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岁生日快乐，哈贝马斯！
2001年4月的一个晚上，在北京日坛公园附近，哈贝马斯的身边围绕着“中国摇滚之父”崔健、电影导演姜文、作家徐星、哲学家周国平和媒体记者们，他们都希望从这位“后工业革命的最伟大的哲学家”口中，听到关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道路问题、市场经济下的社会与文化，以及知识分子在公共社会能够扮演什么角色等问题的论述。或许，没有哪位学者能够像他一样，身边会围绕着这样一群身份迥异而耀眼的群体。哈贝马斯的这次访华，被认为是法兰克福学派在中国寻找试验田。
于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1929年6月18日— ），德国作家、哲学家、社会学家，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二代人物。
“必须在生活中学会面对人们的敌意。”十五年前的今天，在自己七十五周岁生日时，哈贝马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这位被公认为“当代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的德国哲学家，借助庞杂而深刻的思想理论和宏大而完备的话题体系，自从二十四岁崭露头角以来，便以极富冲击力和争议性的话语，不断地在世界范围内保持着高度的媒体曝光率，以话语论战的好斗方式影响着知识话语和公共议程。
在学术研究和公共话语之间，哈贝马斯总能够找到自己独特的一席之位；在个人号角和众声喧哗之间，哈贝马斯懂得如何在争论中定位正确的批评和良好的政治。这些也让他将自己推进了学术研究和政治实践之间的双重折磨之中，与此同时，也正因为他的公共政治干预活动，我们得以不断地被提醒着重新探索民主及其边界的现实问题。无论是他早期因批判海德格尔的纳粹问题而一炮走红，还是当下为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的欧盟积极辩护，哈贝马斯终生都在探寻着民主的前途和可能。
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二代传人，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不仅影响着学术话语，还不断地在公共领域发挥着作用：
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他对公共领域的形成和瓦解进行了历史谱系式的探索，希望在资本主义晚期续接公共领域的社会功能；在《知识与人的利益》中，他考察了现代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中的角色和地位，为我们认知当下提供了洞见式的参考；在《理论与实践》中，哈贝马斯制定了新的批判理论哲学框架；而后又在两卷本的皇皇巨著《交往行为理论》中，希望通过理性的商议程序，我们就如何重塑社会提出不同的方案，而且在期望政策对批评和修改保持开放的同时，我们也对系统做出修正；当然，面对世界的转向，哈贝马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进行了类型化的重估和分析，为全球民主的健康发展探寻着新的可能……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精通媒体之道的于尔根·哈贝马斯，在严肃的学术研究之外，不断地以激辩的语气，向时代发起了一次又一次的调戏，思考着如何深化民主的事业。当然，由于好斗的性格，哈贝马斯长期都伴随着争议性。不管如何，这位“不想成为思想大家的思想大家”，已经为世界的道路和时代的未来足足战斗了九十年。无论是学术研究，还是公共论战，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如果说知识分子——这种人常常攻击自己的同类，并宣告自身的灭亡——有一件事不能容许的话，那就是变得犬儒。”
值此之际，唯有祝福：生日快乐，哈贝马斯！
撰文 | 新京报记者 李永博 一 反思德国人的历史责任：控诉海德格尔 于尔根·哈贝马斯出生之时，正值经济危机在全球爆发。生活上的重负不断为德国国内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加温，曾被视作民主理想的魏玛共和国已经摇摇欲坠。后来的历史学者常把哈贝马斯和他的同龄人称为“高射炮的一代”（anti-aircraft generation），因为他们的童年和少年时光在纳粹德国时期度过，绝大多数人加入了希特勒青年团，这个准军事化组织的一个训练任务就是让这些十来岁的孩子操作高射炮，击落德国本土上空的盟军战斗机。 哈贝马斯不是个例外，他曾是希特勒青年团的团员，在15岁的时候接受命令操作过高射炮。实际上，哈贝马斯后来透露他的父亲在二战期间是纳粹“消极的支持者”，也承认年少时一度相信过所谓的纳粹世界观。 不过相比于同龄人，年少的哈贝马斯依旧和极端民族主义保持着一定的清醒和疏离。这可能得益于他有唇腭裂这个先天性的身体缺陷。一方面，语言障碍让他成为主流社会的“局外人”；另一方面，长期遭受周边人的歧视也让哈贝马斯拥有更为强烈的道德敏感性。 延伸阅读·哈贝马斯评传 《于尔根·哈贝马斯传：知识分子与公共生活》 作者: （德）斯蒂芬·穆勒-多姆 译者: 刘风 版本: 索·恩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9年6月 1945年，二战结束。这改变了德国历史的走向，也彻底地改变了这位德国少年的人生走向。纽伦堡审判和关于纳粹集中营的纪录片让哈贝马斯痛苦地意识到他的德国同胞对犹太人惨无人道的迫害和血腥事实。巨大的冲击不仅让哈贝马斯因自己民族的深重罪孽而感到羞耻和悲痛，也促使他开始热衷于参与公共事务的讨论。这位二战幸存的年轻人，决心把德国的战后重建当作自己理所当然的责任。 不同于雅斯贝尔斯、汉娜·阿伦特或西奥多·阿多诺，哈贝马斯既不是犹太裔，也没有遭受过纳粹的迫害。他对纳粹历史的反思并非来自赤裸裸的生命威胁，而完全出自于正视事实后的深刻自省。德国人在这场人为灾难中应当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很多人没有勇气去回顾这段不堪的过往，这也包括了当时的德国学界泰斗，马丁·海德格尔。 海德格尔可以说是哈贝马斯从事哲学的引路人，哈贝马斯的博士论文就把海德格尔的本体论作为论证的出发点。但是，当哈贝马斯在1953年读到刚出版的《形而上学导论》中的一段话时，这位虔诚的学生在内心深处感到了“无以复加的震惊”。《形而上学导论》收录了海德格尔1935年在弗赖堡大学的讲座内容。其中谈到了“这个运动的内在真理和伟大”。哈贝马斯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经历过那个年代的德国人不会误解术语中的法西斯意味。 没有任何犹豫，当时大学还没毕业的哈贝马斯花了几天时间写了一篇严厉的批评刊发在《法兰克福汇报》上。在这篇声讨文中，哈贝马斯并没有大力谴责海德格尔在纳粹统治时期的立场，他只是对海德格尔竟然允许1935年的讲座内容不经修正就直接发表；在二战结束多年之后依旧拒绝承认自己的错误而怒不可遏。 青年时期的哈贝马斯。 这篇文章刚一发表就引起了德国知识界爆炸性的大讨论。有些人赞赏他的勇气，但更多人在为海德格尔辩护。海德格尔本人也对此全盘否认。另一方面，哈贝马斯与海德格尔的论辩开启了此后30年德国对二战历史态度的大辩论。1986年，大批历史学者响应西德总理科尔的“新历史政策”，试图通过对纳粹行为的无罪化，为修正主义的历史书写做铺垫。57岁的哈贝马斯在《时代周报》上疾呼：德国人的道德认同与“承认对纳粹罪行的共同责任”紧密联系在一起，需要“批判地继承”德国的历史传统。 如今回看青年哈贝马斯对海德格尔的批判，这场论辩的双方是如此的悬殊：一方是赫赫有名的哲学大师，一方是年仅24岁的大学生。但这场争论标志着哈贝马斯正式登上了他所称的“公共领域”的大舞台，半个多世纪以来履行着一位真正的知识分子的责任。 哈贝马斯部分著作中译本《交往行为理论》（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10月）《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曹卫东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1月）《在事实与规范之间》（童世骏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4年9月）书封。 二 重建战后德国的公共领域 什么样的人才能称得上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和社会之间应该保持怎么样的关系？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德雷福斯事件以来，这样的讨论从来没有停歇，而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的联邦德国，关于知识分子的角色和责任的论辩更是进行得如火如荼。 哈贝马斯对于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也有清晰的看法。他认为，一个人不是仅仅因为是思想权威或具备专业知识，就拥有了知识分子的身份。之所以成为知识分子，是因为这个人积极参与对话，提供赞成或反对一件事情的观点。从质疑海德格尔开始，哈贝马斯让自己置身于形形色色的论辩之中，他相信在他搭建的“交往行为理论”的大框架下， 真理总是越辩越明。 上世纪70年代后期，全世界都弥漫着一股反叛的气息。西德的左翼激进力量难以得到抑制，一群左翼的武装分子分裂成为了恐怖组织，在西德境内肆意纵火、绑架和谋杀，最终诱发了改变整个西德政治气候的“德国之秋”事件。一些保守派学者把激进分子的思想根源归结到法兰克福学派和所主张的批判理论，这让哈贝马斯坐不住了。 在向松特海默的反击中，哈贝马斯用口号式语言斥责他把批判理论和恐怖主义联系在一起。与自由保守主义者之间的这场持久论战，不仅是围绕“启蒙”这个主题的学术论辩，也是在公共领域中对抗70年代末西德急速转向保守的政治氛围。 在这场趋向两极化的对抗中，哈贝马斯仍然相信“交往理性”的存在，也相信有一个比较简单的判断标准：知识分子能否被大众认可，完全取决于论点能否在公共讨论中得到验证，而不是把自己的解释强加于人。 1981年，哈贝马斯完成了两卷本《交往行为理论》，这部代表作让他正式步入了当代最受关注的思想家行列。这几十年间，他也用公共领域的论辩实践来佐证自己的体系王国。 1995年重版的《交往行为理论》（出版： 三 最后一位“欧洲人” 意大利《快报》周刊在1995年采访了66岁的哈贝马斯。当记者问道“现在对您而言，做一个德国人意味着什么？”时，哈贝马斯回答：“确保让人们不会因为1989年那个幸福的日子而忘记1945年那个富有启示意义的日子。”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德国统一的进程，哈贝马斯也逐渐将他的注意力转移到政治理论、法律和宗教问题之上。当无数德国人为柏林墙的戏剧性倒塌而涌上街头欢呼雀跃之时，这位一直“唱反调”的哲学家试图和急剧的历史转折保持距离。国土的统一让他担忧，强权民族主义的观念也在人们不察觉间慢慢复辟。相比于“统一”，他更喜欢“联合”的说法。 从1990年到1992年，哈贝马斯连续两年在《时代周报》上撰文，批评强迫性的“领土拜物教，似乎通过合并民主德国让我们可以获得某种遗产。”但这实际上严重损害了民族的政治自我意识，致使不可能出现某种程度上双方关系对等的统一过程。 德国统一的既成事实，让哈贝马斯担忧德国的大国妄想症可能会旧病复发。早年的经历和对纳粹历史的思考让他根深蒂固地怀疑民族主义和以此为基础建构的民族国家。有更好的替代方案吗？哈贝马斯遵循康德的世界公民观，构想出一个理想的未来世界形态：以民主形式实施社会自我调控的“世界公民社会”，而欧盟就是这个理想社会的雏形。 哈贝马斯和范龙佩（Herman Van Rompuy，首任欧洲理事会常任主席）在进行哲学与政治的对话。 如今，整个欧洲恐怕再也找不到另外一个人，像哈贝马斯这样，热切期盼着有朝一日，欧洲能够成为一个没有国界之分的政治统一体。 对于欧盟分崩离析的困境，哈贝马斯认为答案绝对不是像英国脱欧这样的民族主义的退缩，而是应当改变精英主义的管理模式，加强横向的决策机制。也就是说，问题的根源在于德国和法国等大国政府在欧盟中的霸权地位，剥夺了大多数人民主决策的权利。 在欧洲一体化的讨论之后，哈贝马斯转而开始关注国际法。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他因撰文支持北约的军事干预而饱受诟病，评论家说1968年的哈贝马斯已经站在反越战的前线，三十年后却忘记了美国出于私利的霸权主义。四年后的伊拉克战争，哈贝马斯又批评了美国的出兵政策。九十年代以后，哈贝马斯还参与了基因技术和生命伦理、自然主义和自由等公共话题的论争，时时让自己成为饱受争议的人物…… 究竟是什么，让这位年近九旬的思想家一生持续地介入公共事务，在各种激烈的论辩中立场鲜明地烙下自己的印记，即使遍体鳞伤也在所不惜？是易于愤怒的性格吗？媒体倒是常把哈贝马斯描绘成一个愤怒的老头。至少，哈贝马斯肯定知道打破沉默的代价。他在2004年的访谈中表示，“作为知识分子，……必须在生活中学会面对人们的恶意。有时承受恶意会长达几十年之久。”“……但如果说有一件事不能容许的话，那就是变成犬儒。” 本文内容系独家原创。作者：李永博；导语部分作者：萧轶；编辑：西西；校对：翟永军。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