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成长之困，并不只是在新闻事件里
当我们谈到孩子时，总会在不经意间将其概念化、样本化。他们总是作为某个名词、某种社会问题出现在各种新闻事件里。儿童受虐事件、儿童性侵事件、拐卖儿童事件、贵州毕节五童之死事件、童模事件……这些话题常常会引发人们最强烈的愤怒与悲哀。然而，尽管我们如此重视孩子的问题，他们真实的心灵状况却常常不为我们所知。
如今又到一年秋季开学，在无数的话题和讨论中，在广阔的空间与时间中，孩子本身常常是寂静的。这种寂静是如此普遍，又是如此不寻常。本不应如此的。
好在还有人去回应这种寂静，并将寂静背后的语言尽力翻译出来。从2015年3月开始，作家袁凌一直在默默参与一个探访乡村儿童的公益项目。他和摄影师赵俊霞搭档，走访了内蒙古、新疆、贵州、广西等十余个省份的近百位孩子及其家庭。
这是一次漫长的探访，他们花费了两年时间，每次为期半月，每到一处便花费数天和孩子共同生活起居，切身感受他们的生活与心灵状态，并记录下他们的故事。有些家庭走访了多次。
2017年项目结束后，袁凌觉得，不能只是记录乡村的孩子，城市的孩子、漂荡在城乡之间的孩子，以及其他处于各种境遇中的城乡儿童，都应该去记录、去书写，于是他又继续独自探访，走访了更多的省份和地区。这一走又是两年。
在大家的观念中，这些孩子常常被笼统地归为留守、单亲、随迁、大病、失学、集中供养等儿童群体，但袁凌说，他不想将这些孩子概括为这样一个一个的社会问题或者样本，支撑他坚持四年的动力也并非是因为它有多大的社会意义。他只是想写下这些孩子们，记录下他们各自的悲欣与成长。他觉得，“与儿童有关的各种社会课题，往往停留在观念层次上。少有人真正去接近和倾听这群孩子，了解他们现实和内心的缺失在哪。”
他写下了其中的36个故事，将其命名为《寂静的孩子》。
撰文 | 新京报记者 杨司奇
袁凌，1973年生。复旦大学中文系硕士毕业，作家、媒体人，获得2014年归园雅集年度散文奖，2015年腾讯书院文学奖年度非虚构作家，2017年新京报·腾讯年度致敬青年作家。特稿作品获得2012年、2013年腾讯年度特稿和调查报道奖。已出版《我的九十九次死亡》《我们的命是这么土》《在唐诗中穿行》《青苔不会消失》《世界》等书。老实说，这是一次失败的采访。因为我向袁凌抛出的，都是一些空荡荡的问题。它们看起来都与孩子有关，却在根本上与孩子无关。那是一些抽象的社会问题，一些样本式的、概念化的问题，一些关于为什么和怎么办的问题，一些被某种终极问题惯性和热点惯性所塑造的问题。我揣着这些问题和袁凌坐在北京五环边上一个嘈杂的咖啡厅里，越来越感到难过与愧疚。我意识到，尽管我将这些孩子的故事读了一遍又一遍，尽管我一次又一次地被这些故事所击中，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将这些故事放下来喘口气，但当我合上书后从一个阅读者变成一个提问者，我却跌入了一种陈旧的惯性，一种生产遥远之物与速朽之物的惯性。我被一些所谓的议题所迷惑，忘却了阅读时那些更具体也更本质的感受，而那正是这些故事的核心——重要的是孩子本身，这些生动的、鲜活的、如奔腾的瀑布一样声息喧腾的个体生命。
重访地下室进入这些孩子的世界是困难的袁凌多次讲起他在四川大凉山探访时的一次经历。那是一个清晨，天刚蒙蒙亮，袁凌趁着村里的人们还没有出来，去外面方便。因为南方的山区普遍没有厕所，这是袁凌和赵俊霞两年来不得不多次面临的窘境。就在他准备方便时，突然从田地里蹿出十几条野狗，向他围拢过来。袁凌一下子就蒙了。后来，这个场景久久地停留在袁凌的记忆中，它所造成的冲击，与袁凌对中国很多乡村没有厕所的震惊体验缠绕在一起。探访的过程中，常有类似的外在困境。因为地理距离遥远，常常要不停地换乘，不停地翻越雪山，甚至贴着万丈悬崖行路，沿途气候变化剧烈。在偏远山区，缺水缺食是常态，没有床的时候，袁凌就睡在木板、草堆或者烂棉絮上，还睡过顶着猪圈的床。有时候，不缺食物也是一种折磨。在内蒙古探访时，没有蔬菜，只能吃肉，吃到第四天的时候，袁凌看到草原上有专门给牛羊过冬种的青储饲料，便冲上去，抱着饲料大嚼。这四年的采访与写作，对袁凌的身体损耗极大。高血压、肠胃病、甲状腺等等问题都找上来了，他感到自己的身体再也不年轻了。除了这些外部的困难，进入这些孩子精神世界的内部困境尤甚。采访袁凌的当天早上，他还在试着写出那些没有收录书中的孩子的故事。但是很难，因为需要再次全身心地浸入到当初的情境中。袁凌的探访笔记记得很详实，厚厚一大摞，每一个他认为有价值、有表现力的细节都会记下来。顺着这些零零散散的文字所形成的记忆隧道，他得以最大可能地重返心灵现场。虽然这些故事如今看起来很平静，但实际上袁凌在写的过程中费了巨大的心力。在这许许多多个孩子中，他一直没有能够将第一个探访的孩子写进书中，因为太过沉重。袁凌将那种感觉形容为重访地下室——地下室太过黑暗，下去一次就再也没有勇气下去第二次了。有时候，就算没有什么悲伤，只是呈现欢乐也很疲惫。
“那些散落的、看起来没有什么明显叙事线的生活细节不是一个简单的事件，它是一种情绪，是生活里面蕴藏的一种东西，你得用你自己的理解将这些琐碎的细节拎起来、编在一起，编的同时，里面也有东西。难就难在这个地方。”
“大家都知道乡村要沉没了，所以人们都去城市，哪怕在城市没有位置，也要先撤到去往城市的船上，没有人真正关心这个沉没的乡村。”但并不只是乡村。袁凌后来意识到，不仅仅是乡村有留守儿童，城市也有。当时，一个公益组织发起了一个“寻找城市留守儿童”的项目，邀请他去参加，但他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都没有找到。后来在很偶然的情况下，袁凌遇到了几个孩子，写下了《给妈妈的情诗》《寻找回来的温润》等等以城市为背景的故事。“自杀宝宝”天天和曾经因为“留守”而变得敏感多疑的然然都是城市里的孩子，和乡村的孩子比起来，他们具有更多的个体性质，和家庭、环境之间的冲突与距离更加明显，问题也更隐秘更幽暗，更需要内在的观察。还有那些跟随父母漂泊在城市边缘，不属于乡村、也不属于城市的孩子们，他们都被迫陷入了某种寂静。
“我写这本书不是为了解决什么问题。我不是要去提供一个解答、一种探究。我感受到的只是这些孩子本身的状态，他们需要我们去倾听，去理解。因为各种各样的社会态势，我们平时可能听不到他们的声音，看到的只是各种概念，如今我有这么一个机会，去接触他们，写下他们，每个孩子都有各自的生活、故事、状态，我觉得这就是我的写作目的。”做了几次探访后，袁凌也有过犹豫，不知道自己要不要做这件事，不过袁凌做着做着还是坚持了下来。但袁凌也表示，“支持我做下来的动力不是说它有多大的社会意义，真的不是。比起那些新闻点以及更大的社会价值，这些孩子的生存状态所表露出来的就是价值本身。我们想在孩子身上探讨一下社会问题，怎么解决，但这个我做不了……因为我不是一个社会思想家，我只是一个写作者，我也不喜欢这种特稿式的写法，哪怕没有那么大的事情，非要把它搞成中国社会的一个典型样本、象征意义，我不是这样的心思。”袁凌的写作，常常被视为特稿或者非虚构，但实际上，它们并不等同于特稿写作，也不是通常意义上的非虚构写作。非虚构中有大量社会学的、人类学的写作，袁凌的书写方式溢出了这种书写传统。在他的写作中，常常有细腻的情感表露，一切自然风物皆含深情，但袁凌却又把力度控制得恰到好处，以至于读时常常想流泪，却又被袁凌克制的文字给逼回去。袁凌不避讳这种情感表达，只是要看这种情感表露到什么程度：首先不能虚构情感，再者不能用情感去评判、去定义对方的生活。在这种书写中，“我”是次要的，只是作为生活的见证者，自然表露一些感情，但不能强烈带入。这样的书写方式对于这些孩子们，刚好是适宜的。袁凌不喜欢承担某种社会功能的写作方式，不喜欢特稿式的以小见大，不喜欢去写一个可以作为社会参考的样本，不喜欢强情绪引导，不喜欢故作深沉的“零度写作”。
“我其实很排斥这些。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这个事情，这个场景就是这个场景，不来就看不到，想不到，我没有办法通过媒介、通过某种理性认识去推导出这个场景。它背后可能含有一些东西，但不是我能推导下去的。它也不是一个象征，象征不解决问题。”而谈到非虚构写作，袁凌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一个非虚构写作者，不仅仅是题材，还有风格。他不是典型的小说家那种躲在幕后的写作方式，不去玩弄叙事，自己造一个想象中的宇宙，他有着真正的非虚构精神。但是当继续追问时，袁凌说，他写这些孩子的时候并没有想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我写这么多孩子的故事，也没有想那么多终极的问题。孩子们并不是到了那个时候才有价值，这本书的意义也并不在于那么形而上的东西。这些孩子，真正去了解他们的时候是很难的，他们的生活状态、心灵状态没有呈现出来的机会，呈现出来的时候，往往是在新闻事件里。”
谈到这四年经历的重要感受，袁凌说，第一个感受便是这些孩子的处境是共通的。没有根本意义上的阶层、人种之分，没有纯然的地域、城乡之别，孩子们面临的问题都是相似的。比如谈到新疆，谈到维吾尔族，我们总是会想到别的宏大的问题上，宗教的问题、经济发展的问题，但在留守和单亲问题上，新疆的孩子和其他地方的孩子是一样的。他们的苦闷，他们的痛苦，没有什么区别。比如谈到留守儿童，我们往往以为留守的只是乡村孩子，但是在城市里，在城乡之间，都是一样的处境。而在这诸多问题中，留守甚至是不那么重要的，它往往和贫穷、单亲、大病、失学等等叠加在一起，困扰着孩子们的未来命运。孩子们成长所面临的困境，有时候超越了我们固有的认识和想象。有些处境是超越国籍的。在书中《远方》那一辑的家庭里，好多中国孩子的母亲都是越南人，在中国南部很多地方，从云南到海南到广西，这是一个很独特的现象，甚至湖南也有这种情况。由于城市化，乡村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已经被彻底割裂，女人们都到城里谋求更好的生活，乡里的男人只能跨境结婚。这些中国男人和越南女人结合生下的孩子没有户口，未来无所凭依。这种无所凭依的感觉同样存在于城市边缘的孩子，他们已经不是典型意义上的乡村儿童，与大城市疏离，也和乡村疏离，即使强行回到老家，也终究是格格不入。还有一个住在河西走廊移民村的女孩，见到陌生人总是会自言自语：你们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袁凌对此感到很意外，他看到，即使是一件公益组织送给小女孩的衣服也会被村主任收回去，因为小女孩和奶奶是村里的外人。所以她的那种怀疑与不信任感也便有了源头：她身上的任何东西都是需要确定但又没有办法确定的，她的身份、她的家庭关系都不可靠，未来也不确定。这种怀疑不只是对别人，也是对她自己，是怀疑，也是确认，但又确认不了，她没有办法确认自身。
“其实这本书里面的孩子的精神状态比现在的很多年轻人都强得太多。你能说它就是苦难吗？显然是远远不够尊重他们本身的。他们活得充满了希望，没有向生活认输，很多人已经向生活认输了。”在他的另一部小说集《世界》中，袁凌写过一个因矿难失明的矿工刘树立。这个在别人看来只能苟延生活的人，不仅通过锻炼恢复了在屋里活动、户外干活的能力，还种了别人不愿种的地。他的身上所呈现的那样一种强健的精神，那样一种努力，在这些孩子的身上时常可以见到。袁凌说，每个个体都有他的生命力，不能以旁观者的悲观来否定他的这种态度。任何一个孩子都有生命的权利，为生命而坚持的这样一种希望。“要放下那些分析，把那些阶层、那些社会问题放下，用心去面对这些孩子。这是我最希望大家看到的，但是我恰恰觉得大家没有看到，一上来就是说沉痛与苦难。”
四年探访下来，袁凌和其中一些家庭建立了比较长期的联系，有些孩子和家长至今会经常联系他，《不敢骑马的牧羊少年》里的宝安常常会给他打电话，《车间里的母女》里的可心经常汇报自己的考试成绩。
有几个孩子的现实问题也得到了帮助：内蒙古的一个小男孩做了先天性心脏病和巨结肠手术，生命得以延续；湘西一个九岁孤女和奶奶风雨飘摇的老屋得到捐款翻修，生活开始有了活力；辽宁葫芦岛矽肺病区一个失去父母的小姑娘也在袁凌的帮助下补办了户口。
在这些不被大家所注意的孩子身上，保留了人性中某种湿润的东西、真实的东西。有时候这些阴影的部分会使我们感到无力，在袁凌看来，整个人类都是“病人”，都需要被照顾、被抚慰，但这并不能用可悲与苦难来形容。“我们谁也不是超人，有能力上的困境，但我们既然选择去互相接触，互相接近，就是对人类有信心的。这个世界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它有赖于每个个体的行为，通过我们心灵之间的相互作用，世界会有一些好的改变。”而这也是写作里面特别需要节制的，对于他们，我们要始终怀有一份尊重。
很多问题、隔阂、打扰，包括其中的一些界限，袁凌觉得，都可以通过交流和互动本身让它得到一种良性的结果，到最后不是造成伤害而是达成善意的理解。“人类之间最有意义的活动就是交流与理解。如果互相之间没有理解，一切都没有用。要在理解的前提下展开一切。”
（责任编辑：Aime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