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位黑人女性诺奖作家托妮·莫里森逝世：她的离去，如同一把黑色火炬的熄灭
作为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黑人女作家，无论是艺术成就，还是依靠文学完成的政治成就，托妮·莫里森都是世界文学史上一位十分重要的作家。她的代表作有《所罗门之歌》《宠儿》《秀拉》《最蓝的眼睛》等，除小说外，还写下了大量文论，担任教科书编辑，在文集《在黑暗中表演：白色性和文学想象》中关注在美国受到压迫的黑人群体。
托妮·莫里森（ 1931 年 2 月 18 日—— 2019 年 8 月 5 日）
莫里森在文学上的成功，激励了许多美国黑人，让他们相信自己能够从黑人传统的历史、民间故事与族群中获得尊严与力量。1996年，美国著名脱口秀节目“奥普拉俱乐部”选读了莫里森的小说，创下了1300万人观看的收视率。这些作品除了让读者——不管是黑人还是白人——意识到种族歧视的存在之外，还在不同的价值观与群体中，找到了具有共性的人格尊严。
她的去世，就好像一把黑色火炬的熄灭。作家生命的光彩就此逝去，但人们对光明的向往与记忆，读者对个人命运与自由选择的反思，将通过阅读与创作的方式，继续在这个世界上传承下去。
撰文 | 宫子
黑人家庭的回忆
“怎么不行呢？一个黑人为什么不能成为鸡蛋？只要他愿意，就能当个鸡蛋。”
“不会。不会成为鸡蛋。他身上没那种东西，这同他的基因有关。他的基因不会让他当鸡蛋，再怎么拼命都不行。天性不允许。‘不行，你不能当鸡蛋，黑鬼。嗯，要是你愿意，可以做乌鸦。也可以当一个大狒狒。可当不成鸡蛋。鸡蛋太难，太复杂，也太脆弱，况且，还是白的。’”
——托妮·莫里森《所罗门之歌》
1993年，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决定将当年的奖项授予美国作家托妮·莫里森，以表彰她“用富有远见的力量和诗意的形式，为美国现实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层面赋予了生命”。托妮·莫里森就此成为了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黑人女性。
黑人，女性，获奖者。这几个身份如果放在今天，显得见怪不怪，甚至有些让人感到疲乏。在平权运动和#MeToo兴起的当下，我们称此为“政治正确”，相应地，也产生了“反政治正确”。我们会质疑获奖者是凭借着自己的身份而非作品站在了聚光灯下。这或许是因为，今天我们在面对许多问题时，直面的并不是现实，而是事件或概念，许多冲突在屏幕面前，其本质不过是情绪的撞击罢了。而托妮·莫里森，则是真正经历过那个充斥着血淋淋现实的年代，那个经历过大战、剧变、秩序重建与混乱的20世纪。莫里森亲身经历了黑人缺乏人权、在社会上任人宰割的岁月。她与之前的黑人文学前辈一样，用语言和故事抨击不公平的社会，并支持受歧视的黑人同胞寻找自己的力量。如果就此来说，1993年的荣誉反倒只是证明了诺贝尔文学奖一贯的迟缓。那个最需要它们给予作家鼓舞和支持的年代早已经过去。
2019年的纪录片《托妮·莫里森：我的作品》
托妮·莫里森于1931年出生于美国的俄亥俄州。她的母亲出生于南部的亚拉巴马州，她的父亲则出生于佐治亚州。他们因为无法偿还债务而逃到了北方，同时也逃离着南方的佃农制度。但后来的经历证明，即使在美国北方，黑人也难以获得哪怕最基础的人权。托妮·莫里森的父亲经常对他少年时经历的一件事情讳莫如深，在15岁的时候，镇上的白人对两个黑人动用了私刑。尽管他从来没有告诉过莫里森自己看到了尸体，但是，谁都明白在那个年代里，私刑意味着什么。难以在这种记忆中继续生活的父亲希望能在北方寻找到一些安定。然而残酷的事实再一次泼出了冷水。在莫里森2岁的时候，他们家里的公寓突然被人纵火，而原因仅仅是因为莫里森的父母无法按时交付租金。放火的时候，她和父母全都在家。一家人拼命才逃出火场。
在经济大萧条的年代里，底层黑人的生活非常困难。他们面对的不单单是言行上的歧视，还有生命安全的威胁。一切，都没有保障。
这是一段黑暗的家族经历。但是，托妮·莫里森的父母明显不想让这延续到女儿的身上。在莫里森逐渐长大，开始形成自己的记忆与故事的时候，她的父母没有告诉她黑人在社会上有着何等悲惨的遭遇。她的父亲只是给她讲黑人传统的民间故事与神话，教她识字，阅读，听音乐，还搬到了一个多种族融合的社区，在那里让女儿上学。
“当我上一年级的时候，没有人认为我自卑”，托妮·莫里森回忆起童年的时候，曾经说道，她在综合社区里完全没有意识到种族歧视的存在，“我是班上唯一的黑人，也是唯一可以阅读的孩子”。
童年的纯真暂时提供了保护，然而，它终将破裂。当托妮·莫里森到了十几岁的时候，进入中学的她便强烈地意识到了，社会并非社区那样美好。美国社会里到处都能看到对黑人的歧视与不公对待。
超越肤色的文学视角
“她教会我去想象她的同胞已经逝去的历史，去阅读爱与工作的标志、噩梦的篇章以及救赎的音乐，去倾听最深沉的放逐的和弦。能成为托妮·莫里森的同胞，我深感自豪。那一晚就什么才是真正的高贵，她给贵腐病中的欧洲上了一课。内容是最高权威真正该有的样子。”
——约翰·伦纳德（前《纽约时报》每日书评人）
描写黑人生存现实的小说有很多，但是，其中的杰作很少。黑人有着非常丰富多样的民族与文化传统，在许多非洲作家的小说里，我们能看到几乎每一个村庄部落都有不同的信仰，这让外部读者在阅读时感到非常艰难。而且，早期黑人作家处理题材的艺术手段还相对粗糙，文学在更多时候，只是起着兴奋剂的作用，鼓舞着受压迫的人们站起来斗争反抗。但在20世纪，黑人作家的文学水准得到了提升。王家湘在《黑色火焰：20世纪美国黑人小说史》中写道，“历史进入了20世纪，第一批接受了正规高等教育的黑人开始出现，用黑人领袖杜波伊斯的话来说，这是黑人中‘有才能的十分之一’，他们中的许多人是20世纪初期黑人文学的主力军。他们的作品在主题和人物上沿袭了19世纪末期黑人文学的创作模式，以白人为主要读者，强烈地反映了为中产阶级黑人鸣冤叫屈，希望得到白人社会的同情和接受的状态”。
而托妮·莫里森的文学创作，比起这个黑人文学崛起的20世纪初期，又前进了二三十年。托妮·莫里森的小说，很明显不是为了鸣冤叫屈，或者为了博得白人社会同情而写出的作品。相反地，她在小说中表达着对这种观念的不理解，即黑人为什么必须要在白人的社会里获得同情，他们为什么不能拥有自己的力量与自由。
《黑色火焰》
作者：王家湘
版本：可以文化|浙江文艺出版社2017年7月
《最蓝的眼睛》，托妮·莫里森的第一本小说，正是用一种美丽而残破的寓言刺穿了那个自欺的童话。主人公毕可拉的经历和莫里森本人有些相似，出生在经济大萧条的年代。她从小就被周围人灌输着隐形的观念：自己的黑皮肤是丑陋的。在她眼中，只有白色的皮肤，蓝色的眼睛，金色的头发才意味着善良与美。就像大量试图用漂白方式摆脱黑人身份的牙买加人一样，毕可拉也期待着自己能够拥有一双蓝色的眼睛。她每天为此祈祷，并坚信只要自己拥有了蓝色的眼睛，就能摆脱黑人的不幸生活，父亲不会酗酒，父母不会打架，一切都会变得像白人家庭一样美满。
这本小说为托妮·莫里森反思黑人生活现实的系列作品提出了两个很关键的质问。凭借抛弃肤色的方式融入白人社会的想法，是否是荒谬的，以及如果不真正从根源上认知自我，确立人生价值的话，单纯地融入白人社会又是否具有意义。
托妮·莫里森的小说，其精神矛盾大多聚焦于后者。
《秀拉》里的两个女孩，一个名叫奈尔，精神上完全接受了传统生活，准备按部就班地度过余生，她的朋友秀拉则恰好相反，她选择独立，离开家乡旅行，用激进的方式反抗男人的干预，终生没有结婚。不同的选择让两个女孩的差异越来越大，她们依然保持着良好的感情，却无法再像童年时那样进入亲密的房间。
《秀拉》
作者：托妮·莫里森
译者：胡允桓
版本：新经典|南海出版社2014年7月
莫里森并没有把这个故事处理成简单的悲剧。她给予两个人物充分的辩论空间。在秀拉临死的时候，奈尔去探望她。奈尔并不理解秀拉的选择究竟快乐在何处：没有婚姻，没有子女，终日孤独一人。而秀拉也不理解奈尔为何甘愿过着毫无选择的生活，以平稳死寂的方式度过一生。她们谁也无法证明自己的选择是更好的。这不仅是当时黑人群体处境的矛盾，也是每个读者都会遭遇的人生矛盾。究竟是向后一步，选择既定的安稳，还是向前一步，踏向充满危险的未知。
这种类似的对立矛盾在莫里森的另一本小说《沥青娃娃》中再次重现。这个时期，莫里森的叙事架构要比之前更加复杂。《沥青娃娃》中的女性人物杰汀，她面临的人生压力已经不再单纯地来自于白人社会，而是黑人群体内部的束缚。她爱上了一个白人男性，但却被周围的黑人女性鄙视，她们认为杰汀只是个一心想变成白皮肤的婊子。倍感压力的杰汀最后只好选择接受同为黑人的男性森的求爱，过着被同胞们认可的、传统黑人的生活，但在婚后，她恐惧地发现森完全反对任何教育，他所许诺的美好村庄也不过是个封闭贫穷的粗俗之地。
莫里森是一个坚持文学必须要在政治上发挥功效的作家。“小说应该是美的、有力的。但同时也应该发挥作用。小说应有启迪性，应能开启一扇门，指出一条路。小说中应反映矛盾是什么，问题是什么……作品必须具有政治意义，作品的力量必须在此”。但她并非一个政治作家。从这些小说中就能看到，莫里森向来反对那种非此即彼的政治型思维。她创造的人物是黑人，她在小说中控诉的是黑人的现实遭遇，使用的是不同地区、不同特色的当地黑人语言，不过，肤色没有限制她的心灵。这些人物的灵魂，既可以是黑人，也可以是白人，男人，女人。
所以，在比尔·克林顿当选为美国总统的时候，莫里森用下述的文字表达了支持——“尽管是白色的皮肤，但这是我们的第一位黑人总统。比我们在孩子中可以选出的任何一位真正的黑人都黑”。
托妮·莫里森。
莫里森眼睛里看到的是表层之下的灵魂与共情，而不是简单的分类法。就像她写下了多部关于黑人女性命运的小说，却拒绝“女权主义作家”这个称号一样。“为什么要远离女权主义？为了尽可能的自由。在我自己的想象中，我不能接受自己封闭的立场。在写作世界，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扩展人们的理解能力，而不是关闭它”，在1988年的一次采访中，她表达了身为作家的立场。在女性写作，黑人写作方面，莫里森的艺术理念都是如此。她的书不是写给某个特殊群体看的，她是写给所有有着相似困惑与人生痛苦的读者看的。
在一生中，托妮·莫里森为我们留下了11本长篇小说。在用语言描述不幸的群体遭遇方面，也很难有人能复制她的艺术高度，那些诗意的散文，机敏的譬喻和锋利的人物构思，总是能感染每一个阅读它们的人。在未来的任何时刻，只要有人感受到来自另一种群体的压迫，感受到自己丧失了自由选择人生的能力，或者发现自己陷入了一种迫不及待想要逃离的生活，那么托妮·莫里森的小说就能带我们进入那个旋涡的中心——而我们都知道，这些人生的痛苦旋涡，不管身处何种时代，它都会永远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