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在虹口的难民，这里是欧洲犹太难民在上海的中心。
上海是唯一的选择。我的父母在逃离希特勒治下的德国时发现了一点。他们各自取道离开，最终都到达了中国的这座国际都市，世界上最后一个愿意接收犹太难民的地方。
我父亲常说，那感觉有点像是航行到了地球的尽头。
我父母进入了上海一个约1.8万欧洲犹太人组成的社区。他们学会了住在兵营或拥挤的房间里，使用马桶，有时一天只能在一个共用厨房里做一顿热饭菜，走在熙攘的街头，白天到处是小贩，清晨时分还会有拉运尸体的卡车。但他们也有学校、文化机构和繁华的社交生活，包括维也纳咖啡馆。而且他们还活着。
乔克林·伍德、弗兰克·徐和贝蒂·格里本希考夫在布鲁克林公共图书馆的“上海犹太难民”展览现场。
这些天，这段令人着迷、鲜为人知、近来有了话题性的历史片段，正引发越来越大的关注。2月份，受该话题启发创作的室内乐作品《同舟》(Hello Gold Mountain)于纳什维尔演出，并希望赴纽约巡演。最惹人注目的是布鲁克林公共图书馆(Brooklyn Public Library)的一个名为“犹太难民在上海”(Jewish Refugees in Shanghai)的大型项目，项目融合了展览、观影及四个图书馆的其他安排，将在5月持续一整月。 上海的一家德国餐馆，这里被认为是上世纪30年代欧洲移民的最后一个“自由城市”。 大约18000名欧洲犹太人住在拥挤的虹口一带，他们时常每天只吃一顿热饭，比如在这种炭炉上烹制的菜肴。 登上从意大利驶往中国的“罗索伯爵号”。 “当然，我很恼火，因为我还年轻，觉得自己无能为力，没有人会关心这个悲惨的地方，”他说。他说，这激发了他想证明自己并取得成功的欲望。“其次，它影响了我的政治观点，要关心那些一无所有、无人照管的人。” 虹口的兵营内。 重新讲述上海犹太人的故事“肯定是对当前难民状况的一种陈述”，布鲁克林的火柱纪念馆(Amud Aish Memorial Museum)馆长肖洛姆·弗里德曼(Sholom Friedmann)拉比说。该纪念馆最近在上海举办展览，并与上海的犹太难民博物馆合作，参与了图书馆的项目。犹太人“设法在那里做起生意，成了一个社区”，展示了“力量、勇气和韧性”，他说，“中国人让犹太人感到自己被接纳。你听不到在其他地方的难民可能提起的那种紧张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