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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板的名义:互联网公司反贪风暴

生活Kaituhi: 36氪的朋友们
Whakarāpopototanga近日,《财新》报道称,近期京东3C事业部前采购部门主管涉嫌合同诈骗被捕,这与此前的“罗静案”有不少牵连。

近日,《财新》报道称,近期京东3C事业部前采购部门主管涉嫌合同诈骗被捕,这与此前的“罗静案”有不少牵连。

自2015年,罗静以广州承兴、广东承兴为融资主体,凭借对京东等知名公司的应收账款通过多个资产管理平台进行公开募资。在今年6月,罗静因涉嫌经济诈骗被刑事拘留,至少有5家机构近百亿产品受影响。

先前,京东等公司一再对外表态,称公司并未涉及罗静案件。不过,根据报道,被捕员工从2016年开始便作为京东对外代表对接承兴及多家机构。京东回复媒体称并无进一步信息可以提供,一切以司法机关的信息为准。

近一个多月以来,与互联网公司相关的腐败、违规信息密集出现。其中一些是被动公布,但更多的则是公司自己通报的反腐成果。

内部违规,贪腐,通报,移送司法机关……蚂蚁金服,美团、小米,滴滴,百度……同样的关键词,不同的大公司。而且,这些新闻通报里,涉及最多的是负责执行的中层和基层员工。

互联网公司反腐已经成为工作中的常态,浸入到公司运作的每一个环节中。

“人人都开始自危”,一位某互联网巨头的人士告诉投中网,近期有员工因为私下将公司每月赠予的虚拟币转让而被开除,而这在之前是不会发生的。

另一位互联网小巨头的员工发现,公司的无人售饭机突然之间撤销了,这让他只能重新用外卖软件解决吃饭问题。而让售饭机消失的原因正是因为公司查出这家供应商为了达成合作存在贿赂内部员工的行为。根据公司条例,对有不廉洁行为的供应商,一律终止合作。

腐败不仅会损害公司的经济利益,甚至动摇团队的向心力,扼制创新。这被称之为“商业车轮里的砂砾”。

大公司们要面对的任务也很艰巨:治理腐败将是长期的必修课,很难通过一朝一夕的运动式反腐“毕业”。而在此之外,如何平衡规则与灰度问题,也考验着公司管理者的智慧。

失控的权力

“当你手上全是市场资源的时候,你没有有效的市场手段去规范这些资源,里面有太多人为的因素,一定会产生这些东西,”一位阿里管理层人士曾在接受《第一财经周刊》采访时表示。

腐败通常发生在采购、掌握流量分配权的部门,以及拥有决策权的高层手中。

一位在多家大型互联网公司待过的知情人士对投中网称,互联网公司可发生腐败的情形有多种,视频网站的版权采买部门、网站的运营、市场公关部等都是重灾区:“花几百万或者几千万买一部电视剧版权,版权方私下会塞几万给你,公关市场部办活动一般成本在几十万到上百万,供应商给一两个点回扣很正常。”

投中网梳理近一年互联网公司的反腐通告发现,利用职务之便收取贿赂、虚报费用、与关联公司交易成为腐败的主要手段。

互联网时代,一寸流量一寸金。而在一线的运营人员掌握着与他们职级、收入不匹配的权力,这就滋生了腐败的土壤。一位微博员工回忆,有一次公司邮件通报批评一位运营人员违规给他人加V,收受贿赂4万元被直接开除;此前,字节跳动原火山小视频运营负责人黄子峰收受贿赂,与合作方股东有利益往来;蚂蚁金服2位员工利用负责支付宝客户的准入、投诉管理的职务之便,受贿赂超过1300万元。

在采销这条线上,利益腾挪的空间很大,如让供应商报底价,然后伙同供应商接口人往上加价,加价部分双方按比例分成;利用手中权力,以技术规格要求为由指定供应商或故意以技术不达标把正常供应商踢出局;内外勾结,搞皮包公司,利用手中权力以皮包公司接单,转手把单分给工厂,中间差价分成等。

据一位暴风投资部人士对投中网称,暴风某核心高管曾经将8万的合同虚报成180万。类似的腐败现象在暴风并不少见,多位暴风员工认为,这或加速了公司的陨落。

此前,一般腐败现象多发生在已初具规模的传统企业身上,但移动互联网时代唯快不破的节奏打破了这种局面。比如,共享单车企业被资本催熟的同时,很多环节由于疏于管控而滋生腐败。

今年3月,ofo的一封内部邮件显示,自去年底以来,公司共查处8起贪腐案件,4起进入司法程序,5人被移送司法机关,涉案金额数百万元。贪腐方式包括偷卖公司电脑、ofo小车等财务,重复报销等。

腐败的代价有多大?字节跳动创始人兼CEO张一鸣曾定义过三层廉洁失效对公司造成的损害:第一层是直接利益损失;第二层是这些决策带来的不良后果;第三层是廉洁风气变坏后,团队向心力的丧失。他称,第三层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一位字节跳动员工对投中网称,字节跳动正处于流量型转工具性的关键时期,“不整顿是不行的,不狠一点也是不行的。”

大疆公司曾发布公告称,2018年由于供应链贪腐造成平均采购价格超过合理水平20%以上,保守估计造成超过10亿人民币的损失,这一数字为2017年所有年终福利的2倍以上。

“互联网廉政公署”

作为中国最具代表性的互联网公司之一,阿里巴巴(以下简称“阿里”)是互联网反腐的先驱。但运动式反腐“治标不治本”,只能起到震慑作用而不能动摇根基,而且激烈的反腐运动通常会带来管理层动荡、人心不稳等问题,这被马云称作为“刮骨疗伤”。基于此,阿里巴巴开始寻求一套更为制度化的反腐模式。

2012年,马云亲手将刀挥向了新兴业务聚划算,免去聚划算总经理阎利珉的职位,并且淘宝还同时开除了三名利用招商获取不当利益的员工。

也正是在这一年,阿里设立廉正合规部,开始用更科学的组织体系和制度来对抗腐败。该部门是一级权限,只向集团CPO(首席人力资源官)汇报,与各业务线以及内审、内控部门都保持充分的独立,其职能不受任何业务部门的干预,并且调查权限“上不封顶”,包括马云。

一位原阿里音乐高层对投中网评价,阿里学的是香港廉政公署的运作模式,制度、组织体系、思想教育三管齐下。

另一位原阿里影业中层对投中网表示,阿里有《商业行为准则》,需要和劳动合同一起签。准则中规定对于日常礼品只能收廉价且没有保值价值的纪念品,比如鲜切花可以收,盆栽就不行。原则上不能找开淘宝店的女朋友,更不能和有业务关系的人谈恋爱,“据说这些细则都是马总亲自参与制定。”

在有了阿里作为样本以后,互联网公司的反腐之手显得更为熟稔。

据投中网了解,互联网公司都设有廉洁部门,并且权限都很高,比如滴滴设立风控合规部,直接向程维汇报,和总裁柳青属于平行部门;美团内设监察部,建立“重案六组”,直接向联合创始人穆荣均汇报;百度的道德委员会具有高度独立性,不隶属于任何业务部门,直接向最高管理层汇报;主导违规舞弊事件查处的小米内控内审监察部,总经理为刘少顺,向集团CFO周受资汇报。

某位在互联网公司反腐人员对投中网称,腐败的线索通常来自于大数据或者线人,最重要的一点是“反常必有妖”。一位京东金融的风控人员举了一个例子,当坏账出现的时候,“就很有可能是内外勾结造成的结果。”

互联网公司已经形成了一套较为明晰的反腐体系。浙江垦丁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张延来告诉投中网,概括来说,互联网公司的反腐制度一般为联合封杀、没收期权、惩罚与奖励双轨制、一把手挂帅廉政部、引入外部监督、严管供应商等手段。

2017年2月24日,百度、京东、腾讯等14家企业及机构宣布共同成立阳光诚信联盟,联盟成员可实现在反腐败等方面的信息共享;建立反刷单、反炒信、反欺诈、打击假冒伪劣产品的交流平台;集联盟力量打击刷单、炒信、欺诈、假冒伪劣产品及其他黑色产业链等。

一把手亲自执掌反腐的不只马云,任正非、王兴都曾带领高管宣誓承诺廉洁自律,刘强东则在公开场合表示,“你贪十万,我花一千万也要把你查出来。”

此外,多家互联网公司都会公示举报方式,联动内外部力量共同反腐。一位爱奇艺员工对投中网表示,在内部有非常方便的举报系统,领导不会收受下属礼品,乙方客户送的东西都要上交。如今的互联网企业不再是单兵作战,一旦发现某个员工存在腐败行为便可实行“全平台封杀”。

但是上述原阿里影业中层称,“再严格的制度,也一定会有人为了利益铤而走险,这是人性。”

公司们也逐渐意识到,除制度层面的他律外,自律更加重要,这需要企业树立一个廉正纯洁的企业文化。

投中网了解到,爱奇艺的办公区域会粘贴反腐倡廉的物料,领导会不停强调廉洁自律的重要性;阿里在员工入职时,集团廉政部会给员工做相关培训;微博每年都会做合规测试;滴滴在入职时就会做合规测试和相关培训;腾讯员工在入职时会强调“六条高压线”。

“总之,处处都会提醒你伸手必抓,”上述互联网小巨头的员工表示。

一位滴滴风控部人员告诉投中网,现在滴滴在采销上有一套标准的流程,可以花多少钱、到什么权限、项目谁审批都有严格的规定。此外,滴滴也会从源头上治理腐败,“对于有不廉洁行为的供应商会立刻终止合作”。

规则与灰度

360董事长周鸿祎发朋友圈,公开表示对腐败的“零容忍”,称“公司里有些部门有了权力,不是为用户客户服务,而是变成寻租的工具,这完全违背公司的基本价值观和文化,要用最锋利的刀子将这些腐烂的肉切掉”。

周鸿祎的表态不是孤例,多家互联网公司均表示对于腐败持“零容忍”的态度。但在执行过程中,一位行业人士对投中网称并不会“一刀切”。创始人会考虑这个人对公司的重要程度、造成的负面影响进行权衡。而且公司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腐败的力度和作用都不同。

“如果公司在抢占市场份额时期,强调反腐反而会影响效率,而且反腐的作用有多种,可以是用来肃清队伍,也可以是处理掉不需要的人。”

关于“腐败对经济效率的影响”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认为,腐败能够提升经济效率,是经济车轮前进的“润滑剂”,比如通过贿赂可以避开某些无效率的管制,从而在短缺情形下增加产出。另一种观点则称它为“掠夺之手”,这也是在治理腐败时,创始人往往存在“灰度”的原因。

公司处于高速扩张的前期,有时需要容忍适度的灰度行为换取效率——比如,在网约车酣战时媒体报道的纵容司机刷单行为,摩拜、ofo抢占市场时期运营人员的贪腐问题等。

但在大多情况下,创始人们还是偏向认为,腐败会削弱组织战斗力,扼制创新,对公司财产造成侵害。这是因为当腐败问题涌现之时,往往背后暗藏效率低下、价值观紊乱等组织管理难题。

美团联合创始人王慧文称企业发展由市场、领导力、创新三个阶段驱动,当市场驱动的红利消失,下半场必须靠创新力和领导力来作战,“这就跟组织相关。”阿里被称作互联网公司中组织能力建设最为完善的公司,而治理腐败是其中关键的一环。

当我们提到反腐的话题时,“标准”是必须要解决的问题,但眼下,还存在混沌不清的情况。比如,有的公司会把回扣当作薪酬的一部分,这就导致很多人并不清楚腐败的边界在哪里。

当然,同样也需要“标准”来衡量制度的好坏。张延来认为,一个好的反腐制度要具备三个要素:首先,一把手的亲自领导是必须的,这是权限上必须具备的先决条件,否则反腐的人员还要听命于其他高层,不可能有实质性作为。其次,应该是奖励和惩罚相结合,让员工切实意识到廉洁自守的好处远大于腐败收益。最后,应该保证反腐体系的专业性和长期运转,引入有专业反腐经验的人才常抓不懈,才能起到持续的震慑力。

当下的反腐,虽然依旧高度依靠高层的意志,具体体现为一场又一场激烈的反腐运动。不过,高层和创始人也越来越多地开始讨论管理,讨论以制度的方式完善公司的治理。

这也是这批已经意识到自身体量正急剧膨胀的互联网新贵,建立更加稳定持久的公司制度的重要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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