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与救赎：那些在微博“宣布”自杀的年轻人

本刊记者 汪璟璟/文 谌彦辉/编辑

10月10日，南京的天空有些阴沉，凡凡穿着一件红黑格子外套，蹲在玄武湖马路边低头刷着手机。见面打招呼时，他眼神微微闪烁，脸上掠过一丝尴尬又不失礼貌的微笑。你很难想象，眼前这个开朗的阳光大男孩半年前因自杀惊动了警方，甚至让全网接力救援，从死神边缘把他拉了回来。

凡凡今年21岁，在南京一所高校就读，去年9月份休学，因为他得了重度抑郁症。“一说起这病，谁都不相信，都以为我在骗他。”凡凡说，那段时间整个人浑浑噩噩的，一天躺在床上，哪里都不想去，也不想吃饭，起来就吃安眠药接着睡。“发病的时候，你真的连动都不想动。”

这样的状态持续了一两个月，凡凡只得申请退学，在南京找了一份工作。今年二月，他因工作失意辞职，又欠了一笔网贷，加上感情等诸事不顺，凡凡感觉自己全身像被冻结了一样，生无可恋。刚好赶上过年，他回了一趟兰州，告别家人后，凡凡打定主意，铁了心要一死了之。

“再见。”2月19日，凡凡在微博上做了个简短的告别，没有多说一句话，便将三个月攒下的安眠药一口气全部吞下。

这其实是凡凡第二次自杀。

第一次是2017年7月，因为感情问题，凡凡接连两次恋爱分手，一时情绪失控割腕自杀。所幸刀口没有割得太深，血流了一会儿，他被及时发现保住了性命。

第二次自杀后，凡凡昏睡了一段时间，醒来发现自己已经躺在医院。他头痛欲裂，依稀记得吃完药慢慢晕过去，失去了意识。后来才得知，他在微博发布的遗言被一个“树洞救援团”关注到了，他们随即报警展开救援，将凡凡从鬼门关救了下来。

“树洞救援团”目前分布在各个城市，大多是来自医学团队、心理咨询和其他行业的爱心人士。他们用编写的机器人程序搜寻微博上有自杀倾向人群，并对他们进行疏导、救援。一年多来，他们成功阻止了近千次自杀。每天在这里上演着死亡与拯救的故事，凡凡只是其中之一。

逝者微博成为树洞

“我有抑郁症，所以就去死一死，没什么重要的原因，大家不必在意我的离开。拜拜啦。”7年前，微博名为“走饭”的博主在深夜写下了最后一段话，便选择自杀离开了这个世界。

“走饭”是一名90后的女大学生，生前留下了近两千条微博，页面多是字数寥寥的心情记录，但字里行间都流露出消极厌世的情绪。

“走饭”或许没有想到，她的最后一条微博竟然成为了一个树洞。无数抑郁症患者聚集在评论区，他们述说着痛苦、孤独和无助，讨论死亡，以及活下去的意义。

“这个世界，到底哪里好”，“前方没有路，那就不走了吧”，“我没有必要活着，只想死”，“有一起走的吗”…… 那些为情绪所累的人蜂拥而至，“走饭”生前原本冷清寂寥的微博账号逐渐变成了一个人们倾诉情绪的广场。

有人在这里询问“自杀”的方式，“割腕”“安眠药”“跳楼”“烧炭”等字眼反复出现，还有人留下遗言，相约死去。

如今，这条微博评论已超过100万，以每天上千条的速度不断递增。

2018年4月，荷兰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人工智能系终身教授黄智生开始关注这些微博树洞聚集的自杀信息。他原本以为树洞只是一个传说，但现实生活中，那些逝者留下的微博已经成为人们倾吐心声的地方。

新浪微博现有4亿用户，一些人已经离开人世，他们生前的微博账号依然留存在网络上，不再有人打理，但现在被很多网友用来留言，他们称之为“微博树洞”。

找到这些微博树洞并非难事。三年前，凡凡在微博上搜索“抑郁症”，很快就发现了“走饭”。仿佛找到了同类一般，凡凡也开始在“走饭”微博的评论区留言，“大家心情都不好，同病相怜。”

和凡凡一样，很多人通过微博搜索便知晓这些树洞的存在。这些微博树洞每天的留言都有上千条，成千上万的人在这里表达情绪。

“旅行的孤独风”数次给“走饭”留言，他羡慕她说走就走了。“我还不知道该往哪儿走呢。”2018年12月中旬的一天，他终于做出了选择，“我熬不下去啦，所以我走了”。与此同时，画手“黑兔太太”也留下了一条微博告别，她说“太累了，撑不下去，不被需要，只有消失”。

在“走饭”的微博留言里，记者发现了武汉女网友“黄雨”，她带着一位两岁男孩，患有产后抑郁，曾有烧炭自杀的想法。

她的微博里显然充满着求死的负面情绪，“犯病时有想死的冲动，特别想自残，根本找不到刀片。医院管控很严格，任何危险物品禁止携带。我只能用手掐手腕，来缓解这种冲动。”

被发现前，“黄雨”表示“还没好，谢谢关心”。之后便没有了消息。不久，记者得知她最终还是选择了自杀。

他们遗留在网络上的微博账号很快又形成一个新的“树洞”，这些树洞散布在社交网络的角落里，每天都会涌现新的悲伤与痛苦。

安徽省精神卫生中心焦虑抑郁障碍门诊。（@视角中国 图）

“怎么这么多年轻人处于痛苦状态”

9月29日，小梦也开始在微博树洞留言，以表达一种对生活的绝望与悲观。

“一个20岁的女孩，倒在血泊中，脸惨白惨白的。”小梦脑海中时常浮现这样的画面。6年前，小梦和室友一起过马路，室友被一辆轿车撞飞身亡，事发当时她正低头玩手机。“她就在我身边，如果我伸手拉住她，她就不会冲出去。”小梦现在回想当时情形仍止不住流眼泪。

从那天开始，她感觉自己是个灾星。“我天天跟家里人打电话，叫他们在家小心一点，我害怕男朋友也会因为一场猝不及防的意外离开我，我的情绪开始失控，那段时间我真的疯了。”小梦说，她自己在网上测试，结果说她有中度抑郁，但她没有去医院确诊，自己也不接受这个结果。

凡凡上高中时就感觉自己得了抑郁症，但一直未引起家人重视。记忆中，父母总是争吵，长时间陷入冷战。一家三口总是各自关起门来，互不打扰。他时常情绪低落，特别难受或孤独的时候，他会尝试转移注意力。然而，当父亲有一天突然去世，这种长年累月积压的情绪开始爆发出来，“这不是我能控制的。”凡凡说，犯病的时候，觉得世界都灰暗了，整个人很丧。

在微博树洞，凡凡看到成千上万的人在诉说着自己的不幸，他们渴望被关注、被安慰，“我本来已经够痛苦，也没办法帮助他们。”

黄智生关注微博树洞后深感震惊，“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年轻人处于痛苦的状态”。他发现这些人大多处于16岁到26岁的年龄段，基本患有抑郁症，且女性人数明显比男性要多，达三倍以上。

“很多女孩来自偏远山区的农村，她们都曾经是留守儿童，父母常年不在家，从小就缺乏关爱。”黄智生说，她们都很渴望有人爱，但也很容易被感情伤害。一旦分手，这些女孩就觉得活不下去了。

每天约有数千条微博释放自杀信号。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研究员朱廷劭也在密切观察，他在研究报告中提及，每年中国有200万人尝试自杀，其中三分之二的人年龄在15岁到34岁之间，因抑郁症自杀占比最大。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在中国，抑郁症人口已达9000多万，占总人数的7%左右。

世界卫生组织报告称，每年有逾80万人自杀身亡，平均每40秒就有一人死亡。而在中国15岁到34岁人群之间，自杀就排在死因的第一位，每天都有近700人结束自己的生命。

不容忽视的是，每一个自杀的人背后有二十多个自杀未遂者，而自杀未遂之后，他们还可能选择自杀。在中国，每天自杀未遂的有6000多人。这种自杀往往并非一时冲动，很多自杀者长期遭受精神疾病折磨。

2018年3月17日，广州，一名与抑郁症“相处”了20多年的男子（@视觉中国 图）

树洞救援团

“我们不能再犹豫了，如果晚一个月，可能几十条生命就没了。”黄智生忧心忡忡，“先救人”，他说。

从事人工智能研究30年，黄智生一直希望利用人工智能在社交媒体上分析精神、心理上需要帮助的人。而以往都是医生、心理咨询师等待病人来找他们，没有主动去发现。绝大多数人隐瞒病情，甚至连家人都不知情。

“有了树洞，我们可以更容易地去寻找。”黄智生很快发起一项“树洞救援团”的行动，并得到30多位不同领域的专家响应，包括人工智能专家、学者和医生。北京安定医院抑郁症治疗中心、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的专家医生也都在其列。

他们构想用编写的机器人程序，在一些微博树洞下面搜查出自杀倾向人群，发现情况紧急立即展开救援。

2018年7月25日，黄智生研发的“树洞机器人001”电脑程序上线，程序自动通过算法识别准备轻生的人，团队开始根据机器人抓取到的自杀倾向留言发布实时的通报。监控通报中还会列举树洞下的留言时间、留言内容、留言者的微博主页链接等。当天001号成功筛选出10条微博树洞的自杀信息。

黄智生试图建立一个涵盖“自杀”“死亡”相关用语的小型AI知识库。之后，他又添加时间、空间、性别、自杀方式等数据，提高AI机器人检索、对比、翻译、识别功能，进行一到十级的分级归类处理。

“马上跳楼”“正在烧炭”“自杀进行中”等微博留言被黄智生列为“10级自杀风险”，形势十分紧迫，需要立即采取救援行动。

一名青年在微博刚留言“烧炭自杀”，黄智生和他的树洞救援团便通过留言者的微博、发布的信息找到了自杀者本人注册的公司，并得到了他的电话。当电话打过去，他妈妈都不大相信，推开房门才发现正在烧炭的儿子。有时候，通过网络手段甚至比亲人更快发现自杀行为。

黄智生不久又在AI知识库添加并报告其中6级风险以上的微博用户。在他看来，6级自杀风险是由“抑郁情绪”转为“自杀计划”的分水岭。“他会明确表达自己想自杀。”黄智生说，而7级～10级自杀风险的区别表现在自杀时间的差异上，依次为“日期未明”、“大致日期”、“近日”和“现在”。

与此同时，黄智生将AI机器人改进到002号、003号和004号。目前，005号也即将上线。通过测算，AI机器人对6级以上自杀风险的预警准确率可达82%。当然，自杀者的性别、年龄、地点等信息还需要树洞救援团进一步核实。

让黄智生没想到的是，树洞救援团由最初30人迅速发展到400多人的规模，来自各行各业的爱心人士也开始参与救援行动。

“我们把每个人都分成不同的级别，比如紧急的要先解读他的信息，看他到底是谁，想办法联系他的家人，阻止自杀，或者报警。”黄智生说，一般情况则是留私信，希望建立个人联系，之后等他们回复，然后再进一步跟他们沟通。

每天，黄智生都要在树洞救援群发布自杀者的消息，以前是十条，最近一段时间达到二三十条。

大部分想自杀的人，活跃时间段都是晚上10点到深夜2点，这段时间很多人都在休息，包括他们的亲人朋友。但计算机不需要休息，它可以24小时进行监控。“我们现在还没法覆盖全网，只能监控主要的一些树洞。”黄智生说，“如果几百台电脑

在那里运作，开销很大。”

大海捞针

8月30日晚上6点50分，黄智生在树洞救援群发布了一条信息，一个女孩正在宾馆准备自杀，事发地点在成都。

北京的心理咨询师李虹是树洞救援团成都地区的负责人，她二话不说赶紧在群里组织志愿者分工搜索女孩的信息。很快，他们掌握了女孩的电话和入住的宾馆。

“我们找到的宾馆在成都有六七家，只能挨个打电话去问。”李虹说，一家宾馆的前台工作人员说话支支吾吾，让志愿者起了疑心。李虹又打了一个电话过去，直接报了女孩的名字并称已出现昏迷休克的紧急情况，宾馆人员这才帮他们找到女孩的房间。李虹接着报警，向警方介绍了女孩所处的位置以及状况，警方核实身份后随即出警。

作为树洞救援团的志愿者，重庆退休教师王学明发现事发地点离家不远，也赶紧驱车前往现常7点20分，警车和120救护车都已经到达宾馆，王学明立马参与抢救，协助警察登记信息，又一路跟随到医院办理入院手续。

这场惊心动魄的救援行动在30分钟内争分夺秒完成，李虹说，“要是晚了半小时，女孩可能就救不回来了。”

然而，不是所有的救援行动都这么顺利。作为树洞救援团的心理专家之一，周子涵也多次参与救援行动，她目前是救援团上海地区的负责人。周子涵感慨寻找自杀者相当不易。

“看似开放的网络世界里，他们不一定愿意告诉你真实的信息，我们在救援过程中，这个人很可能已经自杀了。”周子涵说，当通过AI机器人抓取到有自杀倾向的人后，他们无法获知更多有效的信息，通过AI技术得到的信息也未必属实。救援双方本身都是陌生人，网络信息真实性弱亦增加了救援难度。

每次寻找一个自杀者，他们的城市、年龄、性别信息都不一定真实，志愿者跟他们沟通互动，有可能无法获得。“他真的想死的话，不会告诉你他在哪个城市，做什么工作，更不会说具体地址。”周子涵说。

这两天，一个感情受挫的女孩情绪又跌到谷底，她准备自杀，也不打算让任何人救她，甚至跟家人彻底断了联系。

一些志愿者试图跟她沟通，但她非常谨慎，不向任何人透露自己的信息，即便网络上最好的小伙伴也不知道她在哪儿。

半年多来，周子涵也没能获得她的信任，对她的救援都是通过侧面进行。周子涵加入了一个该女孩当群主的自杀群，群里共有六七十人，都是抑郁症患者。周尝试帮助群里其他小伙伴，间接影响她，但收效甚微。“她甚至把我们几个老师都拉黑了。”

“一个执意去死的人怎么可能通过私信，或电话，让我们找到她。” 面对那些在死亡边缘徘徊的人，周子涵时常感到无力，寻找过程有如大海捞针。“她可能今天吃药，明天烧炭，你找不到她，就不可能真的对她实施干预。对我们来说，面临的就是随时可能会失去一个生命。”

仅靠这种救援是不现实的

“一天到晚，老有人告诉我想去死。”周子涵在听手机里传来的一段语音，对方是一位17岁的女孩。她总控制不住自杀的冲动，但又心生恐惧。周子涵一番劝慰，她又打消了自杀的念头。

周子涵有些无奈，“一会儿说自己想死，一会又说好了，过两天又要自杀。”

2018年4月底，一个山东女孩准备烧炭自杀，树洞救援团队连夜搜寻，他们找到了女孩的联系方式，并成功阻止了自杀。事后，志愿者一直陪她聊天，予以安慰，他们以为女孩回心转意了，但不到两个月，女孩突然在微博上留下一句“ByeBye”，最终还是选择自杀离开了。

“我们救的一些人可能过后几十天，他又偷偷地自杀了。”黄智生认为，这个不能算是救援失败，“因为你救一个人，不可能保证他一辈子都不自杀。”

2018年3月16日， 广州，在中山三院确诊抑郁症后，Karlie开始遵照医生的指引服药，这是当时一天的药量。 （@视觉中国 图）

今年二月，李虹加入树洞救援团，第二天便赶上对凡凡的救援。从那以后，她一直关注凡凡。期间吃药、跳楼，凡凡无数次出现反复自杀的念头，李虹庆幸每次有惊无险，又不敢掉以轻心。

凡凡最近一次想自杀是在九月份，他跟妈妈大吵了一架。“我想回去上学，但是我妈不同意，她觉得我还没好。”

像凡凡这样从死亡线上被救回来的，李虹认为一次次直接干预他们的自杀行为，都只是暂时挽回他们的生命。之后，树洞救援团的心理咨询师一般和他们建立信任关系，经常用私信的方式继续沟通。

有一天，周子涵发现一个男孩留言说烧炭自杀，并寻求一起自杀的伙伴，情急之下她应约加了男孩的微信，“我对他说，现在还没有想好，能不能再等一段时间。”周子涵故意拖延，和他相约自杀的其他伙伴也在犹豫，最终男孩答应今年先不去死。

直到现在，周子涵还和这个男孩保持联系，期间给他寄书，鼓励他学习心理学，但他还是会反复出现自杀的念头。

“你在网络上看不到他，也不可能对他做干预。他每天是什么状况，你也无从了解。”周子涵说，真正的心理治疗和心理干预有严格的治疗程序和环境，每天以私信这种网络沟通的方式无法对他进行深入的干预，对他的病情好转收效甚微。如果不进行住院治疗，或长期的心理咨询，仅靠这种救援是不现实的。

周子涵希望他住院治疗，为他推荐心理医生。然而，树洞救援团的定位只是网络救援，他们不能强求被救援者们去住院，这些人也未必承担得起心理咨询师的费用。眼下，树洞救援团对自杀者的短期干预也只能化解眼前的危机，被救援者自杀的风险依然存在。

告别树洞

中秋节，李虹去南京看望凡凡，她希望给凡凡更多的支持与陪伴。尽管之前他们一直做着线上的心理治疗。

“他生的力量不足，死的勇气也不够，这样的人活得非常痛苦。”李虹很心疼，半年来他们尽最大努力想把凡凡拉回正常生活的轨道。见面时，凡凡哭了，因为很少有人会关注到他。李虹约他下次来北京，一起爬长城。

和李虹一样，除了在线上开导，树洞救援团线下的救援活动也在每天进行。对他们而言，干预自杀往往只是开始，这些获救的人需要长期的关注。

“我们大部分的时间都花在陪伴上，把他救下来，然后不断地进行心理疏导，这个时间非常漫长。”黄智生常常感动，树洞救援团在没有任何经费支持下，志愿者依然愿意花时间去救一个又一个自杀者。

黄智生构想建立一个线下的关爱中心，他们已在武汉开始尝试，下一个基地选在上海。接下来，他希望树洞救援团今后由民间非政府组织去运作，不要每次以建立微信群的方式来救援，但眼下注册一个民非组织需要50万元资金，注册后日常运作都需要花钱。“我们一分钱都没有，全部都是义务。”

树洞救援团目前在上海有二三十个人，大家互不认识，也没见过面。周子涵计划找一个线下的场所，建立树洞关爱基地。“因为救他们，就得有地方让他们接受治疗。”周子涵认为，对于抑郁症患者，一定要进行自杀的干预治疗，“你不进行治疗，这种病就不可能好，他还会自杀。”

对于自杀意向较强的人，周子涵建议其先住院，“这是一定要做的，否则就算有了心理干预也会经常反复，没有一个人短期可以走向自杀又恢复正常的。”周子涵说，真正发病时，他们可能都不知道自己在实施自杀。

凡凡最近给李虹发信息说，他去南京的脑科医院看病了，正在配合治疗。周子涵关注的17岁女孩也开始吃药，很多抑郁症患者去医院治疗，但药物的副作用也给他们身体带来不适。“你不吃，情绪得不到控制；吃了，整个人又发呆，记忆力下降。”周子涵也觉得为难，药物和心理咨询目前是对抑郁症自杀者正确的救助手段。

凡凡最近开始读哲学，刚看完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柏拉图的《理想国》，“我可能需要重新构建三观，可能需要一些指导。”

他在慢慢尝试着走出来。“现在情况依然不是很好，会反复，但是比以前好多了。”凡凡说，以前每天晚上都会犯病，现在基本一个月发作一次。每次情绪发作，他从兜里摸出一根烟点上，静静度过三分钟。

凡凡已习惯这种生活状态，“让我改变有点难。”不过，他很久没有去微博树洞留言了，“我不知道别人会不会，反正我不会。”他说，在那里，痛苦的人只会更痛苦。

（文中凡凡，小梦均为化名）

（责编：Stell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