赢得宿命之战，上海互联网军团的崛起“土壤”

特斯拉代表的科技制造水平只是观察的维度之一，互联网群雄崛起则构筑出上海新经济的另一束光源。

近期，上海本土电商平台拼多多市值突破400亿美元，完成了对老牌互联网巨头百度的超越，市值排在阿里巴巴、腾讯控股、美团点评、京东商城之后，位列中国第五大互联网公司。

上海不止拼多多，小红书、依图科技、趣头条等互联网新秀，一起将这个中国第一大经济强市送上互联网创新高地。

当然，这是残酷的行业光环在城市评价上的投射，打破了人们对上海“互联网沙漠”的固有认知，还为上海的产业格局打开更大的想象空间。

“上海不出BAT”一说可以休矣，外界现在反之更关心一个问题：在中国互联网困于格局既定之时，上海半程发力、后来居上，其中隐藏着哪些被忽略的产业秘密？

宿命之战

2013年深秋，一家国内新锐VC（风险投资基金）决定避开拥挤的北京，重新挖掘上海的互联网创业者。

这场黄浦江边举办的题为“重新发现上海互联网”的闭门晚宴上，原定只有60人参会，却在创业者之间的口口相传之后，涌入了将近两百位大大小小的CEO。该机构合伙人后来感叹，上海的创业者“憋着股劲儿”。

一年后，外卖补贴大战打响，上海小伙张旭豪带着饿了么，和北京的美团外卖开始了捉对厮杀。

外卖与地推是“脏苦累”行业，此前，大家共同的感觉是，上海精致，擅长资本运作，不擅长这种身上带土、脚上有泥的巷战。

饿了么更像是上海传递出来的某种信号，他们或许受够了“互联网荒漠”这个城市标签，迫切想打破早年的发展宿命。

1999是中国互联网行业的起步之年，和日后风头出尽的BAT同时起步，上海出现三家互联网先驱：盛大、易趣、携程。

盛大最早提出打造网上迪斯尼，并在游戏、网络文学、娱乐等领域广泛布局，该公司不仅是第一家靠游戏实现盈利的互联网公司，也一度成为中国市值最高的互联网公司。盛大创始人陈天桥曾以近百亿身价当选中国最年轻首富。

对比当年盛大在业务上的布局和当下互联网巨头的热门领域，盛大的确押对了赛道，却倒在成长路上。在向娱乐业务转型失败后，盛大退出互联网战场。

易趣最早将C2C电商模式引入中国，当其注册用户达到400万时，淘宝网刚开始启动。有评论者说，如果不是易趣中途卖身给外资机构造成经营上水土不服，中国电商格局或许不是今日模样。

专注于商旅服务的携程算是三家公司中最成功的一个，但目前面临着美团等平台公司的挑战。

携程和美团曾被看作是两种发展路径的竞争，携程一直坚持以商旅服务为核心进行产业链上下游布局；美团则以满足用户需求为核心进行多元化扩张。

影响企业发展路径的因素很多，局外人难以评判。从结果来看，美团的市值三倍于携程，现在是中国互联网第二梯队的领军者。

互联网先驱们的宿命给上海蒙上一层阴影。此后的上海互联网公司虽在模式创新上不断突破，但再难跻身巨头之列。

一方面是互联网行业进入强者恒强阶段，新进入者要想弯道超车越来越难；另一方面是随着巨头竞争加剧、资本深度介入，并购整合变成巨头们消灭竞争、降低损耗的最优选择。

盛大、易趣的失利对应着BAT的崛起。

这背后是一场资金、人才、制度等资源的区域争夺战，北京、深圳、杭州壮大成中国互联网的三大高地。上海互联网公司不断被并购则是这场争夺战的附随效应。

大众点评被来自北京的美团合并后，美团全面主导；饿了么被杭州的阿里收入囊中并与口碑整合，现在成了阿里新零售战略大局中的一枚棋子；再加上1号店、土豆网、安居客等案例，为他人做嫁衣裳的宿命阴影高悬沪上。

但如果你站在上海滩头眺望，饿了么、大众点评的出现，已经悄悄传递出起风的信号。

再造“土壤”

在中国互联网的上半场，“有没有BAT”更多是面子问题。而上海之所以安静，是因为长期以来，数量众多的外资与总部才是上海的里子。

1999年，中国互联网刚刚起步，第二年即遭遇全球性的泡沫破灭。一些在今天耳熟能详的公司，诸如腾讯、阿里，为求生存苦苦挣扎。沉寂三年许，依靠移动运营商推出的“移动梦网”让幼年巨头得到一次喘息之机。

彼时，上海的产业政策重心是“总部经济”。

2002年，上海“总部经济”试点正式获得到商务部支持,当年认定两批16家跨国公司地区总部；2004年，被认定批准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达到86家。

上海经济研究2005年刊发的学术论文《跨国公司地区总部的生命周期研究》援引数据表明，上海成为国内“总部经济”项目最集中、发展最快的城市。

那时马云代表的互联网精神尚且是经济基础中的浮萍草根，显然无法与“高富帅”的跨国公司相提并论。

城市经济发展有一个新与旧的悖论。新的产业往往会出现和勃发在新城市之中，但是，当新的产业逐渐成熟，从创新产业变成资本、人才密集行业，此时此刻，拥有资本、技术、人才和文化优势的传统商业城市，又会接力成为新的经济中心。

中国互联网的发展，也走上了同一条路。作为新贵行业，互联网曾经是白手起家，但当互联网影响超出信息行业本身，变成推动城市、产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引擎，此时此刻，互联网就变成了需要高投入、多人才、深底蕴的产业。

因此，从“总部经济”一路走来的上海，真正的机会出现了。上海从来不缺资金和人才，互联网产业的“大投入、高产出”正是其喜欢的节奏。主政者敏锐捕捉到这一点，只需要在上海早已成熟的商业土壤上，增加一些适合互联网产业生长的“元素”即可。

在一次企业家座谈会上，上海市主要领导对与会的科技巨头负责人承诺，“上海将在创造最好最优的发展环境上下更大功夫，提供更贴心的服务，营造更优质的生态，充分激发各类市场主体的活力和创造力……将构建公平竞争的制度环境，创新服务模式、监管方式，推动新兴业态、前沿产业蓬勃发展。”

来自主政者的如是表态，意味着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经济产业正在上海享受着当年“总部项目”相当的政策扶持。

筑巢引凤

当城市的产业指挥棒转向，过往积淀的资源价值即被放大，上海筑巢引凤，引来新一批互联网人才继续冲锋。

马斯克将特斯拉超级工厂落地上海是例证之一。目前落户上海的新能源造车公司，包括蔚来汽车和威马汽车等。别忘了，2018年在世界500强中排名第39位的“行业龙头”上汽集团生长于斯，正从燃油车向新能源战场发起冲击。

蔚来CEO李斌创办蔚来时，首选将公司总部落户上海。他给出的理由是，“上海的气质，非常适合造那种售价几十万元的高端车。”

所谓上海气质，不仅是抽象意义上的城市形象，还包括一些具体内容，比如市场容量，比如消费活力，以及长三角地区完备的汽车配套产业链。

李斌代表着一种集体选择。谷歌归来后创立拼多多的黄峥、斯坦福归来创立小红书的毛文超，在北京打拼多年的蜻蜓FM联合创始人杨廷皓，都是在上海开启创业之路。

目前上海引进的海外创新创业人才超过11万，并在“外籍人才眼中最具吸引力的中国城市”评选中实现六连冠。加之上海本地知名高校林立，复旦大学、上海交大都在源源不断输送生力军，丰富着上海互联网行业的人才储备。

而且，上海过往的互联网产业发展，虽未孕育出巨头，却为这个城市构建出宝贵的人才梯队。盛大消逝于公众视野之后，其当年的造富效应，持续吸引着高素质创业者涌入游戏产业。

2018年发布的《上海游戏产业发展报告》显示，截止2017年，上海持证网络游戏经营企业数量达1670家，同比增长60.9%，全国持证网络游戏经营企业数量为8823家，上海持证网络游戏经营企业占全国的18.9%。

固有人才梯队和互联网创新之间产生了奇妙的关联。上海市经信委2019年7月披露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已有1/3人工智能人才集聚上海，尤其在计算机视觉、语音语义识别、脑智工程等领域，上海具有较强话语权。

这些奇妙的关联，往往会产生意想不到的结果。

2015年，黄峥选择在上海成立新电商平台拼多多。此时，不管是杭州的阿里巴巴还是北京的京东，都没有意识到，利用上海正在聚集的人工智能浪潮，这家不起眼的小公司会依靠“精准推荐”，在四年后成为电商的第三极。

群雄崛起

时隔十多年，上海互联网产业重回舆论关注的中心。

这不只因为马云和马斯克有关人工智能的上海对话，还源于中秋前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拼多多市值达到426.2亿美金，超越同样在美上市的百度。

截止9月20日，拼多多市值402.41亿美元，距离中国第四大互联网公司京东还差50亿美元。

拼多多，成为上海互联网群雄崛起的观测窗口。很快，大家发现，在中国互联公司市值百强榜中上海贡献19家，仅次于北京，悄然成为上榜数量第二多的中国城市。

其中有老巨头，也有新企业。

作为中国最早的互联网公司之一，携程一直深耕在线旅游服务领域，目前依旧是该领域的龙头老大。最新发布的财报显示，该公司第二季度营业收入达到87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9%；营业利润为1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84%。

由原盛大文学与腾讯文学整合而来的阅文集团，专注网络文学领域，不仅是国内最大的网络文学平台，更一手将网络文学这个中国特色品类，塑造成了与好莱坞电影、日本动漫、韩国电视剧相提并论的“四大文化”现象。

如今，阅文平台上已有770万位作家和1120万部作品，不仅是国内重要的数字内容生产平台，其在文化出海方面也正在成为一支新兴力量。

近年来，上海互联网新秀不断涌现，包括趣头条、饿了么，以及广受年轻人欢迎的视频网站哔哩哔哩和社区网红电商小红书等。

小红书从跨境电商起步，经过6年发展，已经是集内容、电商于一体的社区电商平台。按其最近一轮的融资估值计算，市值达到30亿美元。

人工智能是上海互联网产业的另一亮点，例如依图科技。

成立于2012年的依图科技，专注计算机视觉相关研究，被称为中国人工智能视觉识别市场“四小龙”之一，主要为智能安防、医疗、金融等场景提供解决方案。根据2018年7月的融资记录，依图科技投后估值150亿元，成为中国人工智能的领军企业。

制度竞争

除了硬实力之外，上海互联网的下半场关键抓手还有软实力，我们可以将之理解为制度优势和营商环境。

中国互联网产业之所以能取得比肩美国的成就，恰恰还在于早期的包容、审慎式监管政策。毕竟，一项新科技从技术成熟到应用落地，再到大规模应用，需要的不止是研发突破、经营管理和用户容量等市场要素。

互联网等新经济行业一直存在时间窗口之说，一个产品的面世时间如果比另外一个产品晚3个月或更长，基本失去追赶的可能性，尤其需要监管制度的呵护。

例如人工智能在医疗领域的应用与现有监管体系一直存在着冲突。传统医疗器械是一次审批，批量、多次使用，人工智能医疗设备往往需要通过不断的机器学习进行迭代。如果每次迭代都需要重走一次审批流程，显然对人工智能医疗设备的迭代与应用形成制约，而且也会导致行政审批资源供给不足。

美国等部分国家已经开始推行针对人工智能医疗设备实行动态监管和预认证机制，通过对产品不同发展阶段采取不同监管策略的方式，实现产品审批在效率与安全之间的平衡。

有关互联网创新的制度解释，也同样存在着“上下半场”的概念。

在上半场，互联网是“破坏性创新”，利用现有制度的不完善而野蛮生长，但到了下半场，规则意识就变得更为重要，如何将破坏性创新的力量限定在审慎而宽容的监管范畴内，就是对治理规则体系的深度考验。

从法律经济学角度来看，现今全球范围内的科技赛跑，已经不只关乎产品创新。一个适合产业规律的监管规则与营商环境正是影响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上海一直是制度竞争中的领头羊。

作为改革开放高地，这座城市拥有中国最早、最大的自贸区，而在多年与外资打交道过程中已经形成规范、透明的制度环境。依托自贸区的优势，上海的主要发力点，正是在新技术应用环境的探索、监管规则制定、创新环境培育上有所作为。

上海启示

进入互联网下半场，上海像拥抱总部经济一样拥抱新经济时，不免让人回想到上海在改革开放之后有过的两个显著经济发动机。

第一个是上世纪90年代启动的浦东新区开发，将上海打造成了改革开放新高地，对全国改革开放都具备引领作用。

第二个是本世纪初上海全力推进的总部经济。目前累计在上海落户的跨国公司总部将近700家，是内地吸引外资总部型机构最多的城市。

目前，这两架发动机都仍然是上海前进的基石动力。外资企业以约占上海2%的企业数量，贡献着全市20%的就业、27%的GDP、33%的税收、60%的工业总产值和65%的进出口总值。

上海正在推进的以科技创新为载体的新经济，有望成为推动上海发展的第三次经济推动力。这是因为，科技竞争现在是城市竞争的发力点和产业重构的新锚点，还是国际竞争的主战场。

不久之前，深圳曾以一个粤海街道办的科创实力“叫板全球”，坐落企业以腾讯为代表，共计112家上市公司。以总市值计，该街道办接近5万亿元，接近整个杭州的上市公司市值，等于两个广州的上市公司市值。

作为中国经济第一强市，上海在这轮科技竞争中责无旁贷。而越来越多互联网企业崛起，也证明上海已经是中国新经济版图中最重要的支柱城市。

那么，上海在互联网二十年历史中的退与进，给了其他城市乃至整个中国什么启示?

第一，互联网下半场是长跑竞赛，人才、资金、制度是决胜因素，要拥抱互联网产业，就要有为新经济造城造势的决心和能力，能够像上海一样，改造土壤；

第二，契约精神、规则意识是城市最珍贵的无形资产，互联网产业不能没有边界，而且要有清晰的、可讨论的边界。上海是中国现代商业文明的发源地，审慎、精准而宽容的制度和政策，是引导互联网产业健康发展的关键；

第三，新兴产业的发展，存在明显的短跑与长跑两个阶段，不同阶段会产生不同的机会。短跑时代有BAT，有新城市崛起，但进入长跑时代，懈怠的短跑冠军却容易在漫长赛道中被超越。选择时机、选择赛道、选择速度，背后都是大时代下的路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