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益于这种对民间财力和人力的高强度控制，施行商鞅之法的秦国也很快变得强大。然而，商鞅本人在被诬告谋反后，所有人都害怕告奸连坐，不敢藏匿他，最终落网被杀，为后代留下一个「作法自毙」的成语。

关于告密的第二次路线斗争，发生在汉代。

汉武帝虽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儒术」不过是「法术」的幌子。武帝时，连年穷兵黩武，国库空虚。于是，武帝颁布了「算缗令」。「缗」是穿铜钱的绳子，一千文铜钱叫做一缗。所谓「算缗令」，即要求富商报备财产，主动缴纳财产税为国解忧。

然而，富商并不合作，于是，汉武帝再下「告缗令」，让百姓相互检举揭发隐匿财产，并且将被检举之人的半数资奖给检举之人。

结果不难想象，汉武帝得钱数目巨大，但「商贾中家以上大抵破产」，战国以来的豪商巨贾从此消失殆尽，可以说是中国社会商业的巨大打击。

武帝临终前，将幼子托付给四位大臣，四大臣无一是儒生。而后，霍光把持朝政数十年，昭帝死后，又立流落民间的卫太子之孙为汉宣帝。

但等霍光一死，年轻时游历长安市井，遍查民间疾苦的汉宣帝就改旗易帜。地节四年，汉宣帝发布了「亲亲得相首匿」的诏令：

父子之亲，夫妇之道，天性也。虽有患祸，犹蒙死而存之。诚爱结于心，仁厚之至也，岂能违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罪殊死，皆上请廷尉以闻。

也就是说，虽然不举报就连坐的制度没有废除，但不举报亲人乃是人之为人的天性，也是诚爱仁厚的表现，要予以豁免。既然父子如此，那师生、君臣自然也如此。

此后，儒家终于占了上风。到东汉时期，在黑暗势力压迫下不举报，不告密，已经超出了家庭伦理的范围，成为社会主流的价值观。

东汉晚期，宦官、外戚相继专权，引起士大夫的不满，而士大夫的抗议，随即引发朝廷的高压，即所谓「党锢之祸」。然而，社会各界却不畏连坐，纷纷保护被朝廷迫害的政治犯。

名士张俭被人陷害逃亡，困顿窘迫，看到人家就投宿，人们都冒着家破人亡的危险收留他，甚至上门缉拿的官员都放他逃跑。结果，「其所经历，伏重诛者以十数，宗亲并皆殄灭，郡县为之残破」，但这种不畏朝廷强暴的风气，却得到后世史书的高度评价，传为美谈。

· 「望门投止思张俭」，因晚清变法义士谭嗣同的绝命诗而成为著名典故

第三次关于告密的儒法之争，发生在儒学兴盛的宋朝。

宋真宗曾问宰相李沆，人人都向我秘密奏事、打小报告，为什么你没有呢？李沆回答道：「公事就公开说，为什么要秘密报告？下属打小报告，非谗即佞，我最是讨厌。」

宋代有相对独立的台谏制度，可以监督君主和大臣。但有一次，有谏官手持大臣私下的书信向宋仁宗举报。仁宗「恐开告讦之路」，让谏官将信件带回家之后烧掉。

后来，宋仁宗要求臣僚不得交纳私人通信，衙门也不可收缴臣僚私信。这可能是最早的关于通信自由的立法之一了。

到了神宗王安石变法时期，新党主张变法强国，而旧党则是担心伤农害民。新旧两派党争不断，告密之风再次出现。

· 值得指出的是，王安石虽然是当时公认的儒学家，但具体政策有很强的法家色彩，比如几乎复制了汉武帝当年的「告缗法」，引起反对甚多

同情旧党的苏轼在接待来访官员沈括之时，做了几首唱和之作。但沈括详加解释，从苏轼的诗里解读出了苏轼「心怀不满」，「大逆不道」。

沈括的这次举报虽然无果，却给了监察御史舒亶、御史中丞李定等人灵感，他们仔细的找寻了苏轼诗集，断章取义、罗织罪名，最终令苏轼下狱，造就了大名鼎鼎的乌台诗案。

· 「乌台」即御史台。苏轼被捕至御史台狱中，依其平日书信诗文往来，构陷牵连七十余人。苏轼被释放后，有人总结了相关材料，编成《乌台诗案》一书

苏轼身在狱中之时，许多大臣为他上疏求情，并严厉的攻击了告密一事，认为告密是小人所为，从言论中上纲上线罗织罪名更是卑鄙的行为。最终，苏轼免死外放。

随后的南宋也更加严厉的惩戒告密者，绍兴二十五年，曾有九人因为告密或者鼓励告密而被历史评价并不高的宋高宗革职。

虽然告密文化从来没有停息，但历史的审判从来不喜欢告密者。

告密为什么讨人厌

有人或许会认为，儒学不过是腐朽的学说，他们反对告密，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不过，人们讨厌告密，从来不仅仅是出于文化或意识形态。

理由很简单，在大举报时代，每个人都活得没有安全感。

汉武帝时期，「告缗令」一下，人人彼此防备。豪商巨贾自不必说，连中人之家都家破人亡。告密者能得一时之利，但一旦富起来，财产安全也全无保障。一个人人受害的时代，老百姓为什么要喜欢？

汉宣帝时，司马迁外孙杨恽举报霍光族人意图谋反，因而发达显赫，但也因为被养马小官举报而被腰斩。

唐代武周时期鼓励告密。鱼保家上书制造一种叫「匦（gui）」的铜箱，大概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举报信箱。很快，有人往匦中投书一封，密告鱼保家曾经为造反之人制造兵器。于是，鱼保家被当街腰斩。

除了铜匦外，武则天还为告密提供公费资助、报销差旅费，如果举报成功，则立刻授予官职，如果告密不成，也没有任何损失。一时之间四方告密者蜂起，酷吏四出，人人自危。

· 影视剧中《大明宫词》中的武则天，登基之后对文武百官说的第一句话是「你们，要听话」

而且，一个鼓励举报的时代，往往也是一个政治高压、社会氛围压抑的时代。

信佛的武则天曾严禁文武百官不许杀生。曾经有人老来得子，宰羊庆祝，第二天便被人告到了武则天那里。如果你的邻居每天盯着你的锅里看有没有油花，还随时准备告到衙门，你多半不会太开心。

以锦衣卫、东厂等特务机构为公众所熟知的明代，在告密问题上做得尤其过火。

晚明时期，特务政治横行、告密之风炽盛。于是，当时的文化政治精英们，不是同流合污，便是担惊受怕，否则只能放浪形骸醉生梦死，社会风气异常诡异。

明世宗嘉靖皇帝几十年不上朝，靠特务政治控制朝政。嘉靖帝死后，当时的名士赵贞吉如此痛批高压政治下的诡异风气：

治道由人心维持，人心由士气兴起。今士气委靡成风……以言不出口为淳厚，推奸避事为老成，员巧委曲为善处，迁就苟容为行志，柔媚卑逊为谦谨，虚默高谈为清流，论及时事为沽名，忧及民隐为越分。居上位以矫亢刻削为风裁，官下位以逢迎希合为称职，趋爵位以奔竞辨谀为才能，纵货贿以侈大延纳为豪俊。世变江河，愈趋愈下。

明末宦官魏忠贤当政，曾经害死名臣杨涟。中书吴怀贤在家中读杨涟的文章表示赞叹，便被为家奴举报，魏忠贤便诛杀吴怀贤，并抄了他的家。

· 魏忠贤因明熹宗宠爱而专权，在其势力如日中天之时，为讨好他的大小官员在京内外为其修建了无数的生祠，甚至曾有人提出要以魏忠贤配祀孔子，称「其功不在孟子之下」

《明史》记载，曾有四个人密室夜饮，一人喝醉后大骂魏忠贤，其余三人噤若寒蝉、不敢出声。还没骂完，就有人破门而入抓了四人带到魏忠贤府上，骂人者立刻被大卸八块。其余三人吓的肝胆俱裂。

至于清代大兴文字狱，师生亲友之间彼此举报，更是多如牛毛，不可胜举。

武周时期外姓女皇当政；朱棣以下犯上得位不正；太监篡权窃位；清前期异族入主以少驭多。因为深刻的合法性危机，这些人必须以特别的高压保证反对者三缄其口，只能在正常体制之外，另辟告密这一条蹊径。

特务政治和告密政治，必然是要破坏的已有的社会结构，而自然形成的血亲、朋友、师长、同僚等社会关系，则必然成为被利用的对象，或被打破的壁垒。

举报的现代性

在告密制度的建设上，古代中国远远领先于西方。不过到了激情燃烧的革命年代，西方的举报文化迅速实现了弯道超车。

无论东方西方，古代的告密大多集中于有一定社会地位的文人、官员身上。但到法国大革命爆发，人生而平等之理念深入人心，而顺理成章的是，每个人的反革命言行，也都值得平等的认真对待。

雅各宾执政时期，为了保卫革命，举报和告密成为公民的头号美德。举报是揭发潜在敌人的重要武器，只要被举报，革命法庭可根据证言即刻定罪，将犯人推上断头台。然而，今天将别人推上断头台，明天就会被别人推上断头台。

· 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断头台

此后，这种举报方式被广泛复制传播。

苏俄革命后，类似的情况也发生过一遍，许多人向组织密告党员私下的言行。而后，在1925年召开的联共（布）第14次代表大会上，关于是否应该告密的问题引发了争论。

「告密」一词毕竟太猥琐、阴暗，实在不上台面，中央监委主席古比雪夫建议把「告密」改为「报告」。于是问题便得到了完美的解决。

1932年，12岁的帕夫利克·莫罗佐夫向苏联政治保安局（即后来的克格勃）举报了父亲特罗菲姆，三四天后，特罗菲姆被捕，最后死于北极地区的劳改营中。紧接着，「大义灭亲」的帕夫利克莫名其妙死在了森林中。

于是，帕夫利克被宣布为「少年英雄」，所有的青少年被教育要勇于告发「阶级敌人」，其中也包括自己的父母。

· 苏联宣传中的帕夫利克·莫罗佐夫

· 帕夫利克的铜像。苏联儿童想加入少先队，必须在帕夫利克的塑像前宣誓，然后齐声高唱队歌，队歌中有句歌词便是「向帕夫利克·莫罗佐夫看齐」

人人告密的苏联体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譬如在东德，告密蔚然成风，据说每六十人中就有一人是当局的情报员。

一个意料不到的影响是，留学苏联的蒋经国学会了告密政治。在经过了十多年的人质生涯之后，蒋经国离开苏联前，特意写信告发了斯维德洛夫斯克市和工厂同事的「反党言行」。

国共内战期间，蒋经国奉命到上海任经济督导员，专门打击贪官污吏，设立「人民服务站」，让老百姓告密。退守台湾时，则大肆发动白色恐怖，检举告密无处不在。

· 台湾关于检举的宣传画

在台湾的保密防谍时代，学校强制教唱「检举大匪谍，有功又有钱，奖金真正多，银元有六千。你不检举他，他要把你害，匪谍最可恨，检举莫留情。」少年英雄帕夫利克的影子隐隐可见。

现在，让我们回到《弟子规》。

为什么《弟子规》反对告密揭发？在《弟子规》所做的清代，中国人已经经历过一轮又一轮的告密政治。即便是《弟子规》这样乡下秀才编写的儿童读物，也知道告密举报是不道德的，要求儿童维护人情伦理，保护人与人之间的信任。

我们时代留给下一代人的教导，还能连《弟子规》都不如吗？

参考文献：

1. 曹龙虎：《走向权力的祭台：帝制中国的告密政治研究》，南京大学2011年

2. 郑异凡：《苏联共产党历史上的“告密文化”》，《同舟共进》2015年第7期

3. 何仁勇：《青年蒋经国为何加入苏共》，《同舟共进》2012年第8期

4. 《告发父亲的苏联“少年英雄”》，光明网，2005年12月

5. 张鸣：《人为什么会热衷告密》，腾讯大家2016年

（责任编辑：Aime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