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院长单霁翔退休，解密你所不知道的单霁翔
编者按：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今日（4月8日）退休。原敦煌研究院院长王旭东将出任故宫博物院院长一职。
单霁翔于2012年出任故宫博物院院长一职，是故宫历史上第六任院长。在其上任的近7年里，因其一系列推陈出新的做法，使故宫屡屡刷屏，备受瞩目，形成当今互联网时代一道独特的文化现象，在任期间，被称为“网红院长”。
本文来自网易科技《后厂村7号》（ID：tech_163），作者章剑锋，经授权发布。
单霁翔来了
黑色中式对襟衫、脚踩老北京“懒汉”布鞋，北京的早春时节，一副标志性着装的单霁翔又现身了。
3月23日和24日，是周末。前一天，他出席了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后一天，他出席了腾讯新文创生态大会。马不停蹄，花甲之年的单霁翔，节奏不是一般的强，隔天转场，连身上的着装都没有换过。
“我们就是要把这些文物真正的活起来，活在当下，活在每个人生活中”、“就是要把权利交给社会公众。”
高台之上，灯光与目光聚于一身，发色已显灰白的单霁翔在讲这些话的时候，中气充沛的嗓音，难掩高亢和激扬。
三句话不离本职，单霁翔向人们一项一项地推介故宫正在进行的变革和创新，向人们讲他为什么要推动故宫走向大众视线、迎合互联网时代。
从讲演现场下来，单霁翔下一个安排是出差外地，没有稍事停留，马上就要赶往机场。
一拨人把他堵在后场通道中，电视台工作人员把话筒递到跟前，一定要他接受采访。
站在墙跟前说了几句，满足了当事记者的需求，但还有好多家媒体要采访。在工作人员接连挡驾遮护之下，单霁翔终于得以脱身，和助手单独乘上电梯离开。
单霁翔被追逐，不输任何明星，又有所不同。舆论上看，明星流行，往往指代文化的失落，而他的走红，则被叫做文化担当。
通过对故宫里里外外进行互联网化、数字化的改造升级，成功操盘，实现了一波接一波的“吸睛”、“吸粉”。在单霁翔运作下，古老而沉寂的文化遗产具有了罕见的表达张力。
贾文忠上世纪九十年代就和单霁翔认识了，目前单还担任着中国文物学会的会长，贾文忠负责的专委会，大小事项都需要向单请示汇报。
亲民、没有官架子、实干者——在《后厂村7号》（ID：tech_163）记者接触到的单霁翔朋友圈里的人，对他及他所做的事情，都有类似的评价。
“我觉得单局还是性情中人。”贾文忠告诉《后厂村7号》，他眼里的单霁翔，“官气不重，谁都可以跟他说得上话，谁都可以交流。”
能让一向以皇家气派、高山仰止的面孔示人的紫禁城活泛生动接地气，不仅是技法上嬗熟多样、轻车熟路，从更为内在的性格、学识等个人素质上来讲，身为故宫操盘人的单霁翔，也不无底子和优势。
2004年10月25日，江西财经大学的两个学生记者怀着陌生和怯懦的心情，和单霁翔遭遇。
单霁翔一贯的观点是：文化遗产保护，无法孤芳自赏，需要与民众平等交流，用平民化的方式说明自身工作的意义，为民众所理解。
“到了故宫都是坎儿”
2011年8月5日清晨时分，单霁翔接到组织上的通知，翌年他将出任故宫博物院院长。
一个国家文物局局长，去担任下属单位一把手职务，尽管文化部党组成员和副部级的职级身份不变，但在一些人看来，这种由高走低的任命未免异乎寻常。
李韵告诉《后厂村7号》，单霁翔从一个管全国文物的局长，变成了管（故宫）一件文物，权力变小了。但她同时认为，在当时的背景下，单霁翔出任故宫博物院院长，是不二人选，因为他具有的“魄力”和“个人魅力”。
《后厂村7号》注意到，单到故宫任职轰动一时，人民网还特别给他搭建了一个新闻专题，文辞之间，满是冀望和看好。
当时的故宫，发生了一连串的事件，失窃案、错字门、会所门、哥窑钧瓷损坏等，人称“故宫十重门”。信息披露的不及时，不透明，将故宫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
在故宫遭遇这种历史性严峻节点时，单霁翔的走马上任，多少带了一些临危受命的意味。
单霁翔上任后一个月，即召开一次媒体通气会，谦称：担任院长一职，对于他的能力、学识和经验都是一个挑战。
单霁翔首要的事务，是与媒体建立互动机制，让故宫与公众之间的关系变得透明和去沟壑。
李韵记得，故宫原来与外界舆论的互动很少，单霁翔上任后，大大小小媒体都接待。在她眼里，单是那种善用媒体、善待媒体的领导。
单霁翔的行动力，在《后厂村7号》记者接触的采访对象中颇有口碑。
“非常不容易，他敢于打开一座一座的门”。央视“百家讲坛”主讲人、著名晚清史学者贾英华说，“打开门意味着责任，罗嗦事儿就容易全来了。”
贾英华认为，假如做不到心中有底，后续的一系列创新、开发、利用和保护预案，不免会有极高风险。在他看，“老单不是盲动的。”
贾英华原来在国家某部委任职，2012年退休，当年正好是单霁翔到故宫初上任。两人几年没见了，见面一握手，单就对他说，祝贺你安全着陆。
这句话一直印在贾英华的脑海里，“体现一种什么心态呢？就是说，他这个人，第一注重的还是安全”。
故宫的院长不好当，在单霁翔的圈子里几乎是共识。故宫历史上，遇“坎”的院长，不乏其人，远如易培基，近如张忠培、郑欣淼，任内不是失窃，就是火灾，以致故宫院长无形中沾上了一层宿命的色彩。
“这些院长都想把事儿办好，都想把故宫博物院办好，但是由于各自不同的阅历和不同的角度，都遇到了不同的问题。”贾英华告诉《后厂村7号》，“故宫的人有这么说的，他们这些人，一个人一个命，到了故宫都是坎儿。”
单霁翔上任一年多后，故宫突发食堂命案，展览部一位设计师因为工作矛盾将部门两位领导刺死，给原本就处在多事之秋的故宫又添舆情负重。
贾英华说，单霁翔“在这种情况下能够迅速安定局势，而且能够不甘心于守旧，能够有创新思维，难得。”
“所有压力都压到他一个人身上了”
俗语讲，一入宫门深似海，人们只看到了单霁翔入宫后给外界带来的欢快、热闹，但单霁翔却说，他是“如履薄冰”。
奇怪的是，一边声言故宫院长是高风险职位，“有今天没明天”，一边他还在继续“盘活”故宫。
单霁翔所有行为都有一个理念原点，认为开放利用才是最好的保护，对于木结构的建筑，他的看法是越经常使用和维护越安全，如果闲置反而糟朽得快。
至于守护故宫的责任，照单霁翔的意思，也不是他们一帮子人关起门来就能承担得了的，而把故宫的门进一步打开，在他逻辑中反而有利：“当人们获得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和收益权的时候，文物才更安全”。
不四平八稳地在原来那座“冷宫”站好最后一班岗，而选择一反常规套路，在单霁翔的旧交于中宁导演看来，这和单那种“就是要做点事”的性子不无关系。
于中宁说，单霁翔正面对着传统的文物保护观念的怀疑、质疑，“觉得他是不是有点太新潮了。”
《后厂村7号》（ID：tech_163）记者了解到，单霁翔的创新做法，让故宫人工作强度不断增大，有员工说，他们的工作量在原来的基础上提高了两三倍。
亓昊楠和他的师傅王津，因为2016年《我在故宫修文物》一片走红，成为故宫网红之一。
故宫火了，让文物修复的传承受益，原来亓昊楠的部门只有三个人，招人都难。现在，他和王师傅都收了各自的徒弟。
在亓昊楠眼中，单霁翔雷厉风行，是个强有力的人，“全院禁烟，说不能抽烟，那就不能抽烟。然后拆违建，说拆就拆。”
李韵称，单霁翔的身体力行对故宫开创新局面起到了极大推进和示范。她讲了一个小例子：故宫禁烟后，他每日在宫里例行巡查时，都会去捡拾游客丢弃的烟头。上行下效，如今故宫地面上找不到一个纸片，一个烟头。
最近一次的“上元之夜”，其中的挑战事后也被披露：在没有经费、计划的背景下，接到任务后，单霁翔初三把休假员工召回，十二天内，加班加点，合力应对。
“没有经验，时间也紧，第一次就把它做得十全十美，谁也做不到。”亓昊楠说。
他明确挺院长，“我觉得领导干部敢干，而且干的每一步都是对故宫有好处的，应该支持。”
把自己的人搞得多多的
履新之时，有人问单霁翔，新官上任三把火，你准备怎么烧这三把火？
单答：故宫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木结构建筑群，最怕火，所以我一把火也没有。
从《后厂村7号》记者的采访中来看，擅于做人的工作、团结到各方面的力量，是单霁翔操盘故宫的一大特点和看点。
到了故宫，推陈出新，又没有汰旧换新、全盘改换，单霁翔不像传统的改革者那样激进和突兀，而更多显现的一团和气。
有采访对象说，人事关系上，一般都是人走茶凉，但故宫的几任院长，关系都比较融洽。
2017年7月以前，故宫共有两位退下来的正院长，一位张忠培，一位郑欣淼，加上在任的单霁翔，三个人有时候会上演琴瑟和鸣的场景。
大高玄殿五年前启动半个世纪以来的首次大修，天下着雨。仪式上，三任院长到场。
单霁翔讲话，淋着雨，没人给他打伞。郑欣淼讲话，单霁翔给他打伞。张忠培讲话，郑欣淼给张打伞。
现场照片，日后被单霁翔放到演讲PPT中。讲到郑欣淼，他在他姓名前加上“老院长”的称谓，讲到张忠培，他在他姓名前加上“老老院长”的称谓。他说，“什么叫传承，这就叫传承。”
张忠培在2015年专门以《故宫人放心，我也放心》为题在《光明日报》上发文，赞单霁翔“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超旧人”，说他是工作狂和拼命三郎，“为故宫开创了新局面，搭建了上升的新平台”。
至于郑欣淼，虽然没有公开为单霁翔站台，但他在退休后，仍在故宫扮演着自己的角色，至今担任故宫研究院院长，他主持的故宫专业讲座，也在继续举办。有些重要的场合，他会和单霁翔一块儿出场。
单霁翔透露过，故宫有350名高级职称的研究人员，70%以上都进入到退休年龄，有的已退休多年。他说这都是故宫最宝贵的财富，为了把他们请回来，故宫研究院先后设立了20个研究所。
李韵说，发挥了这些人的余热，对于老先生们是好事儿，对于故宫，也是一件好事儿。这是一个双赢的事情。
这都是在业界具有举足轻重的话语权的人物，其中有些老先生，是可以上达天听的人，曾为文物保护屡次致信中南海，资历与声望显著。
“他比较尊重那些老先生，过年过节开各种会，都要征求一下老先生的意见，比如谢老（谢辰生）、罗公（罗哲文）这些老先生。开各种会，都把这些老先生搁在前面。”贾文忠说。
在一篇缅怀考古界泰斗、北京大学教授宿白的文章中，单霁翔回忆，节日期间拜访德高望重的学者，近20年来不曾停止。
2018年底，中国文物学会换届改选，合影的时候，贾文忠朝第一排看，没见单霁翔人影，坐着的都是老先生们，倒发现单站到了后面一排。“在我见到的场合，基本都是这样的”。
还在国家文物局的时候，单霁翔就很关注老先生们的意见，具体到全国文物局长会议上应该重点强调什么问题、部署哪些工作，都要一一咨问，而老先生们对于单霁翔工作的推动和帮助，也不乏其事。
单霁翔发现同期有新节日设立，提出疑问。得到答复说，那是领导人基于重要性特批的，你这个如果有明确批示，也可以。
单霁翔回头就和谢辰生、吴良镛等11位老先生座谈商议，由他们用毛笔联名写信给中南海，力陈设立文化遗产日的必要性，获特别批示。第二年就实现了。
单入职故宫，也获得了老先生阵营的支持。谢辰生在“十重门事件”时期就质疑过故宫，言之深责之切，那几年谢与故宫并无交流。知道单要当故宫院长，谢说，希望也相信他能搞得好，不要再出问题了。
单到故宫后，成立了数个院外专家参与的专委会。单说，他们的作用就是“对我们的工作予以指导”。比如故宫修缮、平安故宫工程等专家咨询委员会，谢辰生都在其中，几年未与故宫交流的局面由之一改。
在2018年出版的《谢辰生口述》一书中，谢辰生评价单，“现在故宫干得也不错。”
“民众是文化遗产的真正主人”
2003年3月9日晚，位于东二环朝阳门的文化部餐厅里，陕西省眉县杨家村的王拉乾、王明锁、王宁贤等五位村民，在这里吃了一顿饭。
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在这里专门设宴款待他们。五位村民紧挨着单霁翔而坐。席间，单霁翔给他们一一递烟点火，不时夹菜。
一个多月前，五位农民在劳作时挖到埋藏着27件西周青铜器的洞穴，报告给文物部门。这批文物对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研究具有极高学术价值，被考古学界称为“21世纪重大考古发现之一。”
国家文物局将五位农民和27件文物请到北京，专门在中华世纪坛设展。一反主流，开展仪式上，没有大领导，就安排五位农民作为主角剪彩。单霁翔认为他们“最有资格”。
当天晚上宴请这些农民的时候，一位“功臣”感慨道，兄弟几个平时到过的最大城市就是眉县，连宝鸡市都没去过，这次到北京，受到如此隆重的接待，感到很光荣。
单霁翔承诺，你们还可以到罗马、巴黎看看，那里也展示着大量出土的文物。
第二年，五位农民再次获奖励，前往欧洲进行了为期10天的观光考察。
到了2011年，随着农民保护文物的事件在全国各地接连涌现，国家文物局决定在陕西省和云南省两个村为“功臣”们立碑纪念，杨家村五村民的名字被刻到了“文物碑”上。
到了故宫，单霁翔说文化遗产保护不是他们故宫人的专利，不是哪个部门、行业和系统的专利。从文献记录来看，这个观点，实际上是他在国家文物局一贯主张的延续。
从杨家村村民护宝等事例上面，单霁翔看到，在文化遗产上，广大民众是有觉悟，讲感情的。
《后厂村7号》记者注意到，民间涌动的自觉自发的力量，对文物工作是一种助力。
单霁翔喜欢提倡公众参与，在他任内，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发挥文化遗产保护志愿者作用的意见》，把志愿者定义为文遗保护“生力军”。
“我得到的批示数不胜数，而这些批示是文物保护的保障。”一位知名的文保人士曾这样写道，单离任国家文物局时，让她感到心情低落。
换岗位后，单霁翔把擅走群众路线的个人特色和风格也带进了故宫。
2017年6月22日，在故宫建福宫花园敬胜斋里，举办了一场追思会。追思对象名叫何刚，河南省的一个农民。
何刚在1985年挖地基时挖出19件元代金银器，悉数捐给了故宫，填补了故宫在这方面的藏品空白。他的名字因此被镌刻在了故宫为捐献者设立的“景仁榜”上。
2017年5月，何刚在山东的高铁工地上发生事故，不幸去世。故宫方面得知消息，把何刚家属请到北京参加追思会。故宫的历史上，这是第一次为普通农民举办悼念活动。
何刚之子何俊清向《后厂村7号》记者回忆，当时一进故宫，单就让秘书拿了一份书面文件给何俊清签字，给他一笔慰问金。单霁翔还对他说，你家有情，故宫有义，这是故宫的一点心意。
追思会现场，何刚捐献的文物被一字儿摆出来，何俊清头一次见到父亲捐献的这些东西，感到很惊讶。
追思会上，单霁翔发表了一个讲话，给予何刚极高的评价，希望通过何刚的事迹，带动更多的民众关注、参与文化遗产的保护，“民众是文化遗产的创造者、使用者和守护者，是文化遗产的真正主人！”
他正在“开花结果”
“应该讲，他的志向从一开始就是保护文物。但是怎么样能够可持续地保护文物，要把保护文物、利用文物、获得收益，回过头来更好地保护文物，形成一个良性循环，我认为这是几十年他一直在思考的。现在开花结果了。”
于中宁导演对后厂村7号记者说，单霁翔是一个明白人，“让他去当故宫博物院院长，我觉得这是非常有眼光的一件事儿。”
2018年夏天，于中宁和夫人去故宫拜访单霁翔，作了一番长谈，单霁翔不仅和他们系统地回顾了自己从政文物口的桩桩件件实践历程和理念，临别时，还送给他们一沓自己发表的文章。
于中宁与单霁翔结识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那时单霁翔还是北京市规划委城区处的处长，当时在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工作的于中宁刚拍完欧洲建筑系列片，在建设部的一个内部沙龙上放映幻灯片，单霁翔就在场。
提到单霁翔，于中宁一连用了好几个“特别”，“对古文物、古建筑的热心，希望能够保护、能够宣传的一个人。”
当年，听说于中宁即将拍摄关于中国古建筑和历史名城的系列电影，单霁翔就带着于中宁去看四合院。两个人骑着自行车满北京转悠，挨个敲门进去，有时候会被人骂出来。
看四合院的过程中，于中宁对单霁翔的所思所想有进一步的了解，“他就认为根本不应该修二环路。他就认为北京老城区就应该保留过去的格局，这也是梁思成的想法。”
梁思成是捍卫古建古城的一面旗帜。单霁翔的很多言论和文章中，都能找到梁思成的名字和引文。
于中宁后来拍出一部《不朽的古代建筑》，并且系统拍摄了故宫；而单霁翔则在仕途行进中，渐渐崭露头角，步步走高。
于中宁说，“当时这件事儿在文物系统，好评如潮。多少年解决不了的问题，他来了就能解决了。”
从后厂村7号记者查阅的资料来看，在国家文物局任上，单霁翔一方面努力要调动和唤起公民的文化遗产自觉，他也试图影响更多的权力主体。
李韵说，“他每到一个地方，都会不厌其烦地向地方主官传达文化遗产保护的理念。对当地文物情况的认知程度，甚至超过了当地的官员，令人惊叹。”
《后厂村7号》记者注意到，单霁翔不仅会到党校、行政学院去给领导干部上文化遗产课，他和同僚们还曾在全国两会上提案，建议各级行政学院都应该开设文化遗产保护课程。
10年前，某地大面积拆除历史文化保护区，推行所谓“镶牙式保护”，单霁翔前到现场查看，站在被拆光的地段，单问当地官员，“这就是‘镶牙式保护’么？‘牙’在哪儿呢？”（《瞭望杂志》、《南方周末》）。
采访中，《后厂村7号》了解到，以单霁翔这样的副部长级身份，苦口婆心地去和地方官员交流、沟通、做他们的工作，为达到保护目标而不厌其烦，这种行为被圈内人士指为罕见。
万无一失和一失万无
从国家文物局到故宫，权力范围小了，但从单霁翔的实践来看，这是一块可以让他展布理念的地方。
作为多年旧交，于中宁在肯定单霁翔的同时，也觉得，真理不辩不明，有争议是正常的，“只有在不同声音的比较、辩论中，我们才能得出更好的判断。”
故宫作为一项特殊的文化遗产，用相关采访对象的话讲，它是全国博物馆的最高峰和风向标，一举一动，大家都在看着。
单霁翔曾说，故宫工作必须万无一失，否则就会一失万无。这句话，是老老院长张忠培对他的告诫。
很快，单霁翔就到65岁了，他说他干了八年院长，小偷还没有来。
在公众面前，他总是一副风趣的口吻，但只有真正接近他、了解他的人，才能瞧见他背地里的负重细节，他的难。
“期望他平安无事，早日‘赋闲’。”贾英华这样赠言，以呼应单霁翔当初对自己说的那句“安全着陆”，“因为故宫的任何一点动静，都会在社会上引起反响，‘高危’相伴，风风雨雨。”
单霁翔著作、中国青年报、东方早报、故宫官网、京华时报、华商报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