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在搞的“工业4.0”，对中国有什么借鉴意义？

曾是中国学习的对象

在新加坡泛岛高速公路上，突然看见高通、东芝、英飞凌和西门子的这些著名科技公司招牌出现在紧密相邻的几栋大楼里，是一件让人感到有点惊讶的事情。它们能够在新加坡立足，得益于这个国家的发展方针。这其中最早可以上溯到在1965年的独立后，新加坡政府很有前瞻性地确立了发展半导体代工产业的国策，以此来吸引投资就业，并发展贸易。其中一个政策，就是采用各种优惠政策，推动新加坡岛南部裕廊工业园的招商引资。

值得一提的是，新加坡制造业一度是中国曾经模仿和学习的对象。中国各地的工业园区模式，最早copy自裕廊工业园。著名的苏州工业园就是裕廊工业园经验移植到中国大陆后的成果。另外，通过淡马锡这样的大型国有资本投资引导产业发展，这一模式在中国近些年也有较多的应用。其中之一是著名的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即“国家大基金”）一期，总计募资1300多亿元人民币，成立五年来撬动了对半导体产业社会投资5000亿元左右。

回到裕廊工业园，它自身吸引了数十家全球半导体公司入驻，使新加坡一度成为全球半导体中心城市之一，拥有上百家半导体企业，建立了芯片设计、晶圆代工和封装测试等一系列芯片生产的全要素产业链。其产品主要用于出口。

在2009年，新加坡半导体产业占全球半导体产业份额的11.2%，同时还诞生了本土半导体企业的两大明星企业：特许半导体和星朋科技。后者也由淡马锡控股，在全球封测行业中一度排名第五。

相比新加坡560万人口和719.1平方公里领土，这个成绩应该说表现很不错。没法像富士康那样雇佣几十万员工代工手机，那么代工部分高附加值的半导体零部件，在全球产业链里分一杯羹也挺好。

在2008年后，全球半导体产业链分工发生调整，主要表现在中国在半导体产业上的投资和研发实力增强，新加坡本土在融资、科研和人力方面的比较优势降低。本土企业逐步退出，标志是在2009年到2016年间，淡马锡先后将特许半导体出售给了阿联酋投资集团ATIC，使其并入全球一度是第二大芯片代工企业的格罗方德。星朋科技被出售给中国的长电科技。淡马锡接下来调整投资策略。它对TMT行业的投资在2016年尚维持在全部投资的25%。但到2019年，预计降至20%，投资重点转向金融科技等领域。

但就外国投资者来看，新加坡在东南亚半导体产业的中心位置还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这里仍聚集着多家外资代工厂以及许多TMT企业的亚太总部。美国半导体企业多依赖通过新加坡向中国TMT企业提供代工服务，知名企业包括为华为提供零部件和代工美光和伟创力。2017年美光在新加坡增设代工厂目前已建成，使其有能够规避相关政策，继续为华为供货。

不过，近两年全球贸易摩擦加剧，以及全球半导体行业在在2018年下半年开始的不景气——IHS Markit预计全球半导体行业2019年的收入将比去年下降近13%——使新加坡的半导体贸易受到了相当程度的冲击，也因此影响到整个半导体工业的发展。

新加坡电子制造业在2018年和2019年出现了较大程度的动荡，导致市场规模（Total Market Size，可以理解为库存）突然升高。

单位：百万美元 数据来源：新加坡统计局

市场狭小，以贸易为主的新加坡，对全球电子/半导体市场动荡的感受极为敏锐。2018年的电子产品出口下降了23.6%，直接引发库存猛增。因此，它需要另辟蹊径，在原有基础上寻找先进制造业的转型路径。

转型策略：工业4.0?

由于环境稳定，新加坡在产业发展政策上具有一贯的延续性又不失变化。在出售特许半导体和星朋科技后，半导体代工业务重要性有所降低，但新加坡在ICT技术上的积累使其有足够底气开展先进制造业的升级换代。这一延续性体现在2015年新加坡科技发展局（A*STAR）提出的《未来制造业倡议》上。

这份说起来并不算复杂的倡议，提出到2020年让新加坡制造业产值维持在GDP的20%左右（2016年一度跌破20%），主要的做法是通过孵化技术和技术商业化，提升企业的制造效率，从而保持制造业的盈利和领先。而所谓的“孵化”，简而言之，就是人们所熟悉的制造业“数字化”，也可以称为“智能化”。

在这一领域，新加坡科技发展局主要采取的是两条腿走路的做法。一方面，在人才和技术孵化上，官方采用了PPP模式（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政府和南洋理工大学合作建立的先进再制造及技术中心（ARTC）是这一合作模式的产物。政府提供资金，ARTC吸收企业会员，与南洋理工的科技团队实现对接，从商业需求方面开发实用的技术产品。

ARTC中心负责人向表示，中心目前总共约进行了400多个项目的研发，平均每个项目孵化时间约为半年。在ARTC的试验工厂里看到的孵化项目包括VR实验室、智能机器人以及3D打印等技术。同时，试验工厂也在尝试推动各种先进生产解决方案，其中一项尝试是将所有机床数据进行整合分类和分析，通过无线网络传送到移动终端。“用一台iPad或者一部智能手机就能够对整个工厂进行监控。”现场的一位工程师对媒体表示。

ARTC试验工厂监控室，显示屏上是各工业机器人实时数据，并准备引入5G网络加强机器人之间的交互功能。图片来源：本文作者拍摄

另一方面，科技发展局正在引入一个强大的外援，大名鼎鼎的德国“工业4.0”概念，来实现技术提升。实际上从ARTC的试验工厂中就能看到“工业4.0”的特点：通过数字化改造实现制造业的智能化。2018年10月，提出“工业4.0”概念的德国汉诺威工业展览会首次与新加坡工业展览会（ITAP）联合举行亚洲分展。2019年这一展览即将于10月下旬再次举办，微软这些企业将会参展。

按照汉诺威所在的下萨克森州的州长史蒂芬·威尔对媒体的解释，下萨克森州与新加坡人口接近，都拥有大量的中小企业且制造业发达。“工业4.0”的智能制造概念，适合在新加坡落地。在2018年首次引入“工业4.0”概念后，西门子在新加坡建立了工业4.0实验室，麦肯锡也在这里建立了一个类似ARTC的试验工厂，以此来增加对工业4.0商业落地的理解。更多的公司还在跟进。

迄今为止，工业4.0在技术还是一个比较模糊的概念。它的进度很难用具体标准衡量。但凡实现了一定程度的数字化和智能化的生产体系，都可以称为“工业4.0”。新加坡智能制造企业ABB的展示厅里有个最直接的案例：在一台马达上安装了一个烟盒大小的感应器，实时将马达的各种数据（震动频率、电流压力、转动速度等）上传到数据中心。中心根据数据分析预判马达的工作效率、维修和运行成本，并给出更好的运行建议。

ABB展厅中展出的马达，左侧的那块白色的零件就是ABB的传感器。图片来源：本文作者拍摄

这一合作方式对制造业公司来说将会产生商业模式的变化。ABB不仅向客户提供硬件设施，也向客户提供解决方案，并越来越依靠后者提供盈利。该公司员工向表示，不会就感应器本身收费。但长期来看会收取一定的服务费，以此作为稳定的收入来源。

东南亚将成工业4.0的市场

但是，以新加坡目前狭小的市场和有限的人力资源，在自家地头发展先进制造业，是螺蛳壳里做道场，缺乏发展空间。它必须向周边市场寻找落地机会，而“工业4.0”本身，就是一张不错的商业名片——从这个意义而言，新加坡和德国在这一概念上的合作，目前的商业意义大于其技术意义。

2018年，受全球贸易增速下滑的影响，尤其是中美在半导体领域的争端，使新加坡的半导体零部件出口受到冲击。不过，贸易摩擦带来的影响之一，是使部分低端产业加速转移到东南亚，尤其是越南等地。但这对于新加坡来说未尝不是好处。在新加坡参加的“工业4.0”非正式讨论时，一位来自越南的产业NGO的人士表示，越南承接了很多低端产业，但如何推动这些产业升级还存在很多问题。“工业4.0将会对越南产业升级带来很大的发展机遇。”

这意味着新加坡在发展智能制造业上与周边国家和地区存在着互补，它可以通过输出技术和解决方案来获得商业利益。

但即便是与德国合作进行了“工业4.0”的数字化升级，新加坡能否在技术和服务出口上获得更多利润，从而实现对原有半导体产业的出口超越？这个问题的答案目前还比较模糊。

由于东南亚市场的整合程度各有差异，基础设施建设进展程度不一，智能制造在这一区域推行将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另外，还有一些技术在商业落地时需要进行多方面考虑。例如，ABB的一位技术人员向表示，目前许多企业还不信任云服务，不愿意将数据上云。各方在信息安全上还需要多方面协调，在数据安全立法上也需要予以推进。

ABB展示的咖啡机器人。单独造一个不难，难的是如何提升它的商业价值。图片来源：本文作者拍摄

从中国的角度如何看待新加坡工业4.0概念落地？

技术上而言，中国的智能制造，得益于“全国一盘棋”良好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巨大的市场，拥有更多发展机会。人工智能、大数据和云计算在中国已经不是新鲜的概念。新加坡也不太可能像从前那样，可以提供一条龙的制造业升级经验。不过，在商业开发与合作上，怎么样与国外先进制造业模式进行对接，共同开发市场，或许，新加坡模式可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