的南北战争
中国大大小小的知识分子普遍相信，只有依靠古老东方的道德传统，才能重建中国乃至全体人类的社会秩序。这与欧洲大陆的唯灵主义者不谋而合——对于科学主义和现代工业，他们也一贯主张要用新的宗教伦理予以批判。新生的中国灵学界，提出的也正是这样的主张：崇尚科技而不信鬼神的社会，注定要因为忽视道德建设而走上绝路。用《灵学丛志》的话说，就是「鬼神之说不张，国家之命遂促」。北京刊物《灵学要志》还给出了明确的救国药方：「以神仙之妙用，补人事之不足。」
· 1920年创刊的《灵学要志》，自称系某位神灵在乩坛上亲自督促创立，创刊号更由该神灵题字作序
1920年代前后，各种新型的信宗教社团在中国遍地开花：北京有同善社、悟善社、道德学社、中国三教圣道总会，上海有上海灵学会，济南有道院、万国道德会。这些新兴宗教社团无不鼓吹「三教合一」、乃至「五教合一」，力图实现普世道德，超越中外东西的界限。
· 1930年代红卍字会的街头活动
不过，大众对玄之又玄的道理不感兴趣，要让他们拜倒在地，还需要具体而立竿见影的法术仪式，尤其是要像日本的妖怪文化一样，跟中国本土的信仰文化充分融合。与此同时，中华传统神鬼信仰的糟粕气息过于浓郁，在风气大开的民国舆论界越来越难以立足。要让它们重新崛起，西方灵学的理论研讨和实践技术必不可少。怎样科学地搞迷信比如中国传统的扶乩仪式，用「丁」形木架做乩笔，垂直的笔端垂在沙盘之上，另有两人各自用食指分扶横木两端，然后依法请神，下垂的乩笔就在沙盘上画出「文字」，以示神启。西方的通灵工具planchette，操作方法与中式扶乩几乎一模一样，用一个光滑的木板钻孔，放入一支笔，在灵魂降临的时候让笔自由滑动书写。
· 中国的扶乩与西方的planchette，操作原理几乎一样
这种与神灵沟通的传统信仰，虽然在崇尚现代科学者看来纯属骗人的无稽之谈，但灵学精英却能使用当时最前沿的心理学和精神病学概念，作出听起来既洋气又高深的解释，减轻扶乩的土味迷信色彩。如道院刊物《道德杂志》刊登的《扶乩的学理说明》，引用美国、日本的案例分析认为：「人是精神的物，所以有神人合一主义发生。试验者能闭邪存诚，心胸如镜，由忘我而入神，而入于自己催眠之域。由催眠术颇可释之。……又人格分裂，此时一人格立于旁观地位，而旁观他人格之活动焉。」
· 一篇严肃的扶乩研究
更具说服力的灵学大杀器，则是当时刚刚开始大众化的照相技术。1860年，美国摄影师威廉·穆勒发明了「灵魂照相术」，在南北战争期间制作了大量亡魂和活人的合影，以安慰未亡人，自己也赚的盆满钵满。后来，穆勒把这项技术推广到欧洲，立刻被灵学界援引为重要的科技证明，在影像合成还属于高科技的年代，留下了大量感动人心的高水平作品。
· 穆勒最著名的作品：林肯总统的亡魂陪伴在遗孀玛丽·托德身后
曾任驻美公使的伍廷芳，观看灵学表演和灵魂照相之后大为惊叹，迅速转变为灵学的热心宣扬者，并将灵魂照相术带回了国内。不幸的是，灵魂照相传到中国之后迅速劣化，工艺水平不但无法和欧美相比，也远远比不上日本同行。
· 《灵学丛志》刊登的「日本幽灵之写真」，效果与欧美相差不远
· 悟善社刊发的「关圣帝君佛门化身像」，几乎只能算是一种水墨技法，不过比起他们早些时候第一次照相失败后在乩坛上遭到神明批评的惨状，已算有很大进步
不过，无论技术水平多么粗糙，这些有西方理论和技术加持的先进迷信活动，还是能够让中国的第一代灵学工作者挺直腰杆，在德先生赛先生的猖狂进攻面前站稳脚跟。救国的路线之争从一开始，精英云集的上海灵学会便一直是以医治现代病态社会为己任。在他们看来，西方的物质文明并未给人们带来幸福，反而摧毁了传统的中国价值观，而灵学则承担着「保国保种」的救国重任。灵学会成员，近代著名教育家陆费逵提出，教育应该是关乎人格的教育，孩子们不应该单纯学习知识与技术，更应该接受宗教与艺术的熏陶。为此，灵学会推出了多篇文章，对晚清以来的「反迷信」和「反宗教」宣传加以抨击。
· 教育家、中华书局创办人陆费逵
然而在1918年，要救国的不止有灵学，还有风头正劲的新文化运动。在「科学」的大旗下，陈独秀、钱玄同等新派知识分子在《新青年》杂志上纷纷撰文，将灵学批斗为缠足磕头吸烟片之类的守旧派「国粹」。
· 胡适1921年写《<红楼梦>考证》时遇到不可解之处，曾如此调侃：「这个谜只好等上海灵学会把曹雪芹先生请来降坛时再来解决了！」
不幸的是，他们虽然高度认同现代科学，但对乱七八糟的西方理论并不特别熟悉；反过来，与他们论战的灵学精英则绝非守旧闭塞文人，辩论中常能引经据典卖弄欧美人名著作，弄得对手狼狈不堪。如积极投书《新青年》参与论战的易乙玄，除了大段引用西人原文作为论据，逼得陈独秀回复中露出孤陋寡闻之态，还能利用西方现代哲学理论，指出「此超自然之理，终非科学所能解释，亦如科学之不能诠哲学也」，迫使陈独秀退让到「灵学之有无且不论」的尴尬境地。
· 在北大创建中国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的陈大齐
灵学更难以抵挡的，是时代精神的迅速变形。五四之后，「救国」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主义浪潮，灵学很快被中国舆论场遗忘，转而向普罗大众下沉，融入到新兴宗教和传统会道门之中。1928年，国民政府北伐完成，自诩完成国父遗愿的「革命」政府很快将道院、同善社、悟善社等划归为封建迷信，统统取缔。宗教社团不得不转化为「世界红卍字会」这样的慈善团体，以获得合法身份。1949年之后，灵学和会道门在大陆彻底销声匿迹。
· 至今仍然活跃在东南亚华人群体中的红卍字会
直到1980年代，懵懂的国人再次接触西方先进科学，「灵学」又以特异功能、气功的形式复苏，在眼界开阔的海内外先进知识分子的加持下，顶起铝锅接收宇宙波就成为了新时代「灵学」的必修课。
参考文献：
[1] 黄克武：《民国初年上海的灵学研究：以「上海灵学会」为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53期
[2] 焦宇鹏：《「说鬼话」是「新科学」？近代中国通灵学说何以流行》， 澎湃私家历史：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508199
[3] 宗树人：《民国救世团体与中国救度宗教：历史现象还是社会学类别？》，金泽、陈进国主编：《宗教人类学》第三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第3-28页
[4] 侯亚伟：《民国学者的扶乩研究》，《世界宗教研究》2017年第5期
[5] 郑国：《南辕北辙：近代「鬼神救国」论考察——以灵学为例》，《兰州学刊》2006年第8期
[6] 李欣：《五四时期的灵学会：组织、理念与活动》，《自然辩证法研究》2008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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