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国歌为什么这么怪｜大象公会
文｜叶部首
1878年9月24号，曾国藩的二儿子曾纪泽半夜一点进宫，到内务府递交了三份请安黄折，和一份申请觐见的绿头牌。一个月前，他刚戴上了英法钦差大臣的顶戴花翎，五年后成为了中国第一首西式国歌的词曲作者。此次觐见后，他便正式踏上了出使西洋的旅程。
曾纪泽是当时清廷朝中熟悉洋务的汉臣，上年继承「一等毅勇侯」侯爵爵位之前，他一直在湖南「穷乡僻佐」为父守孝。期间靠一本英文字典和一本英汉圣经自学英语，为的就是这次出使。
从京城始，过天津、上海、到香港。西洋官员奏军乐鸣礼炮相送，气势宏大远胜国礼，给本身就爱好音律的曾纪泽留下深刻印象。后一路托太后皇上洪福，终于1878年年底，到了法国国都巴黎。
出使第五年，渐渐熟悉了西方的各种文化政治经济了的曾纪泽，终于受不了作为国家使臣在外事活动中缺个像样的BGM一事。
他自行谱了一曲《普天乐》，填词云：「一统旧江山，亚细亚文明古国四千年！最可叹：犹太、印度与波兰，亡国恨，谈之心寒！」不像国歌，倒像亡国之音。他又上奏朝廷作国歌草案，被拒。
1887年，曾已被召回国。李鸿章派400多官兵去英国接收订购的致远、靖远两艘巡洋舰。仪式上，大清没国歌，乐团便用当时欧美流行的中国小调《妈妈真糊涂》代替——大概和今天的洋乐队谢幕时奏一首《茉莉花》相似，半世纪后，成了当事人回忆录中的辱华事件。
同年，英国外交部向兵部尚书问要国歌曲谱，方便军乐团演奏。《普天乐》再次被翻了出来，改译五线谱，在海外小规模开始被当成大清国歌。曲调平淡、节奏缓慢。
除了曾纪泽，当时但凡去过西洋，甚至是见过西洋阵仗的大清官员，都对英法「乐兵」「鸣金鼓奏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879年，美国前任总统格兰特访华，李鸿章站在码头抬头看到里士满号上面军乐队气势昂扬，回头再看大清敲锣打鼓吹喇叭的阵仗，与红白喜事无异。6年后建立北洋水师的时候，李也没忘记这一幕，于是有样学样组建了军乐队。
《北洋海军章程》的军乐，2012年被研究者从英国档案馆里翻了出来。曲用的是宫廷古曲，词曰：「宝祚延庥万国欢，景星拱极五云端。海波澄碧春辉丽，旌节花间集凤鸾。」一派雍容气象，全不见兵戈之气。
北洋海军战败后，此歌湮没无闻。但1896年李鸿章赴欧访问时临时编的代国歌《李中堂乐》却留存了下来，曲调与北洋海军军歌一致，只是词被改成了唐代王建的绝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太平天子朝天日，五色云车驾六龙。」
1899年，袁世凯小站练兵，听德国顾问高斯达建议，把唢呐换成了铜管号。光绪、慈禧1904年经过天津小站的时候，袁特命陆军军乐队在火车站奏法国革命音乐《马赛曲》，那年慈禧七十大寿，听后甚悦。
此时的大清，朝中尽皆老朽，一首马赛曲哪能救得返。大学士徐桐，见洋人必以扇遮面以表嫌弃，到了庚子之变更是做法祈骊山老母下山杀尽洋人。大学士阎敬铭谈及外交嗤之以鼻：焉有正士，而屑为此者！
到了1911年，慈禧去世数年后，溥仪才正式下旨编订国乐。溥仪族兄溥侗作曲，刚翻译完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的严复作词，大清第一首官方国歌《巩金瓯》10月4日首发。
典礼院参考了各国国歌，评价道：
现今各国国乐，取义选词不相因袭，以尊扬君主休美为主旨者，英吉利、俄罗斯、奥地利等国是也；以纪念重大兵事之声绩为主旨者，法兰西、美利坚等国是也；以酬祷国运之绵长、夸张国威之强盛为主旨者，日本、德意志是也。我国国乐，义取和平，词无夸饰，足与英、日辉映，增光坛坫矣。
然而仅仅六天之后，武昌起义就爆发了。
※ ※ ※
大清虽亡，留下的国歌基调却并未废弃。
民国新成，国民政府自1912年2月起便向社会征集国歌，但由于质量参差不齐加之政局动荡，一直无果。
1915年5月，袁世凯政府曾颁布《中国雄立宇宙间》作为国歌，但次年帝制垮台，此歌遂废。1916年，教育部准备重订国歌，但不久护法战争爆发，国歌又不了了之。
1919年11月24日，教育部成立国歌研究会，最终决定：「撰拟新词，不如仍用《尚书·大传》所载虞舜《卿云歌》一章。」《卿云歌》相传是关于尧舜禅让的诗歌，尧舜禅让被认为是上古民主制的体现，与民国国体相对应，同时又出自传统正典，典雅肃穆。
国歌研究会聘请代表传统中国乐曲的王露、吴梅和研习西洋音乐的陈蒙、萧友梅为《卿云歌》作曲，最终选定萧友梅作曲的《卿云歌》为国歌，于民国十年（1921年）通行全国。
然而自《卿云歌》被确定为国歌起，争议就始终不断。除了尧舜禅让到底是古代民主制还是家天下私相授受的历史性质之争，最多的争议在于其词曲古奥，既不能朗朗上口，也不能振奋人心。
这一时期，来自日本的军国民思潮大行其道，钦慕日本军歌、西洋进行曲的声音愈发占据主流。
晚清开始，中国掀起赴日留学热，迅速增长的日系留学生，让中国人更多接触到日本军歌，西洋音乐也多从日本转手传入。
流亡日本的梁启超、章太炎等革命分子，目睹日本社会的尚武之风，大加赞赏，愤恨中国过于文弱，遗憾「吾中国向无军歌」。在他们的积极鼓吹下，日式军乐的歌词、曲调、形式，从此影响中国长达近40年。
1901《日本海军》曲谱出版，歌词像报菜名一样把海军全部87艘军舰的名字连在一起。后日本海军大胜沙俄，此曲风靡。留日归国的沈心工，看列强真强，中国即将被瓜分，内心焦虑，借此曲调作词一首《十八省地理历史》表达了局势危机。
此曲曲调后来又被不断重新填词：《中华大国》、《工农兵歌》、《工农革命歌》、《五月九日》、《劝用国货》等，一直到了改革开放之后，1982年电影《仇侣》的音乐中也整段的采用了它的曲调。
再如歌颂甲午海战中日舰松岛号上三等兵三浦虎四郎的《勇敢的水兵》，同样于清末传入。沈心工改词《革命歌》大骂清廷腐败，后多次填词作《海军》、《从军歌》、《红军行军歌》、《步哨守则歌》、《欢送白军兄弟》。
幸好曲调无立场，几家军队共唱同一首歌成当时奇景。
按照军乐、进行曲式的审美标准，法国国歌《马赛曲》歌词激愤，曲调催人奋进，无疑是最优等的国歌。然而，调研世界国歌之后的民国教育部却并不认同：
西方诸国，各有所谓国乐者。行大典、飨大宾，与礼仪之关乎国家者，胥歌之。若英吉利，若德意志，其所制乐，大率呼吁苍天，佑人民，富工商，福土地，以为祝，不失为和平雅奏。即俄罗斯偏重教旨，亦不失为祈禳愚忱。独法兰西歌兴战斗，语多激怒。虽当日世族尊妄过甚，奴隶齐民，久逼生变，致此困兽之斗，然奈何用其愤词，重为典乐？睹民主之新局，慨久安之难恃，固西儒通论也。旧例民主乐不得奏于君主国，为不敬也。
大意是，国歌过于激昂，表示国体处于危机之中，意思不好，而且还有搞出外交事故的危险，还是要平和中正些。此后，正统派与军歌派互不相让，国歌的修订也就一直延宕了下去。
1926年7月1日，广州国民政府启用黄埔军校校歌《国民革命歌》为代国歌，随即发动北伐战争。
这首《国民革命歌》属于当时军歌派的代表，词曲浅白流畅且具有战斗性，只可惜，用的是法国民间小调，后来被改编成童谣《两只老虎》广为流传，以至于今天听起来颇为滑稽：
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努力国民革命，努力国民革命，齐奋斗，齐奋斗。工农学兵，工农学兵，大联合，大联合。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帝国主义，齐奋斗，齐奋斗。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国民革命成功，国民革命成功，齐欢唱，齐欢唱......
1928年，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北洋政府倒台，《卿云歌》遭到废弃。《国民革命歌》取而代之，但通行度并不高，南京国民政府选择什么作新国歌，仍是一个难题。
1930年3月，国民政府行政院颁布命令：在国歌未制定时，用国民党党歌《三民主义歌》作为代国歌。但以党歌为国歌引起巨大争议，国民政府只得责成教育部征集国歌，但多次征集，无一中选，最终于1937年，正式将《三民主义歌》定为国歌。
今天听来，《三民主义歌》曲调拖沓无力，尤其是后半首几乎难以诵唱，实在很难算是一首好的国歌。但某种程度上，这正是军歌派与正统派相妥协的失败结果。
此曲歌词，来自于孙中山1924年黄埔军校的开学演讲。其实在典礼上他只说了「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三句。后来被胡汉民等人加了词句，才成了后来被作为歌词的「黄埔训词」。在当时，已经算尽量追求朗朗上口。
作曲者程懋筠，曾留日入东京音乐学校修声乐、作曲。1926年回国后在中央大学任教，两年后写出此歌，被评价为和平、有力，明显效仿正统典乐风格。后来先后被萧友梅、赵元任、黄自作和声、作伴奏，也无大改观。
其中的黄自，是在耶鲁学西洋乐回来的，在1931年的时候投稿《国旗歌》被采用。所以在民国升国旗本应奏国歌时，反而是《国旗歌》取而代之。
至今，中华台北奥委会仍用此歌旋律作为会歌，在奥运会升旗时演奏。其可听性远超正式的民国国歌。
其中最著名的「音乐人」，该当冯玉祥。冯出身清末新军，可以说是最早接触到军乐的一批军人，善记歌词，节奏感好——有音乐感。1912年冯营长作了《射击军纪歌》，后来几乎传遍中国所有军队，既包括30年代的红军，也包括40年代的伪军。
冯玉祥认为：「改善官兵的思想，歌唱是一种最有力的工具。……中国的士兵不识字的居多，……你若能把正确的思想用通俗的歌句写出来，教他们歌唱，唱会了，保管他一辈子也忘不了。」
从《吃饭歌》、《操铁杠歌》、《节省子弹歌》、《枪口不准堵东西歌》一系列军歌的题目不难看出，冯玉祥用军乐治军，重在细节。
除了日系军歌，他也选用了许多民间小调填词作军歌：《耐久歌》、《行军歌》、《夜行军歌》、《枪在手》是以冀晋民歌《珍珠倒卷帘》的曲调进行编写的；而《入伍歌》、《总理纪念歌》、《五卅惨案》是以民间小调《苏武牧羊》的曲调编写的；《跑步歌》则是以民间小调《王大娘钉缸》的曲调编写——电视剧《水浒传》里著名的《好汉歌》也有王大娘的身影。
奈何民族的尚未成世界的，带着民间音乐、戏曲风味的音乐在军中传唱尚可，可上了国际战场如何而也不成体统。所以无论建军还是建国，一致意见还是要提高西洋乐器演奏水平。
西洋乐器进入中国的历史虽然长，但一直也只是泰西异域的稀奇物件被对待，在宫廷内供皇家解闷。
李鸿章建海军，也模仿西制建立军乐队，由十四五岁的少年组成。一舰配18名，闲时奏乐，战时运炮弹。
袁世凯1903年还尝试了建立军乐训练机关，不过只开了三期、培训了三百人就结束了。倒也够用，其中一些直到袁葬礼的时候依旧在为其演奏。
经过了近半个世纪的学习引进洋乐，中国人进步地扩大了其功用：运动会、红白喜事也开始有用西洋乐队奏洋乐的了。当时成都一人家办新式婚礼，「彩舆之前，列军乐队」，与形式腐败的中式鼓吹乐相比，洋盘。
不过由于缺乏西乐常识，大多图个响动，在广州也出现了抬着棺材，气势雄壮奏《基督精兵歌》的出殡队伍。
与大上海当时国际水准的流行乐不同，三十年代，中国军乐团乐手缺乏、水平低下，质量依旧堪忧。中国正式音乐的进步，还得指望作曲界的新鲜血液，其中绝大多数出自左翼。
留法学习音乐的冼星海，尤其喜爱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民歌，尤其是包含「把贵族吊在灯柱上」等歌词的《就这么办》（Ah ! ça ira）和《马赛曲》。慷慨激昂就此成为中国抗日救亡音乐的主旋律。
1939年，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首演，大受好评。还住在陕北窑洞的朝鲜小伙郑律成听后备受鼓舞，也要写个大合唱，八路军大合唱。他的舍友公木（张松如）写词，二人合作一个礼拜就完成了。这首军歌就是后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
从冼星海到聂耳、郑律成，中国进行曲终于此走上了我们所熟悉的道路。
（责任编辑：Aime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