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后厂村:30万互联网人跳不出的中国硅谷
1、背不出门的LV
林晓冉不敢背着LV去后厂村上班。那个9000块的白棋盘包是她一年前在意大利旅游时买的,同去的朋友在LV店里忙着抢购,纷纷劝她也买一个。她架不住劝,买下了人生中第一个奢侈品。可回到后厂村,包套着盒子和防尘袋在衣柜里躺了两个月,她舍不得拆封。
背着它去上班的情景在她脑海中反复放映:从早高峰的地铁13号线到后厂村软件园长长的步行道,男男女女背着款式相似的双肩背。那是互联网大厂给员工发的,各式各样的logo印在上面。
挎着LV走在这样一群人里,太突兀了。她停止了想象,掏出手机给LV拍照,上传到二手平台原价转让。
在互联网大厂做了3年产品经理,林晓冉的生活两点一线,租住的回龙观,工作的后厂村。百度、腾讯、网易、新浪、滴滴、联想……成堆的互联网巨头公司聚集在后厂村,有人这样描述北京北五环外这块2.6平方公里的土地:“中国单位经济产出和智力密度最高的地方,关键词包括巨头科技公司、码农、高学历、高薪资、平均年龄29.2岁。”
这是个自成一体的小世界。清晨楼下等车、傍晚超市买菜、周末去五彩城吃饭,林晓冉总能碰到眼熟但叫不出名字的面孔,大概率在后厂村见过。辨别对方是不是后厂村互联网人的方法很简单:看衣着,是不是T恤、衬衫和牛仔裤;看工卡,要么挂在脖子上,要么揣在兜里,绳子露在外面。
“不过,这些都是很表面的,也不是最准确的。”她说。
“那最准确的应该看什么?”
“神情,就是被生活折磨得没有任何朝气的人。一看他的眼神,你就觉得,啊,好累。”
2、你说繁华就繁华吧
高旗在望京一家外企工作多年,房子也买在望京。长期西装革履的日子,他习惯了精致有情调的状态。清早出门,双肩背里放一袋日常护理套装:一把指甲刀、一支唇膏、一小瓶香水、一瓶薄荷味的护手霜、一瓶迷你保湿乳液。午休时间,他在意“尝鲜”。望京SOHO的小餐厅高度密集,隔一阵就换一批,他中午步行到美食区就总能吃到新菜。下班后,他走路10分钟就可以到家。
但在35岁这年,高旗却做出一个决定,放弃望京的舒适状态,加入滴滴出行,每天早高峰开车来后厂村上班。后厂村路的拥堵程度,已经成了自媒体大号的推送标题,“多少追风少年,在后厂村路上被堵成了油腻中年。”
为什么愿意忍受这样的折磨?高旗的答案很简单:工资高,发展空间大。在后厂村,每年涨薪10%很常见,而他原来为一个海外品牌做了11年市场相关工作,每年最多涨薪3%。
但很多人刚来后厂村时,都很难适应这里的生活,高收入和贫乏基础设施间的落差超乎想象。网易面试当天,陈一帆跳下公交,跟着导航走了20分钟,走几步就吓一跳,掏出手机到处拍照:砖墙上一排卫星天线,半圆形,像白色的碗;荒地上新栽了几棵树,根部不如人的大腿粗;院子门口两根灰柱子,墙皮掉落,牌子上印着5个黑字:东北旺苗圃。
她发照片给朋友:这是什么鬼地方?
去年的一天,快手的张悦涵收到邮件通知:公司要从五道口搬到后厂村了。她带着好奇读下去,只见结尾写道:大家将迎来福利,附近美食聚集——肯德基、麦当劳、田老师红烧肉。她读了好几遍,忍不住问同事:邮件是在开玩笑吗?
等真搬来后厂村,她才意识到肯德基、麦当劳、田老师红烧肉真的算是美食。因为在辉煌国际广场地下一层“互联网人改善生活的小食堂”里,最常见的是黄焖鸡、麻辣烫、土豆粉。
来后厂村两年了,徐林还是保持着一个习惯,周末清晨7点,步行20分钟到西二旗,再倒两班地铁,坐19站,只为吃一碗豆汁,一个烧饼,四块钱,但路上要花两个小时。没办法,除了公司食堂,后厂村找不到几家早餐店。
吃不好,住也好不到哪儿去。陈一帆去看的第一套房在上地西里,六人合租,一个小次卧月租3000多。中介说这是这一带最繁华的地方,靠近华联和五彩城。这是后厂村人最常去的两个商场,打车过去需要半小时。
这也算繁华?陈一帆走进五彩城,连个化妆品专柜都找不到。中介在回来的路上反复说,真的是最繁华的地方了。陈一帆没吭声,你说繁华就繁华吧。
她又去看了后厂村人的另一个聚集地融泽嘉园,离后厂村5公里。走到小区门口,她明白中介为什么说上地西里繁华了,从龙泽地铁站步行20分钟到这里,她只看到了一家7-Eleven 便利店。回家后,她马上给中介打电话在上地西里租房。
住安顿好了,出行马上成了问题。陈一帆从前只见过堵车,没见过堵自行车,在后厂村见到了。早晨9点半她骑共享单车去上班,一到后厂村路口就陷入单车的包围里。她先拍照发朋友圈吐槽,又给喜欢的偶像尤长靖发微博私信,我们这里又堵车了。发完又回复了几条朋友圈留言,车群还是没动。
林晓冉从回龙观搭地铁到西二旗,再坐班车到后厂村。冬天刮着大风,100多人排着长队,来三趟班车也挤不上去。车程15分钟,等车要一个多小时。“所有的激情、热情都被这个磨没了,磨得你都没有脾气了。”
为了每天通勤时间能短一点儿,后厂村的人们各有招数:一个程序员在下雨天叫不到车,打货拉拉回家。辉煌国际的十字路口,早7点就有30多人排队从大货车上领取卸下来的共享单车,到晚了就没的骑。杨振中的手机上装了3个私营巴士app:滴滴、彩虹、赶趟,好过等待三趟也挤不上去的13号线。
滴滴是后厂村唯一除了出租车,9点后也能报销快车的互联网大厂。从8点半开始,楼下的快车司机停止了接单,他们都等着9点分到远程单。但如果在9点过1分时叫车,滴滴的程序员张晨露说,你大概率要排一小时的队。
后厂村会永远堵下去吗?谁也不清楚答案。人们只知道去年平安夜,快手入驻了,当晚的堵车高峰从8点半延长到了10点。几个月前,绿化带被刨掉一半划为车道,陈雨彤对这个变化的感受是“原来堵5分钟,现在堵4分钟”。而这个春天,腾讯的员工正在陆续迁入。
人被逼急了,什么点子都能想出来。百度的韩小琪有天晚上下班打不到车,灵机一动点了份外卖,搭着外卖小哥的电动车回了家。她把这事当作段子发到公司内网,同事说这办法太好了,下次我也用。
新浪的徐林不愿想这些取巧的捷径,他选择步行回家。楼下的出租车不拉近单,上完8小时夜班后,晚上12点,他走50分钟回到4公里外的家。不看红灯的大货车轰隆隆开过,树丛里窜出的野狗冲他狂叫。为了少一点儿孤零零的感觉,他总是一出大楼就戴上耳机,日文歌和郭德纲的相声交替播放。
徐林走在回家路上时,网易大楼里,张雯还在加班。她抽空刷了一下朋友圈,看到做金融的北大同学也在加班,步行到三里屯酒吧喝了一杯当作调剂。张雯想想自己刚去楼下小卖部买了一瓶椰子水,忍不住自嘲,这就是差距。
凌晨1点,徐林到家了,还没睡的赵凯给他开门。但对于紧闭房门的另一位室友,他俩谁也说不上来是个怎样的人。徐林喊不对他的名字,而赵凯搞不清他究竟在哪儿上班。刚搬来时他说过,但是赵凯忘了。“过去一段时间了,就不太好再去问你在哪儿工作这种问题。”
多数时候,他们闷在各自的小卧室里。灰尘从赵凯房间的窗户飞进来,刚来的时候,他隔几天就拿一块抹布趴在地上擦,如今没这个精力了。
徐林半年前发现床歪了,左边低右边高。或许是床下弹簧出了问题,但他懒得修,想起来就累。他在床左边垫了三个枕头,免得滑下去。这样固然不那么舒服,但他也无所谓,因为累到几分钟就睡着了。
3、苦是阶段性的
过着这样缺乏品质的生活,为什么不离开后厂村?从山东淄博来到北京的赵凯说,大概是因为原本对生活要求就不高。工作一年后买下2000块的switch,他已经很满足了。花几万块钱买一个东西,这种事他没想过。他的同事杨振中买衣服首先考虑性价比,“超过三位数我就得think think了。”
这不只是直男程序员的心态,后厂村的女孩们很多也这样。林晓冉戴着59块的粉红色吊坠项链,衣柜里挂着29块的黑色纱裙和80块的格纹西装外套,都是在淘宝上买的。衣服单价不超过100块的消费习惯在后厂村很普遍,简单来讲,穿得差一点儿不会痛苦,因为大家都很朴素;穿得好一点儿也不会开心,因为“没人在乎你穿了什么”。
后厂村的普遍观念是,未来比当下更重要。会为现在的生活质量感到困扰吗?这个问题的答案往往是“趁年轻先拼几年”或者“苦是阶段性的”。
如果你内心不认同这一套,离开可能是最好的选择。在澳洲读研的北京男孩石磊一结束寒假实习,就打定主意不再回来了。澳洲的互联网员工五六点准时下班,有丰富的个人生活。留在墨尔本,他一周还能去3次击剑。为了工作忍受这种偏僻和贫乏,他觉得没必要。
但对于后厂村的多数人来说,可能没有更好的机会。“我们这边很多人的路其实早就已经划好了。”林晓冉2014年从山东的一所985高校毕业,她觉得想做互联网行业的年轻人,在小城市找不到合适的岗位,不待在北京,不待在后厂村,还能有多少选择呢?
实际上,后厂村的人并非没有消费能力。买起科技设备来,钱花得痛快。丁阳天的外星人电脑要两万多块,为了办公轻便,他还买了个小一点儿的Surface Pro,5000多元,还买了1000多块的罗技鼠标、2000多块的苹果耳机。他知道有些也不符合性价比,但是“就像国贸的人买奢侈品一样,其实是另一种装逼的需求”。
但这本质上还是升级生产力设备,算不得生活消费。相比于享受生活,后厂村人更愿意把钱攒着买房。这里的非京籍年轻人超过七成,在这个城市站稳脚跟比生活得舒服优雅更重要。
过去半年,徐林为省钱买房算了一笔日常开支的账,发现在食堂吃饭每月要花400块,自己带饭最多200块,于是每天买菜,在家做好一荤一素,再没吃过食堂。“其实你说这两百块钱有什么,但就是一种心理安慰,告诉自己我在努力省钱了。”
半夜12点,林晓冉还在上网看房。她家在河北农村,不想在村里待一辈子。上班5年,她节衣缩食攒了一笔钱,加上部分借款凑齐130万首付,想在回龙观买个330万以内的一居室。为此她每个月要还将近15000块的贷款,是她月收入的一半多。
听说她要独立买房,父母表示支持。但当听到三百多万这个数字时,他们吓坏了,让她赶紧回家。
“他们不明白我已经走出来,就没法再接受回去的生活了。”一次回老家时,林晓冉见到了高中同桌,大专毕业后留在县城做中学老师,嫁人、买房,在当地安居乐业,看上去挺知足的。但林晓冉很确定,那不是自己想要的生活。
半夜看完房子,她又习惯性地打开几个公众号的推文,浏览那些让她心动的家居好物。她幻想着将来买房以后用这些物品将家填满,但那是以后的事情,现在,她不允许自己下单。
可是买房以前,对舒适居住的向往该怎么满足呢?林晓冉的方案是,出差时住尽可能好的酒店。有时候报销额度不够,她就跟同事拼一间。有时她信用卡攒够了积分,就用信用卡权益换来住一晚免费的五星级酒店。
她捎回酒店里的茶粉、咖啡粉,凑了两大盒放在书桌边的架子上。浴室一角堆着60多瓶五颜六色的沐浴露和洗发水小样,按不同酒店成列码好,“这是洲际的,这是希尔顿的,这是凯悦的,这个是我最近刚住的钓鱼台的。”
一瓶小样40毫升,用两三次就没了,她只在心情不好的时候才舍得用。“其实它可能也不是质量很好,因为它就是灌的。但我用它的时候感觉特别好,像在住五星级酒店。”
每次住酒店,她喜欢泡浴缸。最近看房,重点就看卫生间的大小,哪怕是买一居室,也一定要装浴缸。“我也不是喜欢泡澡,但那种感觉特别好。那一刻我会有点儿接近于理想状态中的自己,一个在职场上面有一定成就的女生。”
4、我们离得太远了
来后厂村后,最大的改变是什么?赵凯觉得是情感越来越贫乏。一个标志性的节点是,2018年春天,他退出了公司的狼人杀俱乐部。
刚入职几天,他就迫切意识到,未来的生活可能会很孤独。在公司只跟几个同事打交道,下了班根本没工夫进城社交。内网上组织狼人杀的帖子引起了他的兴趣,这是他能想到成本最低的社交了。
每周五晚在公司会议室和陌生同事游戏聊天的日子持续了两年,他换了组,工作强度明显变大,9点前再没下过班。“一下子特别累,累得不想再说话了。”一个周五,他没去狼人杀,从此再也没出现。
他缩回自己的小卧室,下班后一个人打switch,偏好都市设定的简单剧情,贴近现实不费脑子。有人向他推荐一款玄幻游戏,名字8个字的主角住在名字10个字的地方,拥有名字一长串的道具,他看了一眼就觉得好累,赶紧关了。
结束一天的疲惫后,他最爱上B站刷游戏视频,但一段不能超过3分钟。点开看到长度是6分钟,他立刻关掉,“累的时候没办法集中那么久的注意力。”
时间久了,他发现自己不太会跟人聊天了。参加日语等级考试时偶遇一个姑娘,当天就拉着他去一家live house听演唱会。他心里惦记着她,但总是想不出约对方再次见面的理由。“想不到见面说什么,我就觉得好尴尬。”
他回想大学时,友情的维系相对容易。一起去食堂吃西瓜、一起上自习,大家都住得近,也不必刻意找话题。后厂村不是这样,想在这里交到朋友太需要主动性,但换个角度来说,自闭的人也能很自然地生存。“敲代码的工作,其实你不怎么和人说话也没关系。”对于性格腼腆的他来说,很难说清这是好事还是坏事。
总有那么几个瞬间,他觉得生活不该如此。一个周末,他睡到下午1点才醒。睁开眼睛,厚窗帘拉着,墙皮掉了一块,还有几道发暗的划痕,门上粘着扭曲的胶带。那一瞬间他觉得自己像住在一个洞里。
另一次,徐林去日本旅游,赵凯一个人住了一星期。徐林回来那晚,他迫不及待想聊天,张口的一瞬间,嗓子好像粘住了。他才意识到,自己已经一周没和人说过几句话了。
过去两年,林晓冉一直单身,常来往的只有组里同事。几个月前,同事介绍她认识了一位海归程序员。她动了心,约会进展也顺利。但不到一个月,男生突然提出,以后别再见面了,理由大概是她不太会交流,急着把自己的一切展示出来,表现得太强势了。这件事刺激了她,她怀疑自己是不是失去了和人恋爱、交流的能力。
一个朋友说她是自杀式单身,不主动扩展社交圈,就自己闷在屋子里幻想爱情。她到处问别人,你觉得我是这样的吗?
为了改变现状,她鼓起勇气上豆瓣发了征友帖,几天后有人联系了她。刚聊几句,对方就说了结束语:你挺好的,但我在东四环十里堡,我们离得太远了。
她在公司内网发帖,征人一起搭顺风车、一起领养小猫,也想着能顺便征个友,就让同事在评论区发了几张她的照片,每天盼着回信,结果没有等到。
没办法了,她又在同事的推荐下加了公司的两个单身群。内部群900多人,离职人士和后厂村其他公司员工组成的外部群500多人。看到这么多人都是单身,她感到些许安慰,也期待着能在群里认识新朋友。
但几天过去了,群里没人讲话。
一个周末的晚上,陈一帆坐了17站地铁、倒两趟线、花一个多小时到了国贸。在后厂村过了5天的憋闷日子后,她想和城里的朋友见一面。
晚饭后,姑娘们溜达到SKP,走进那扇金色旋转大门。商场里尽是万元起步的奢侈品,买不起,但看看也开心。路过鞋店,她指着一双鞋子问朋友,这双好看吗?看到衣服也点评一句:那件真不错。
朋友一直低着头,忙着和男朋友发微信。陈一帆被晾在一边,渐渐也不再说话。走到扶梯口,她突然加快脚步跑了下去,听到朋友喊也没回头。回程地铁上,她靠着杆子掉眼泪。到了第三站,朋友转头看到她满脸的泪痕,吓了一跳:你是因为买不起SKP的东西吗?
陈一帆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样——进一趟城真的很不容易,导致她对这次活动的期待太高了。害怕给朋友造成压力,她没有说出心里的那句话:“当时我就是突然想到,我一个人在北京,真的很孤单。”
5、在家没事做,来加个班
“我什么时候会想辞职呢,就是在我没事做的时候。”杨振中说,待在后厂村,高强度的工作、寡淡的个人生活、社交匮乏的孤独都击不垮他,因为他知道一切是为了事业。但他最怕的也是工作价值被消解,那会让他直面一个问题:如果不存在自我实现,到底为什么要待在这儿呢?
陈晓琪在百度7年,如今忙到每天3杯黑咖啡才能提起精神。丈夫胃病3天,8岁的孩子病毒性感冒5天,她顾不上照顾。几年前,同为互联网高管的朋友卖掉北京的房和车,跑去丽江开客栈。她动了心,也去体验。但过了一周她就待不住了,觉得还是每天看着无人车测试的日子带劲儿,又回到后厂村。
但不是谁都能找到坚实的价值寄托。林晓冉确切记得自己入职的日期:2016年4月25号。那天早上,她迟到了,赶着去参加新人入职会。她的上一份工作也在互联网,走进办公楼时她告诉自己:我要在这里待3年,升到P5(总共10级,P5为高级工程师),然后就换平台,去一个更大的世界。
没想到,3个月后就强制调岗,不到3个月又调岗。3个业务彼此间毫无关联。她眼中的互联网大厂是个系统,人跟着架构的调整而流动。
现在的核心工作是什么?她脱口而出:“拉群。”最近她又调了岗,现在服务的产品以技术为主导,留给产品经理的创造空间很小,她多数时间在做内部的沟通协调。当初给自己定下的3年职场计划,如今她很少再想起。现在的工作有什么价值?她不太确定,“感觉这个产品没有我,它也一样正常运转。”
她28岁了,过去3年连续升了3级,现在是P6,在同龄人里算是比较高的职级了,但她仍觉得现有的职业能力不足以带来安全感。上一次转岗面试,她表现欠佳,但还是通过了。事后她问经理,为什么选我?得到的答案是:我们需要一个长得好看的女孩。她猜对方可能是在开玩笑,听了有点儿开心,但再一细想,心里又有点儿不是滋味。为什么自己的面试能力总是提不上去呢?
有一次,她和一个女程序员在群里讨论工作。她提了一个问题,对方回复说,长得好看也要思考啊。她当时没在群里说什么,“但是我私下里真的气死了。”
最近她常想起这些事,在工位后的小柜子里放了一面镜子,一闲下来就扭过头,忍不住想看看,现在的我状态怎么样?
一个普遍的现象是,在后厂村,很多人周末没有要紧任务也会主动去公司加班。一个周末,陈晓琪开车来公司拿电脑。进了地库,她发现没带工卡,刷不进楼。没过几分钟,有人开车来了。陈晓琪问他,你干吗,来加班吗?对方回答,我在家没事做,来加个班。
“根源就是生活匮乏、社交窄,你也没地儿可去,只能去加班。”杨振中对此这样理解。他身边不少同事都有这个习惯。他自己也常九十点下班,不是公司强制,而是自愿为工作多留一会儿。他是山东临沂人,家庭条件不太好,“所以我特别珍惜机会,特别珍惜机会。我觉得不管什么岗位对于我来说,都是价值所在。”
他现在做AR,行业还处在从0到1的阶段,对于自己的未来,他看不清楚,能做的只有尽量勤勉。“北京能让我们扎根的机会越来越少,我们就只能自己多折腾折腾。我觉得这算是我们这一代,在这样的一个时代背景下一个基本的心态。”
和后厂村的互联网人谈加班文化,会发现一些人的态度很模糊。3月底,一个叫作996.ICU的项目在GitHub上传开,抵制互联网公司的工作制度:早9点上班、晚9点下班,每周工作6天,生病住进ICU。梁浩宇早10点上班,晚12点下班,周末不要求加班,但如果项目出问题,随时要赶去处理。他在朋友圈看到了关于996的讨论。
“从大的行业角度,我想不出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没有996很多事就很难推进。”他的眉毛拧在一起:“从我个人的角度,那要看收益和付出是不是成正比。”他眼中的收益,包括钱和这份工作能带来的经验和成长。
“如果给你足够的收益,你就能接受996吗?”
他想了一会儿,眉毛拧得更紧。
“还没发生的事情,我也不知道。”
对于996这个话题,林晓冉没什么感觉,“这也不是对的,但就是一件很平常的事吧,不会觉得有太大问题。”她强调京东、阿里比他们累多了,后厂村目前还没有强制996,“实际996和规定996,给人感觉还是不一样的。”
赵凯目前的工作强度也不到996,但他关心事件走向,觉得身边的讨论正在跑偏:大家开始要求行业保证合理的加班费了。他感到困惑:“这不是个错的事情吗?给多少钱,也没有权利挤占我们的生活和健康,怎么都在要钱了呢?”
6、感觉不是我的世界
后厂村大厂的每栋办公楼都像一个小区,只要你愿意,24小时待在里面也没问题。食堂供应三餐,健身房里能洗澡。新浪有医务室和美容美发店(男剪发30元、女剪发60元、美甲88元、美睫128元),网易有宾馆:50个房间100张床。但加班的人不止这一点儿,想留宿要提前一天预约。
赵凯觉得这很像父母待了一辈子的石化企业,建在城乡结合部,里面有各种设施满足基本需求。小时候他不理解,人怎么能待在这样的地方,接受这么狭隘的生活?现在他自己也待在后厂村了,偶尔忍不住反思:这样是不是在和更大的世界切断联系,久了会不会失去探索的热情?
上一次进城是什么时候,林晓冉已然记不清。有次去国贸和朋友吃饭,她只待了一小时就想赶紧回家。国贸给她一种奇怪的感觉,像出差去了另一个城市。“我觉得那不是北京,跟我没什么关系。现在北京对我来讲,就这么大点儿地方,生活这样子就够了。”
她预备的130万首付能在更好的地段买房,但她看房的范围还是回龙观。在那里租房4年,离开了就没安全感。她听说回龙观随便拎出一个住户,可能是一家互联网大厂的中高层,可能年薪百万。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已经那么有钱,还是留在做一个普通员工时住过的回龙观。“他就没接触过金融街那些人过的日子。不能说贫穷限制了他的想象力,因为他不穷,但他的想象力就是这样子了。”
改变生活的冲动,她也曾有过一次,那是在去年夏天。从加拿大回来的朋友借住在她家,想去逛夜店,她从没去过。夜里11点,朋友拉着她进城去工体,一条街上有七八家夜店,他们挨个进去感受气氛。
一家夜店刚开,人还不多。灯光闪烁,把她的脸照得五彩斑斓。朋友挤进人群跳舞,她端着一杯鸡尾酒独自坐在卡座,隔几分钟就伸长脖子,默默寻找朋友的身影。不一会儿,朋友带了几个舞伴回来。音乐震耳欲聋,他们趴在彼此耳边大声喊话:
“你做什么工作的?”
“常来玩儿吗?”
没人在乎答案,但那是种特别的交流。“感觉和后厂村不一样。”
林晓冉从此喜欢跟着朋友去夜店,那让她感到新鲜。“我才知道北京的晚上是这样的,有这么多人,原来还有这样活着的人。”两周后,朋友走了,她发现自己很难再回到过去的生活。上了班,她给同事讲夜店经历,大家听了都很震惊,纷纷想去体验,但临行前又总找借口推辞。
一天晚上,她所在的小组团建,大家借了一辆宝马,开到望京吃晚餐。她们事先说好,难得离城里近,饭后一起去夜店。导航定位到三里屯,车子启动,眼看去夜店的心愿终于要实现。但车只开出一公里,大家纷纷退却:要不,还是回去睡觉吧。
她们掉转车头,又把导航目的地改成了回龙观。
“我总觉得大家到了临了,还是觉得那个地方不属于自己,就不想去感受。”林晓冉叹了口气。
因为没有人愿意一同去,她很久没有再去过夜店。4月的一个周五晚上,她终于又去了一次。“我都一年没来了。”她一路反复念叨着。到了店门口,戴着棒球帽、穿着松垮裤子的年轻人纷纷往里走,她突然停下来跟朋友感叹:“这么晚这里还有这么多人。”
“人多不好吗?”
她露出拘谨的笑容:“感觉不是我的世界啊。”
7、跳不出的后厂村
林晓冉的世界从回龙观到后厂村,范围总共10公里。她原打算在这个小世界里一直待下去,但一切在一周内发生了变化。
先是她组里的7个同事都主动走了,有的离职、有的调岗。她转到陌生的岗位,目前看来还算稳定,但前景不明。接着她接到一位前辈打来的电话,那人如今在一家创业期的互联网公司,近年势头不错,允诺一笔不错的薪水和更大的发挥空间。公司在中关村,欢迎她跳槽过去。
现在她面临一个抉择:要不要离开后厂村?
对于一些人来说,这个问题并不困难,后厂村只是人生中短暂的一站。杨辰是上海人,毕业前在百度实习了3个月,原本有机会留下来,但决意离开只在一个瞬间:那一天,他在工位上久坐腰痛,便站起来活动。透过巨大的落地玻璃,他看到了对面的别墅区西山壹号院。
“我当时突然在想,远处的那种生活,是不是一辈子也不会和我有什么关系?”他说那距离不是财富的差异,而是如果身在国企,也许还能想象退休以后,过上天天晒太阳喝茶的悠闲日子,“可现在是拿命换钱的状态,只觉得那种生活我永远抵达不了。”
可对另一些人而言,离开的确是件困难的事。不少人在几家互联网大厂间来回跳槽,只跳槽不搬家,跳来跳去也跳不出后厂村。
赵凯考虑过未来,如果有一天离职,还能去哪里?要让自己的技术和做的事情得到认可,他能想到的几家公司基本都在后厂村。出国或许是条出路,他的一个同学在日本的互联网公司,工作只需朝九晚六。但真要去日本,还得过一道语言关,他想想还是觉得太遥远了。
换行业就更不可行了,何卫保明确知道,他没有更好的选择。对于一个小县城出身、性格有些羞涩的年轻人,“互联网是最公平的行业。”这里一不看背景,二不看社交能力,掌握了技术就有上升通道。
他毕业前在网易实习,后来校招进了腾讯,得知公司不久后将从知春路迁入后厂村,就在靠近后厂村的龙泽租了房。如今一年过去了,他所在的部门迟迟未搬。尽管每天通勤往返1个多小时,他始终不敢离开后厂村的出租屋,重新找一个价格合适的房子太难了。
高旗在今年春天主动辞职,去了一家外企,这次跳槽没有带来涨薪。经历过不同行业,他更理解后厂村为什么是个走不出去的地方。刚毕业的年轻人在很多传统企业起薪只有五六千,待两三年也不会升职。互联网公司开价就是一万以上,只要干得好、跳槽快,薪水和职级都可能迅速攀升。“经历过互联网没法再去传统行业,你只能在那个里面了。”
到底要不要离开,林晓冉一天一个想法。前一晚下定决心:“趁年轻还是要拼搏。”第二天坐到工位上又开始犹豫:如果创业公司失败,万一几年内回不了大公司怎么办?
在一些人眼里,后厂村荒僻冷清,有更好的机会一定尽快离开。但对她而言,这个地方并没那么难以忍耐。从小长大的村庄更荒凉、更封闭,很长一段时间里,她觉得自己县城的人是最多的,“其他的世界我都不相信有人。”高考后来到城市,她曾经很喜欢在乘火车和飞机时坐在窗边,看田里有人在奔跑,看高空下城市的车水马龙,“我会有一种感觉,原来这个世界上,那个地方也是有人的。”
在后厂村3年了,她很难理清,自己对这个地方究竟抱着怎样的情感。有时,她把这里看作一个消磨自己的地方,厌恶心理上的自我封闭。一个晚上,她发来微信:我是不是斯德哥尔摩综合征?
但第二天晚上,她又发来一篇讲述后厂村生活的公众号文章,文中很多细节铺陈了互联网人在这里留下的回忆,她建议仔细阅读,“里面部分表达了我对后厂村的留恋。”无论如何,那是她奋斗过的地方,承载了3年来追求阶层跃升和未来更好生活的梦想。
4月份去工体夜店的那一晚,车窗外下起细密的雨,工体一带的红绿灯光晕染在玻璃上。难得进城一趟,她打算暂且把去留的纠结放到一边,先好好度过今夜。
时隔一年,那家店比从前更红火,站在人群中伸不开手脚。喝完一杯酒,她远远看着很多人跳舞的地方,犹豫了一会儿便挤了过去。一年前,朋友会拉着她跳上狭窄的横条台。五六个人站成一排,朋友拉着她的两只手,鼓励她尝试放松。
她回想着那一刻,音乐强节奏的震颤让她心跳加速。身体开始自然晃动,手臂在空中挥舞。她感到自己被释放了,就在眩晕中闭上眼睛。█
(应采访对象要求,部分人名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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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撰文:洪蔚琳
编辑:何瑫
摄影:张博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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