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质翔”五周年：我们再也不会好好说话
2014年8月27日，一场有关锤子手机T1网络辩论直播，因为主角罗永浩和王自如而备受瞩目。因为王自如酷似刘翔，这场辩论又被业内戏称作“罗质翔”。五年过去，当年的主角们生活、声名早已不似从前；而记忆时长向来不过七天的围观群众大概没有觉察到，这场辩论给他们所在的行业乃至所有人的思维模式带来的深远影响，其中所有负面元素，都成为后来五年行业性格的一部分。
以现在的主流方法论审视五年前，也就是2014年8月27日罗永浩和王自如的那场辩论，我们很容易发现：那真是一场闹剧。
它没有主持人，没有程序设定，说白了就是默认“话语权基本靠抢”的无序无规则对话模式，你可以理解为，他们“从起点就没奔着解决问题去”。
还有内容上的硬伤，整个节目中本应该最有营养的内容（比如产品品控、评测标准、评测方式等等）基本都没有深入展开，唯一有逻辑延续性的完整话题还被聚焦在“对于动机的揣测”，然而，“诛心”偏偏又是辩论的大忌。
至于结果之荒诞就更无须赘述：Zealer和王自如终于把“评测”硬捧成了“产业”，锤科和罗永浩看上去捍卫了“草根创业者”的荣誉，锤粉们收获了可以被无限引用的金句，优酷用流量巩固了视频网站老大的位置——方方面面都雨露均沾，唯独最该顾及的“国产手机行业的发展问题”，却付之阙如。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吵到不可开交”都是表面功夫，归根结底还是借着“吵架”的热闹，向围观群众们输出私货，不过是常见的公关套路罢了。所以你不能苛求罗永浩、王自如和优酷的策划们遵守严肃辩论规则来做这么一期节目——认真你就输了。
但任何事情都无法孤立存在。
尤其是当五年前罗永浩、王自如、优酷、锤科和锤粉们带着各自的鲜明的标签，选择以近似于闹剧的方式史无前例地聚首，并且还顺利得到全行业关注乃至深度参与时，这场辩论便在时间线上成为了一座富有解构主义色彩的魔幻里程碑：
它是一场提前透支的狂欢，也是一场漫无边界的示范——在之后的五年里，你总能轻而易举地找到这场辩论的影子，它以各种方式出现在行业的每一个元素里，构成了行业性格最核心的部分。
精英的最后一次狂欢
在罗永浩和王自如“约架”之前，人们对“网络论战”的印象基本是由“方韩大战”定义的。
2012年1月，网友麦田在个人博客上发表了一篇名为《人造韩寒：一场关于“公民”的闹剧》的文章，通过博客杂文发布时间、汽车拉力赛参赛时间等证据，指出韩寒的作品存在代笔的可能，进而质疑韩寒“天才作家”的人设可能存在造假。
而这个观点很快由“打假专业户”方舟子接棒，从更专业的角度对韩寒的作品、人设以及经历进行了全面的质疑，引发了韩寒方面（比如韩父、出版人路金波）等人的激烈回应，一时间成为当时中文互联网世界最受瞩目的公共事件，诸如“芳草天” “USB”等网络流行语皆源于此。
那是人们第一次有机会近距离地见证“精英阶层”的思考过程：文人们在乎的是什么、名人们之间怎么利益博弈、圈子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些过去人们只能通过影视剧本揣测的问题，都由“方韩大战”无保留地完整演绎。
以至于当时就有媒体感慨：“代笔”问题在国外根本不需要那么多人卷入，但在国内却产生如此广泛的讨论，甚至能在主流媒体上持续如此之久，这或许就是互联网的发展带给我们的最大改变——“喧嚣之声”象征着一些固有格局正在被解构。
（图）韩寒说出“USB”的现场，罗永浩就在他的身边
但“方韩大战”归根结底还是一个富有精英文化色彩的网络热点。比如打响“方韩大战”第一枪的网友麦田，本身并不是什么普通网友，是当时小有名气的blogger，现实生活中的身份则是IT男——在七年前的时空里，他已领先整个时代不止一个身位。
如果你调查一下双方帮腔者的背景，就会发现，争论的发酵路线也很耐人寻味。
方舟子方面的支持者包括媒体人彭芸撰写的博文、文学教授张放撰写的博文，还有网友们自发建站的“倒寒先锋网”；韩寒方面的支持者则包括导演宁浩的电影发布会、演员范冰冰的个人微博、公共知识分子罗永浩的发布会站台，和《南方周末》的三个整版专文《差生韩寒》。
再对比一下发生在2017年的“李雨桐薛之谦事件”中，“微博实锤、豆瓣挖料、知乎论证”的全网模式，你会发现这场发生于2012年的“解构”的内核，终究也是为“权利寻租”的“伪解构”：
互联网的本质是工具，它只是放大了精英阶层原本就有的资源，而所谓的全民参与也只不过是通过互联网这个平台，选择一个合适的“代言人”，来帮助自己实现能力之外的诉求罢了。
当然，你可以将之理解为必然。毕竟精英阶层必然比普通人更容易接触到新鲜事物，也就更早地熟悉这些规则。在互联网还没有那么普及的情况下，有些事情只能以这样妥协的方式展开。
坏就坏在这儿：妥协并未从真正意义上推动解决任何问题，但仍能得到公众认可。而对于希图资本快速入场的互联网行业来说，还有什么比“得到认可”更重要的呢？
于是妥协也成了套路模板，让人们有机会包装一些其它诉求，比如2013年3月的“深圳最美女孩摆拍喂饭事件”、2013年4月的“长春老人晕倒178人无视路过事件”，都是“伪互联网解构”的典型——给人们提供一个预设好的参与路径，进行一次针对性的引导。
（图）如今瞎眼可见的公关套路，在当时甚至骗到了主流媒体
到了2014年罗永浩与王自如的那场辩论，将这种“伪互联网解构”做到了极致：
王自如应该感谢罗永浩，后者不仅是屏幕上的辩友，还是现实生活的知音。因为罗永浩不可能不理解Zealer为什么会做出那样的评测，他一眼就看穿了媒体，甚至能将论点精准定位于“王自如屁股坐歪了”；
王自如也不可能不理解Smartisan T1为什么会在产品上有那么多缺陷，甚至他能够精确地找到Smartisan T1产品设计上的缺陷，正是来自于他对“国产手机”生态的深入关注。
在精英眼中，互联网只是工具，他们以此放大自己与普通网友之间的信息差优势，主动选择成为公共情绪的代言人，并顺便攫取对这种公共情绪的解释权，最终，这场争吵沦为一场经典的“由精英阶层把控话语权”下的狂欢了。
2013年7月，“GIF快手”在App名称中去掉了“GIF”，正式定名为“快手”，从工具转型为短视频社区；2013年8月，微信公众号开始被区分为订阅号和服务号；从2014年下半年起，微博开始主动淡化“公知影响力”，开始将内容聚焦在旅游、电影、音乐、搞笑等泛娱乐化领域。
互联网话语权正在下沉。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充足发展、互联网应用对社会生活有了足够的渗透，话语权分发到了每一个普通人的手里，“罗质翔”及其背后的内在逻辑就已经开始失效了，并随之引发了中文社交网络世界的第一次对“意见领袖”价值的集体质疑——事已至此，这种精英狂欢大概率是绝唱了。
这也是五年前那场辩论留给每个普通人、留给当下社交网络环境最直观的影响：
在那之后权威失位，所有的“新权威”都是按照市场定位而定制的产品，被“KOL”这样一个商业概念里的名词被代替，而人们则开始了习惯性的“质疑”，开始了混淆“观点”和“事实”的大纠错时代。
大众交出话语权，精英借机收割流量
“公共舆论事件”中，每个关心事情进展和对错的人，都不自觉地会“权利寻租”（请注意，不是“权力寻租”）。即，能力不足以满足需求的人们，往往会选择将发言的权利让给一个“群体代言人”。
“寻租者”们通过集中力量办大事（比如推动某个公共议题的解决），而“群体代言人”也绝不吃亏，他们会在资源积累的过程中赢取获利的机会（比如权利寻租由“粉丝关注”来实现，从而让“群体代言人”积累了广告主愿意采买的粉丝量）。
如今，许多互联网产品，尤其是内容属性的产品都以此为基础——而在“权利寻租”的设定里，产品与用户之间的关系更像是“合作”，比如早期的B站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区别于传统视频网站的用户使用路径（主要产生互动、基于内容创作者正向反馈为核心），B站增加了这些交互行为的影响力，让点击数、评论（弹幕）数、硬币等用户直接产生的数据与作品推荐权重挂钩，本质上将内容运营的部分职能交给了用户，而不是运营者们单方面定义“我做出什么你们你就看什么”。
百度贴吧也有相同的逻辑。贴吧将发帖、回帖、删帖、高亮加精、置顶、管理人员任命等内容社区的基础功能几乎全权交给了用户，让用户代行社区运营的巨大部分职能。在不违反社区基本规则的情况下，产品团队基本将注意力都聚焦在了产品功能拓展上。
首先，在这样的节目策划下，参与者肯定不会是胜利者：注定吵不嬴的Zealer丢掉了客观中立，注定能吵赢的罗永浩丢掉了情怀——即使是寄希望于通过这场“辩论”去对外输出私货，最多是也只是一道利益博弈的取舍题。
观众就更不是胜利者了：通过观看辩论，没有解决任何实质性问题，节目中所暴露出来的新问题，在节目结束后也未得到建设性的延展，用自媒体人宗宁的话来说，那就是顶多得出“王自如不够专业、罗永浩不够认真”两个结论，哪一条都很难hold住用户支出的三小时注意力成本。
满打满算，真正的胜利者就只有提供直播服务的视频平台了：一方面，平台仍然在以“寻租”的方式积累影响力，并以此为基本盘不断拓展自己的能力边界；另一方面，“寻租”却不再是平台收获影响力的唯一方式，或者说平台不再以和“用户”合作的方式来获得影响力的积累，而是主动采取策略，像“勘探资源”一样挖掘“寻租”的可能。
套用当下的话术，这就叫“流量战争”。
内容平台追求流量当然无可厚非，这场辩论也肯定不是中国互联网行业中第一个“以流量为导向”的尝试，至少在2013年新浪微博和腾讯微博就曾经前后开通了“粉丝通”服务，专注于为广告主创造“值得买单的流量数据”，只不过最终由于严重破坏用户使用体验不得不被迫做出调整。
但能够尝试成功，尤其是将这种平台优先、参与者次之、用户充数的设定还办成了一次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在那时候可确实算是中文互联网产业开天辟地头一遭了。
（图）两个箭头对应的日期，分别是Smartisan T1发布以及8月27日约架的百度热度
此后，“流量”终于从运营商精算话术中脱颖而出，成为互联网产业中最宝贵的资源，而用户的市场角色也在这个过程中完成了被动解构，开始被资源化定义：
2014年年末，罗振宇在跨年演讲中高度评价了某个互联网餐饮品牌，认为它快速抓住了社交网络的传播特征，是一场传统餐饮行业从业者无法意识到、却必然将受其影响的革命——哪怕在各种点评上这个品牌的饮食从未拿过高分；
2015年9月，毕业于山东大学古典文学系的一位女硕士从《南方都市报》离职、放下了所有的专业积累和行业经验，开启了全新的一种写作模式，单行成段、设置议程、引导情绪，最终在3个月后完成了第一篇“致贱人”爆文——而这种停留在情绪层面的浅层写作模式，一路支撑她刊例价走上6位数；
2016年7月，某公众号将现代年轻人的焦虑锁定在了“北上广”三座一线城市的生活压力，并给出“逃离”的解决方案，顺利地在一天之内成为中文社交网络内最能绑定“新中产”标签的自媒体——但已经没有多少人记得那其实是一场有转化品推诉求的营销；
2018年，群聊开始沦为“私域流量”，配合社群运营的概念，一度成为行业议题级别的新方向——即使最常见的应用形式仍然是微商、广告和各种区块链伪落地；
2019年8月，“KOC”概念被热炒，大意为“关键意见顾客”，有人戏称，从预算200元以下的KOL，看出了行业寒冬的窘迫——只是反过来想想，这不就是“即使预算不够，也不愿意和普通用户合作”吗？
再也没人会好好说话
不过有一点是表现得非常直观的，也是五年前最让王自如绝望、罗永浩兴奋的地方：
人或事都越来越难以留在自己的圈子里了。
社交网络裂变、无序、多层次的传播方式，让任何内容的传播都存在着失控的部分，并且随着传播的不断进行，这层失控也同样会不断累加，最终推动着人或事完成潜移默化的出圈。
出圈肯定是件好事，最起码证明了自己已经身处圈子的头部，需要帮助整个圈子来拓展边界了——但出圈也意味着不断和圈外握手，而这种陌生地握手也就将必然带来不断的取舍和妥协。
王自如或许发现，他根本没有必要无数次地强调“手机评测的标准”，或者“手机评测在市场中的监督意义”。人们能无限接受这种无视市场角色、行业分工的“无规则辩论”，并正经地期待“决个胜负”，就充分说明出圈后的自己其实是以“媒体” 的身份被认可的。
媒体嘛，生意嘛。王自如后来还跨圈，与凯迪拉克合作，舆论里还能找到一些兴奋的声音：“人家就是科技媒体，研究研究汽车还不是应该的。”
甚至在五年后，当罗永浩出质了锤科的股份，转身成为新风口“电子烟”的大佬，这种“反创业者”的生存策略仍然顽强的奏效，依然神奇地帮助他争取着不可思议的“市场宽容”：“他不就是这种人吗，再给他点时间看看他能折腾出来什么。”
我记得在2017年4月，罗振宇和罗永浩长达6小时的访谈里，罗永浩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
“（我做了企业）几年我明白为什么（企业家有些话不说），因为一个人成长过程里额外遭受很多委屈诬蔑的，这就是90后道德水准比80后高，越往后长大的孩子，越没有为了生存，就相对容易保持高尚的导致和纯洁性，那些受到摧残的就容易变坏……
……还有一个对公众话不讲话的问题，对别人犯错的容忍，因为见过的事情、经历的事情多，也是对别人，明确是错的宽容度比以前提高了，我见到了原来生活圈子见不到的人的和生存处境，那些事情之后会有一些宽容度上的变化，这是最大变化。”
大概罗永浩和王自如早就吵不起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