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时代的舆论陷阱：Facebook丑闻与网络民主神话的迷思
在关于删除账号的声明中，Facebook表示：“我们不希望我们的服务被用于操纵人们。”然而，在此前的剑桥分析丑闻中，它被指控泄露用户个人信息，被用于操纵多次选举的结果，包括2016年的英国脱欧公投和美国总统大选，动摇了西方民主制度的根基。
撰文 | 钱婧
8月19日，Facebook网络安全政策主管纳撒尼尔·格莱谢尔（Nathaniel Gleicher）发表声明，宣布删除了7个主页、3个群组和5个账户，原因是它们使用欺骗性策略，包括使用虚假账户等。声明强调，删除的原因是其行为，而不是内容，“我们不希望我们的服务被用于操纵人们”；与此同时，声明还表示，这种对技术的滥用，是一项“持续的挑战”，Facebook会不断努力地打击这种行为。
讽刺的是，在此前的一年多时间中，Facebook被指控将用户的个人信息泄露给剑桥分析（Cambridge Analytica）公司，并允许后者通过Facebook精准投放政治广告，操纵了多国的选举结果，包括2016年的英国脱欧公投和美国总统大选。因此，Facebook被判处创纪录的50亿美元罚款，这一丑闻甚至被认为动摇了西方民主的根基。
泄露用户个人信息
前剑桥分析承包商克里斯托弗·怀利（Christopher Wylie）表示，该公司从美国选民的五千万个Facebook主页中读取数据。“我们利用Facebook收集了数百万人的个人资料，并建立模型，利用我们对他们的了解，来攻击他们内心的恶魔。这是整个公司建立的基础。”
最初的数据来源，来自于剑桥大学心理学系的学者亚历山大·科根（Aleksandr Kogan）博士。他建立了一个名为“这是你的数字生活”（Thisisyourdigitallife）的应用程序。该应用程序通过他的公司全球科学研究（Global Science Research），要求成千上万的用户进行性格测试，用户还允许该应用从账户的个人资料中访问数据。
这为研究人员提供了每组用户的两组数据：一组显示他们对个性测验的答案，另一组显示他们在Facebook的“点赞”和行为。匹配这两部分信息，可以让营销或政治广告商更有效地定位用户。
Facebook指责剑桥分析违反其服务条款。在2015年之前，Facebook允许应用开发者，不仅收集使用这些应用的账户数据，还收集那些账户的朋友的数据（此后规则已经收紧）。因此，科根博士和全球科学研究通过这种方式建立他们的数据库，并没有违反规则。但是，科根博士向剑桥分析分享了自己所收集的5000万用户数据。Facebook表示，与第三方共享数据违反了其服务条款。
Facebook发表声明，称其“在2015年了解到这一违规行为”，随后“从Facebook移除了该应用程序，并要求科根和他提供数据的相关各方，提供信息已被摧毁的证明。剑桥分析、科根和怀利都要向我们证明，他们销毁了这些数据。”但Facebook对这一系列事件的描述，受到了质疑。彭博社报道称，Facebook关于剑桥分析公司和科根博士的声明，“给人的印象是Facebook已经调查过此事”。“据知情人士透露，事实上，该公司的决定源于第二天即将发布的新闻报道中的信息，并没有独立核实这些报道。”
4月，扎克伯格介绍脸书新的隐私功能
然而，Facebook本身未能保护用户的个人隐私，违反了英国和美国的多条法律。由于严重违反《数据保护法》，Facebook被英国信息专员办公室罚款50万英镑。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对Facebook罚款50亿美元，并要求建立独立的隐私监督委员会——这是FTC开出过的最高罚单，尽管这一金额还不到Facebook年收入的十分之一。
操纵多国选举结果
剑桥分析公司是“微观行为目标锁定”（behavioural microtargeting）的先驱，它将自己描述为一个“非党派组织”，其“客户网络包括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大小商业实体，而且客户跨越政治意识形态光谱”。剑桥分析利用Facebook用户的个人信息，定位“可以说服”的选民，并根据他们的特点，精准投放政治广告，影响这些摇摆选民的立场，多次操纵选举的结果。
剑桥分析用这种手段协助了特朗普的竞选活动。该公司首席执行官亚历山大·尼克斯（Alexander Nix）告诉卧底记者：“我们完成了所有的研究、所有的数据、所有的分析、所有的攻击，我们运行了所有线上宣传、电视宣传和我们的数据，为所有战略提供信息。”
2018年6月6日，尼克斯到达英国下议院特别委员会
剑桥分析与白宫还有更密切的联系：特朗普竞选活动的负责人、前美国总统顾问斯蒂芬·班农（Steve Bannon）直到2016年都是该公司的副总裁；向剑桥分析投资数百万美元的亿万富翁罗伯特·默瑟（Robert Mercer），在2016年为特朗普的竞选活动注入了大量资金；母公司战略通信实验室（SCL集团）表示，曾与唐纳德·特朗普的前国家安全顾问迈克尔·弗林（Michael Flynn），签署了一项关于2016年总统大选前一周咨询工作的协议，尽管它表示从未实际聘请过弗林。
剑桥分析也影响了英国脱欧公投的结果。它为主要的脱欧运动团体“离开欧盟”（Leave.EU）工作，该公司前业务发展总监布列塔尼·凯撒（Brittany Kaiser）向英国数字、文化、媒体和体育部特别委员会提供了电子邮件作为证据。在给委员会主席达米安·柯林斯（Damian Collins）的信中，凯撒表示，剑桥分析“为英国独立党和‘离开欧盟’完成了收费的工作，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由剑桥分析处理的这些数据集和分析的数据......后来在没有剑桥分析进一步帮助的情况下，被‘离开欧盟’运动使用。”
邮件显示，剑桥分析首席运营官朱利安·惠特兰（Julian Wheatland）询问“离开欧盟”创始人阿龙·班克斯（Arron Banks）的得力助手安迪·威格莫尔（Andy Wigmore）和英国独立党时任最高负责人马修·理查森（Matthew Richardson），是否可以分享对英国独立党会员数据的分析结果，得到了否定的答复。他还告诉剑桥分析的工作人员，三家组织之间的合作关系将会正式化，并已经得到威格莫尔的确认。
凯撒和惠特兰在Netflix纪录片《隐私大盗》（TheGreat Hack）中出镜
剑桥分析时任政治部门负责人马克·特恩布尔（Mark Turnbull）和尼克斯告诉卧底记者，剑桥分析公司和SCL集团已在全球200多场选举中工作过，包括尼日利亚、肯尼亚、捷克共和国、印度和阿根廷。该公司曾全程参与肯尼亚总统乌胡鲁·肯雅塔（Uhuru Kenyatta）在2013年和2017年的竞选活动，还即将涉足墨西哥。
除了线上广告，尼克斯还告诉卧底记者，为了挖掘客户竞争对手的材料，他们可以“将一些女孩送到候选人家”，或者“我们会向候选人提供大量资金，资助他的竞选活动以换取土地，我们会记录整个事情，抹去我们的人，并发布在互联网上”。由于向公职人员行贿，剑桥分析涉嫌违反英国《反贿赂法》和美国《反海外腐败法》。
华盛顿特区的竞选法律中心，还指控剑桥分析违反《选举法》，其主管布兰登·菲舍尔（Brendan Fischer）怀疑，剑桥分析充当了在外部团体和特朗普竞选活动之间共享信息的渠道，而这在美国是非法的。
2018年5月2日，剑桥分析公司宣布“立即停止所有营运”，并在英国和美国申请破产。
数字民主受到质疑
这一丑闻引发了对于西方民主制度的担忧。Facebook前安全主管、现斯坦福互联网观测站主任亚历克斯·斯塔莫斯（Alex Stamos）呼吁对政治广告采取限制措施，他强调：“无论有没有外国干涉，我们的民主正走在一条危险的道路上，两边的亿万富翁都在投资大数据业务，试图通过在线广告操纵全国的个人。”参议院情报委员会成员罗恩·怀登（Ron Wyden）告诉CNN：“我认为现在是时候了，Facebook和谷歌应该自愿暂停精准投放政治和话题广告。”他尤其担心，这可能被用来阻止少数群体投票。
这种技术威胁到了西方民主制度的基础。正如凯斯·桑斯坦（Cass Sunstein）在《网络共和国：网络社会中的民主问题》一书中所指出的，完善的民主制度有两大要件：一是“人们应该置身于任何信息下，而不应事先被筛选”，二是“大部分公民应该拥有一定程度的共同经验”。而剑桥分析和脸书使用的技术，显然同时破坏了这两者。
在接受质询时，凯撒表示，英国政府将剑桥分析的技术归类为“武器级”，因为它可以被应用于心理战之中。政府和企业可能利用这种技术监控甚至操纵民众，这不由得让人担忧赫胥黎笔下的“美丽新世界”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
《网络共和国：网络社会中的民主问题》
[美]凯斯·桑斯坦著，黄维明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6月版
这种技术威胁到了西方民主制度的基础。正如凯斯·桑斯坦（Cass Sunstein）在《网络共和国：网络社会中的民主问题》一书中所指出的，完善的民主制度有两大要件：一是“人们应该置身于任何信息下，而不应事先被筛选”，二是“大部分公民应该拥有一定程度的共同经验”。而剑桥分析和脸书使用的技术，显然同时破坏了这两者。
在接受质询时，凯撒表示，英国政府将剑桥分析的技术归类为“武器级”，因为它可以被应用于心理战之中。政府和企业可能利用这种技术监控甚至操纵民众，这不由得让人担忧赫胥黎笔下的“美丽新世界”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
人们通常认为互联网有利于民主政治，赋予了普通公民在公共话语中更大的声音。然而事实可能未必如此，互联网民主的神话在理论和实践中都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挑战。
在接受西班牙《国家报》采访时，哈贝马斯评论到，传统媒体作为公共领域，对知识分子至关重要，而互联网的分裂效应改变了传统媒体的作用，特别是对年轻一代而言。甚至在新媒体的离心和原子趋势生效之前，公众关注的商业化已经引发了公共领域的解体。
哈贝马斯认为，新的通信手段具有更加阴险的商业化模式，其中的目标不是消费者的注意力，而是对用户私人资料的经济利用。他们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抢夺客户的个人数据，以便更有效地操纵他们，有时甚至是出于不正当的政治目的——Facebook和剑桥分析的这一丑闻就是一例。
马修·辛德曼（Matthew Hindman）用实证的方式证明了互联网在政治民主化方面确实存在缺陷。在《数字民主的迷思》一书中，他认为超级链接是互联网的基础结构。根据指向某个网站的链接数量，可以估算出它在搜索引擎中的排名，以及它最终获取的访客数量。这种结构导致网上政治内容的可见度遵循“赢家通吃”模式。用户通常只搜索已知信息源，而互联网作为规模经济产生企业垄断的趋势，因此网络的集聚程度不低于传统媒体，大量流量集中于一小部分网站。
《数字民主的迷思》，[美]马修·辛德曼著，唐杰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6年1月版
马修·辛德曼还证明，在网络政治中，存在着这么一种代表性问题：自由派有过高的代表权，而且在年龄、种族和教育方面仍然存在数字鸿沟，尤其是在有效使用网络所需要的技能方面。同时，存在着多样性问题，支撑多元主义模式的中端媒体损失了最多的流量，只有与精英媒体相契合的观点和声音才会被重复和放大。他强调，在政治表达中，“留心表达与被听见之间的差异”，指出有效利用互联网的正是精英们，网络政治空间事实上已经是一种贵族统治。
美国民主没能提供超越种族和阶层的代表性，未能弥合政策精英与普罗大众之间的差距。这是长期以来对多元主义的关键性批评，而互联网未能解决这一问题。
参考资料：
https://newsroom.fb.com/news/2019/08/removing-cib-china/
https://www.theguardian.com/technology/2019/jul/24/facebook-to-pay-5bn-fine-as-regulator-files-cambridge-analytica-complaint
https://www.channel4.com/news/factcheck/cambridge-analytica-the-allegations-so-far
https://www.theguardian.com/uk-news/2019/jul/30/cambridge-analytica-did-work-for-leave-eu-emails-confi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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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Aime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