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的货币战争｜大象公会
1941年2月20日，在沦陷区的上海，光天化日之下，一家银行遭到了暴力袭击，两枚炸弹爆炸，一名银行保安被打死。
这仅仅是个开始，一连串针对银行职员的暗杀接踵而至，3月3日办事员富荣炳遭枪击，3月16日会计课副主任张永钢被狙杀，3月21日调查处副主任楼侗被打死。一时间银行人人自危，职员不敢上班，储户不敢上门。
实施暗杀恐怖活动的，正是重庆国民政府的军统特务。他们针对的，是汪伪政府的中央银行——中央储备银行。
一个月前，中储行在南京正式成立，开始发行汪伪政府的官方货币「中储券」。
重庆国民政府对此严阵以待，一方面宣传中储行是侵华日军的「傀儡银行」，利用在银钱公会的影响力，要求上海金融界拒用中储券，并且照会上海租界的外国银行，请求不予挂牌。
另一方面，重庆则指示军统特务在沦陷区使用暴力恐怖手段，制造金融恐慌。
面对国府的攻势，周佛海下令76号特工总部反攻，3月22日凌晨，76号的特工来到中国银行职员集体宿舍和江苏农民银行宿舍，绑架中国银行职员128人，枪杀江苏农民银行5名职员，并击伤6人。
3月24日，特工又在法租界中央银行办事处及公共租界该行分理处，投放定时炸弹，炸死炸伤五十余人，此外还绑走交通银行2名职员和中国农民银行1名职员。
沦为汪伪的报复目标，几家银行不得不宣布暂时停业。
特务机构互相制造银行惨案，只是中日两国货币战争的冰山一角，整个抗战期间，军事热战时断时打，但关于钱的作战贯穿始终。
奔腾的圆和新生的元
1920年代开始，日本军部逐步摆脱了内阁的约束（参见往期文章：《从民主之光到战争策源地，日本只用了十年｜大象公会》）。
要养活军队，无视政府的不扩大政策，进而并策动九一八事变，关东军需要真金白银。
他们仰仗的，是日治朝鲜的朝鲜银行。
九一八事变前，日本的横滨正金银行在殖民地朝鲜半岛和台湾分别建立了朝鲜银行和台湾银行，其发行的朝鲜银行券和台湾银行券与日圆等价兑换，同属「大东亚经济圈」。
所谓「大东亚经济圈」，指的是当时日本财经界的一种设想，要在东亚建立一个以日圆为结算货币的经贸圈。
这种想法不可谓不大胆，当时日圆的地位远不及英镑、美元，要成为国际货币谈何容易。
不过，「大东亚经济圈」倒是与关东军的扩张方针不谋而合，也得到了朝鲜银行总裁胜田主计的支持。关东军在朝鲜和中国东北的军费，还有热河战役的军饷，朝鲜银行都参与其中。
连下克上的风气，朝鲜银行都跟军方意气相投。由于有货币发行权，朝鲜银行常常置政府意见于不顾，擅自决定协助关东军，政府以事后追认形式予以认可。
直到1932年7月，伪满洲中央银行开业，伪满洲国终于被正式纳入日圆集团。
在抗战前的中国，货币种类多、金融秩序混乱的情况则正在改善，「大东亚经济圈」并不容易畅行。
1935年11月3日，财政部公布「法币政策实施布告」中国废除银本位制，发行法币，中央银行将汇率稳定在0.30美元/法币和14.5便士/法币，市场上可以无限制自由兑换。
中国的币制改革从一开始就遭受了日本的阻击。
11月11日周一开市，日资银行开始卖出法币、套取外汇，企图动摇法币、妨害币制改革。
美国站在了中国这一边，11月13日，中美迅速商定将国民政府的外汇储备增加到原来的2倍，此后，通过1936年5月和1937年7月第二次、第三次购银，美国总共向中国提供了1亿美元的外汇储备。
充实的外汇储备，成功维持了法币的信用，币值不再像之前那样犹如心电图一般剧烈波动，改革相当成功。
币制改革一年半后，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在1938年7月13日举行内阁五相会议，正式决定「为了使敌人丧失抗战能力，并推翻中国现中央政府，应设法造成法币的崩溃，取得中国的在国外基金，由此在财政上使中国现中央政府自行消灭」。
圆和元的战争正式拉开序幕。
圆和元的战争
1937年夏秋，日军进入华北之后，随军带来的朝鲜银行券开始在当地泛滥。
朝鲜银行券从战争前与法币近乎等值，迅速在10月降到了0.82法币，与此同时法币却保持稳定，再加上民众对外币的天然不信任，朝鲜银行的渗透十分困难。
日本推出了解决方案，1937年12月14日，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日本扶植下成立，1938年2月10日，伪政府公布《中国联合准备银行条例》，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于次日正式成立，发行联银券作为法定货币。
伪政府下令法币只能流通一年，并规定法币仅值联银券90%，工商企业贷款、粮棉等生活必需品、石油等原料购买都必须使用联银券，日军军费及伪政府的军政费用也由联银券支付。
1938年12月，在日军的管制下，法币在华北基本被联银券替代。
随着日军占领区急速扩大，来不及撤出的银行遗留下大量法币，不少被日军用伪币收购。由于法币与英镑、美元自由兑换，日本正好利用其套取外汇。
1937年11月，淞沪战役失败，国军撤出上海，外汇挤兑风潮就越发严重。11月上半月，中国银行、中央银行、交通银行三行每周外汇流出额大概有50万镑，到了下半月局势进一步恶化，到下半月外汇的流出额达到每周150万镑。
国府的外汇在迅速地流失，在战前所保有的7390万的美元外汇到1938年3月中旬已经下降了一半不止。
与此同时，东南沿海地区的沦陷，使得国府失去了大部分海关和一半的盐税收入，更是雪上加霜。
不惜将外汇储备抛售光来稳定法币，国府有其政治考量。
在当时，中国境内有数个傀儡政府，均发行了自己的官方货币，而法币作为中国政府的官方货币，意味着政权合法性，法币在则国民政府在，法币被信任则国民政府被信任。
然而，现实十分残酷，华中沦陷后，1938年3月28日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在南京成立。1939年5月，伪华兴商业银行建立，规定其发行的华兴券与法币等价兑换。
日军利用华兴券的流通套取中国的外汇，伪维新政府发布规定：所有的法币存款都替换为华兴券存款；关税、盐税、统税都必须使用华兴券交纳；在买卖活动中不得拒绝华兴券；所有的军饷都用华兴券来发放。
日军控制的上海海关，强制使用华兴券，对不使用华兴券的人进行严厉处罚。1938年5 月到1939年5月之间，日本获取了中国政府2500万元的海关收入。
形势急转直下，法币岌岌可危，仓促出台的外汇管制法规由于黑市的存在，没有起到效果。
中国不得不放弃汇率维持政策，自1938年3月到8月，每元法币英汇降至8.25便士，美汇降至0.16美元。
危机中，国府得到了英国援助，后者于1939年3月10日率先与中国签订了《中国国币平准基金协定》，设立了1000 万英镑的中英外汇平准基金，具体数额为英商汇丰银行出资 300万英镑，麦加利银行出资 200 万英镑，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出资 500 万，用以维持法币汇价，协议中，英国没有附加任何条件。
可时间并未站在中国一边，战争形势紧急，政府的军费激增，国土沦丧过快，法币流动区域急剧萎缩，大量法币被日军抛售到后方购买物资。
1938年年中之后，政府不得不求助于国家银行的垫款，通货膨胀的节奏开始加快。
具体做法是，军事委员会或行政院用「紧急支付命令」通知财政部立即拨款，中央银行接到命令后，增发法币垫款补足财政赤字，垫款再投入市场。
这种不用准备金空投法币的做法在1938年就初见端倪，当年空投6.4亿元法币，此后随着战争进行，增发的法币逐年增加，到1945年，法币空投额激增到2232.1亿元。
超额增发法币，再加上挤兑和套汇行为，平准基金在1939年7月即被耗干，中英联合平准行动宣告失败。
法币崩盘了，到了1941年9月底，汇率跌至2.75英便士。
崩盘的法币失去了套汇的价值，日系货币被用于支付日军费和进出口贸易，在华中地区大量流通，引起了升值。因此，由于在华北和华中不同地区存在差额，日系货币又成为投机商人「外汇套利」的对象。
再加上法币不断贬值，国府限制法币内流以避免通货膨胀，鼓励法币外流以抢购物资，日伪政府于是决定在占领区彻底驱逐法币。
1941年开始，承担这一任务的，就是周佛海领导的中储行和其发行的中储券。
从一开始，中储行就寄托了汪伪政府的正统性诉求，不惜拒绝日军用中储券支付在华军费的要求，还准备了充分的准备金。
中储行又依据伪财政部1941年1月6日颁布的《整理货币暂行办法》，「为保障人民财产起见，中储券与法币等价交换，无限制兑换法币或外汇」。
另一边的法币，还在印钞机中源源不断的产生，面对中储券的竞争，显得毫无优势。除了上海租界的英美银行出于道义拒绝中储券外，中储券驱离法币的过程几乎没有遇到阻碍。
货币战争愈演愈烈之下，蒋介石指示戴笠出动军统实施破坏，这才有了开头特务暗杀银行职员的一幕。
然而，日本的胜利十分短暂，太平洋战争的爆发，让「日满华经济圈」的计划彻底沦为泡影。
挥舞的镰刀
拐点在1941年出现，英美再次站在了中国这一边，7月28日，罗斯福总统宣布冻结美国境内的日本人资产，将所有与日本利益相关的金融和贸易业务纳入管制范围。
他声称，这样做原因之一是防止胁迫或掠夺而来的资产在美国变现。
英国同步采取了措施，很快，荷兰也如法炮制。
决心和美国对抗到底的日本发动了太平洋战争，军费开支也越来越大。
为了解决军费的窘迫，朝鲜银行在华北炮制了变戏法般的金融炼金术——往来借款合同。
具体做法是，朝鲜银行与傀儡银行签订往来借款合同，由傀儡银行发行货币供给当地的日军使用，发行这笔钱的准备金由临时军费支出，但作为准备金的这笔日圆，傀儡银行不能提取，被收入国库。
如此一来，不用日本掏腰包，无穷无尽的军费源源而来。
联银券名义上与日圆挂钩，实际上不能用于外汇交易。这相当于把日军的军费，转嫁至沦陷区的老百姓头上，而老百姓只能默默忍受伪币滥发带来的痛苦。
1943年3月，东条英机内阁颁布命令：「大陆圣战的开支，全部以往来借款的方式，在当地筹措」，朝鲜银行的变戏法经验推行到整个占领区。
曾经依靠竞争将法币排挤出流通的中储券，在这种政策的操纵下，失去了往日的尊严。
1943年1月至1945年8月，是中储券极度膨胀发行阶段。在1943和1944年，分别以年增450.76％和629.50％的速度增长，到1944年底总发行额增至1396.99亿元。1945年前8个月，增发23520亿元，总发行额达到24917亿元，并且不得不推出10000元券超大面值纸币。
而随着太平洋战争的进行，日本在东南亚的占领区日益减少，日本在东南亚发行的货币失去了原有的流通领域，也纷纷流向了中国。
沦陷区人民生活的日趋恶化，以北平为例，从1942年至1945年，生活必需品价格上涨几十倍乃至上百倍。而上海的批发物价指数1945年8月（9740247.7）比1941年12月（1774.6）上涨了5490倍。老百姓被通货膨胀一茬又一茬地收割不止。
国统区的情况也不乐观，通货膨胀的问题直到抗战结束都没能彻底解决，物价呈指数式上升。
在1929年——1947年担任中华民国财政顾问的阿瑟·N.杨格，回忆起抗战期间的通货膨胀，认为这是国民政府在大陆垮台的主要原因：
通胀致使国民政府难以充足供给军队和文官，因为拨款在它们能够被收到并支出之前就已经在贬值，这对军队士气的影响尤其恶劣。职责重大的公务人员严重酬不抵劳，由此损伤了士气和效率。随着购买力降低，这些人员往往陷入腐败，而不是贫困或坐视其家庭贫困……通胀导致有效管理实际上不可能，并严重伤害了国民政府在国内外的声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