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形色色的“反全球化主义者”，到底想追求什么？
在当下的全球局势中，“反全球化”的公共舆论和运动口号充斥着眼球。然而，“全球化”真的存在吗？如果全球化本身不存在，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去看待当下的“反全球化”运动呢？
撰文 | 钱婧
8月24至25日，西方七国首脑会议（G7）在法国南部渡假城市比亚里茨（Biarritz）举行。24日，大批抗议者在附近进行反G7示威游行，爆发了激烈的警民冲突。参与者的人数约在9000至15000人，至少有68人被捕，其中有38人被拘留。
据路透社报道，反全球化人士、环保活动家、法国“黄背心”和巴斯克（Basque）民族主义者都在游行队伍中，共同抗议世界领导人没有实践自己的诺言，他们的无所作为导致了贫富差距的扩大。据媒体报道，示威者的诉求还包括亚马孙热带雨林大火、气候变迁、女权主义等。
法国巴斯克区首府贝约纳的抗议者举着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的倒置肖像。
在全球化似乎已经势不可挡的背景之下，“反全球化人士”和“反全球化”听起来常常显得不合时宜。然而，事实上，自1999年的“西雅图风暴”以来，反全球化的声音也始终不曾停歇。那么，“反全球化”究竟是不是对全球化的否定？在多种多样的诉求背后，形形色色的反全球化主义者到底想追求什么？
1999年，世界贸易组织在美国西雅图举行年度部长级会议，准备启动新一轮全球自由贸易谈判，并为它挑选了响亮的名字——“千年回合”。就在国际组织和各国政府的高级官员集会的同时，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出人意料地爆发了，并最终使得会议匆匆结束，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示威者宣称获得了胜利，并自豪地命名自己为“西雅图人”。这个戏剧性的事件标志着反全球化运动的诞生。自此之后，在重要国际会议的会场外，总少不了大规模的示威抗议活动。
在反全球化的旗帜下，汇集了不同政见的团体，常常能看到游行行列中象征劳工权利的红旗、环境保护主义者的绿旗、无政府主义者的黑旗交相辉映。一般而言，右翼反全球化主义者认为，全球化是对国家经济和国家认同的威胁，是针对西方文化或白人的世界性的精英政治阴谋的结果，建议用民族主义和排他主义解决问题。
相比于右翼，左翼反全球化人士在活跃分子数量和公众关注方面都显得远更重要。他们通过抗议活动引起公众注意，认为全球化背后的资本主义逻辑在国内和世界范围都导致了不对称的权力关系，以及对生活方方面面——包括健康、教育和文化——的商品化处理。
在反全球化口号下，不同的诉求贯穿着一个共同的立场原则：社会上大多数人民的生活需要应该放在少数大企业和跨国公司追求利润的前面（“people before profit”），全球的财富资源应该首先用来满足各地人民的生活所需，而不是像现在供跨国公司和大财团作为买卖赚钱的商品（“our world is not for sale”）。反全球化人士相信，一个真正民主平等的新社会不仅是人民应该追求的，而且是可以实现的（“another world is possible”）。
廖晓明、刘晓锋
《当今世界逆全球化倾向的表现及其原因分析》
“反全球化”概念十分模糊和宽泛，具有多样性和冲突性。学者向红在梳理了五种西方流行的定义后，将反全球化定义为“一种替代性的全球化运动”。它在内容上和形式上都与全球化相生相伴，并不是彻底否定和反对全球化，更多的是反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全球化、反对全球化的消极面。
《全球化与反全球化运动新探》
向红著，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0年12月版
正如反全球化运动中存在多样的诉求，反全球化理论也不是一种统一的理论，而是由既有相似之处又有不同之处的多种理论组成的一个复杂的理论群。
贸易保护
贸易保护主义可能是反全球化理论中最为大众所知的，它对全球化的经济基础提出了挑战，作为政策曾在历史上被大量使用。现任美国总统特朗普也是其坚定的拥护者，其政策导致美欧关系日趋紧张。
据俄罗斯《消息报》网站8月27日报道，美国《政治报》上周得到的一份欧盟委员会内部文件中，向欧盟委员会主席及其他官员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包含欧洲已很久没有采取过的极具革命性的举措。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建议，包括建立专项基金用于投资收购具有前景的欧洲高技术公司，以及单方面对美国商品征收关税，以报复特朗普政府妨碍世贸组织法院任命法官的政策。
同时，日本和韩国之间的贸易争端也不见好转迹象。据台湾《经济日报》网站9月2日报道，韩国贸易部门表示，将在9月底之前，把日本从信赖的贸易伙伴国名单中剔除。此举的目的，被视为报复日本此前将韩国从优惠贸易伙伴国名单除名，限制对韩国的高科技材料出口。实际上，世界贸易出现触顶的迹象。世界贸易量在美国金融危机后增长放缓，2018年秋季以后转为减少趋势。
8月15日，韩国首尔举行集会谴责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政策。当天是日本在韩国殖民统治结束74周年纪念日。
数据显示，一直拉动世界增长的经济全球化正在动摇。《日本经济新闻》网站8月29日报道，联合国有关机构2019年8月更新的数据显示，2018年全球海外直接投资余额比上年减少4％，时隔10年出现减少。同时新增进驻放缓，撤回投资的情况增加，且2019年仍呈现同样趋势。英国外国直接投资市场研究公司的统计数据显示，企业的投资项目（不含并购）自2018年上半年后连续两个半年度出现减少，2019年1月至6月为6243件，创2009年下半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对此，全球化主义者忧心忡忡，反全球化主义者则不然。学术上也不乏贸易保护主义的支持者，他们继承了十九世纪德国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t）对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质疑，认为政府有能力也有义务精心制定贸易政策，推动市场的运作，改变福利分配的不平衡现象，维护本国民众的权益。
经济学家理查德·利普塞（Richard Lipsey）和凯文·兰开斯特（Kelvin Lancaster）提出次优理论，指出只有当所有市场因素都能正常发挥作用的时候，自由贸易才是最优政策，但现实中各国都面临市场失灵的问题，发展中国家尤甚，因此能使利益最大化的是次优选择，即政府干预。
加拿大学者詹姆斯·布兰德（James Brander）和芭芭拉·斯潘塞（Barbara Spencer）创立了战略贸易理论。规模经济理论证明现代经济中可能存在一些行业使得率先进入的企业能够排斥其他国家企业的竞争，独占巨额利润。布兰德和斯潘塞分析证明，各国政府应该通过贸易政策帮助本国企业，从而提高国民收入。
动态创新和产业政策，则侧重于争夺未来经济发展的制高点。这一理论认为，现代科技的复杂性提高了创新的难度，要求企业全面掌握创新的理论基础和改进技术的诀窍，导致国际贸易促进技术交流的作用下降。因此，保持技术领先的唯一途径，是参与创新的全过程，即鼓励创新活动在本国进行，而这一点是私人企业难以完成的，是政府的责任。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4月版
反边缘化
1999年底，在著名的“西雅图风暴”中，示威者并非单纯主张贸易保护，还争取被全球化排斥到经济生活边缘的全球弱势人群的利益。全球化带来的财富分配是不均衡的，J.D.万斯在《乡下人的悲歌》一书中描述了美国“铁锈地带”（Rust Belt）典型的边缘化群体——他们被称为“乡下人”（hillbilliy）、“乡巴佬”（redneck）或者“白色垃圾”（white trash）。
当地的工作岗位不断流失，但更可怕的是人们逐渐失去希望。调查显示，白人工人阶级是美国最悲观的群体，尽管非洲裔和拉美裔可能在物质上比他们更贫穷。他们中的很多人嗑药、酗酒、使用暴力，拒绝体力劳动，也拒绝为了更好的机会而搬迁。他们脱离社会，并将这种孤立传给自己的孩子，以及孩子的孩子。万斯在引言的最后写道：“这本书中本没有什么恶人，有的只是一群寒门的乌合之众，他们一直在挣扎着前行。”
[美]J.D.万斯著，刘晓同、庄逸抒译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7年4月版
全球化不仅导致了国内的贫富分化，还使得特定国家被边缘化。这种观点在学术上形成了发展主义理论，认为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作为“中心”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起主导作用、作为“外围”的发展中国家则起辅助作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变化发展过程，就是由“中心”影响“外围”经济结构的变化与发展的过程，并且贯穿着“中心的霸权”和“外围的依附”的矛盾。阿根廷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Raúl Prebisch）是发展主义理论的代表人物。
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依附理论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盛行于拉美，在世界上产生了重要反响。依附理论把世界看作一个相互联系的总体，并在同总体的联系中分析第三世界的不发达，反对把第三世界当作是孤立自在的现象来看待，而是把第三世界的低度发展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扩张联系起来加以考察，认为发达国家通过资本扩张的形式，按照自己的需要来普遍重构第三世界经济，并剥削这些国家的“经济剩余”，从而制造出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中心”、第三世界为“边缘”的国际分层体系。在这种体系中，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充当了全球性的统治阶级，而第三世界国家则沦为国际上的被剥削阶级。
美国社会学家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Maurice Wallerstein）在这一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颇有影响的“世界体系理论”。他系统地、动态地考察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把发达与不发达的关系置于“世界体系”中分析。所谓“世界体系”，指的是由许多不同的相互作用的要素组成的、可以自我调控的社会体系。由此，他认为发达与不发达都是世界整体发展与变化在每一组成部分上的具体反映，当代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和不平等交换机制把经济剩余从不发达国家（边缘）转移到了发达国家（中心）。
沃勒斯坦于近日逝世，享年88岁。
（Economic Sociology）
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基础脆弱，其单一、畸形的经济结构使得发展中国家仍然是发达国家的原料产地和销售市场。二战后，尽管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有所发展，在全球贸易中的份额有所增加，但与发达国家相比，其地位仍然是从属的、次要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更多地取决于国际市场，但又无力支配国际市场。
部分反全球化主义者主要针对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全球化提出反驳，相比国际经济组织和跨国公司，他们更强调国家的作用。
新自由主义观点是全球化理论的核心，基本思想是国家在现代社会中不应该起到任何作用，应该放弃国家干预，听任市场力量自发作用。新自由主义不但要求资本流动自由化，更要求贸易自由化，就是说，资本家享有不受国家干涉的自由。
但这些反全球化主义者不认为各国应该把调节经济的主权移交给国际经济组织，也不认为这是所谓必然趋势。他们提出，对市场的接受并没有给第三世界带来进步，当地人的收入没有增加，生存条件却在恶化；政府如果不对企业进行管理就意味着生态环境的破坏，不仅会对某个特定的地方构成威胁，而且在整体上破坏了全球生态结构。
同时，他们也对跨国公司持怀疑态度，从根本上质疑跨国公司的投资是否对所在国有益。如果没有国家经济政策干预，或者该国加入了世贸组织，遵守其“贸易投资相关准则”（TRIMS），那么跨国公司不会同意向该国转让技术，甚至连所在国提出这个要求都是非法的。跨国公司还经常以转移定价等方式来逃避所在国的税收和监管，也常常直接以撤资威胁政府降低税率、提供优惠条件。
反全球化者认为，听任西方新自由主义核心逻辑发展的最终结果就是全球数百家跨国公司统治世界经济，对弱势民族国家的生存与发展构成了重大威胁。学者刘曙光在《全球化与反全球化》一书中援引王宏伟的文章提到，波尔·霍肯曾指出，反全球化“思想领袖”的重要性，就在于他们批判新自由主义行为的后果，向那些抱有幻想的人们揭示了新自由主义只是跨国公司掩盖自己贪婪的一块遮羞布。
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版
学者刘曙光认为全球化与反全球化是同一矛盾的两个方面，是“共时性的同构关系”。“全球化进程越是迅猛，反全球化声势也就越是浩大。反全球化作为全球化的必然伴生物，也是另一种形式的全球化。”就以上介绍的几种理论来说，这种观点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是反全球化主义者中还有一部分人对全球化持有彻底的质疑。
“全球化是否是一种客观存在？”这是西方关于全球化问题的学术争论中最关键的问题。根据对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西方关于全球化的理论可以分为三个派别：极端全球主义者或称超全球主义论者、变革论者或称转化论者、以及怀疑论者。前二者都赞同全球化的客观存在，彼此之间很难划分界限，因此西方比较权威和普遍的看法是将全球化问题的大争论分为“全球主义”和“怀疑论”两大派别；国内学者对西方全球化理论的介绍一般也采用这种二分法。
怀疑论者不认为全球化是一种客观存在，现在所谓的全球化实际只是国际化。全球主义宣扬的国家终结的观点夸大了事实，而且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偏见。文化全球化是不可能的，全球文明或全球文化是不存在的。
琳达·韦斯（Linda Weiss）从全球流动的性质、容量和分布等方面，实证地说明了全球化趋势是不明显的，全球化具有极大的局限性。英国学者保罗·赫斯特和格雷厄姆·汤普森在《质疑全球化：国际经济与治理的可能性》一书中提出，迄今的历史事实与经验并没有表明全球化的出现，不存在超出国家之上的新的经济结构，充其量只是出现了高水平的国际化或跨国化，而这种高度国际化的经济有过先例。真正的跨国公司还比较少见，投资和就业都没有大规模转移，贸易、投资和金融流动也集中于主要经济强国，因此它们对国际市场有调控能力。由此他们认为不存在全球化经济，文化政治领域后果也难以支撑。
[英]保罗·赫斯特、格雷厄姆·汤普森著
张文成等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1月版
当然，反全球化理论和运动本身也存在诸多问题。究竟全球化是否客观存在、会带来怎样的结果，如今的我们尚无法得到确定的结论，而这正是争论存在的意义。借用一句话，“大幕尚未开启，不要被正剧之前的垫场戏迷惑啊。”
（责任编辑：Aime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