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跃40年，中国民营企业腾飞的四次机遇
从 1978 年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经济进入了快速腾飞的 40 年，民营企业也在这 40 年间，从历史舞台的一角，一步步走到了舞台中央。
纵观这 40 年历史，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一共出现了四次飞跃级的机遇：分别是 1978 年改革开放，1992 年市场化改革，2000 年互联网全球化，以及 2012 年后的数字经济。
这大约每十年一次的机遇，每次都成就了整整一批企业和企业家。让他们从默默无闻，直接跃升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尽管企业家们非常清楚，每个时期的宏观政策、技术条件、市场环境、资本来源都不一样。只有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才决定了当时企业的基因和发展方向。
但这种机遇的力量，是任何一位渴望成功的企业家，都不愿错过的。尤其是当你正在身处最近一次机会当中时，你一定会问：我要怎么做？
1978 年改革开放到 1992 年之间的企业家是中国第一代企业家。他们之中既有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背景下诞生的科技型企业家，如联想创始人柳传志；也有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背景下诞生的农民企业家，如萧山万向节厂的鲁冠球；还有城市边缘人口创业的代表，如「傻子瓜子」的年广久。这一代企业家敢想敢为、敢于挑战传统体制的束缚，勇于在坎坷中奋力前进，对当时的经济发展颇有贡献。
在中国民营企业发展的历史上，恢复高考后的那些年，举足轻重。
1978 年 11 月的一天，34 岁的柳传志像往常一样走进中科院的办公室上班。当时的柳传志习惯在工作前喝茶读报，但那天的报纸却改写了柳传志后来的人生。
因为他发现，在那个舆论充斥着革命和社论的年代，报纸上却开始刊登科学养猪的文章。
尽管 20 多年之后柳传志回忆起那段历史时，把科学养猪记成了如何养牛。但这并不影响他感知到时代变迁时的激动心情。
这种毫不起眼的星星之火，点燃了潜藏在中国人民心中的改革愿望。一些偏僻农村的农民，拉开了日后几十年改变中国命运的大幕。
同样是 1978 年，11 月 24 日，临近寒冬，安徽凤阳县小岗村的一间小草屋里，生产队 18 个贫苦农民面对一张契约，哆哆嗦嗦按下手印。面对要么杀头，要么饿死的选择，他们被生活逼迫着打响中国农村经济改革的第一枪。
年底，「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在全国推行，农民生产积极性被激发，农业产量大幅提升，农民收入和储蓄开始增加。
最知名的要属 1980 年，广东农民陈志雄承包鱼塘 105 亩，当年的获利就让他直接变身「万元户」，这在以前无法想象。
与此同时，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步从农业中分离出来，从事个体生产和经营。农村地区私营经济开始以「个体户」的形式出现，并催生了大量乡镇企业的崛起。
紧接着，伴随 1978 年 12 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的决议，1979 年国家批转的首个发展个体经济的报告，以及 1981 年逐步承认个体工商户存在的合法性等一系列改革促进政策，乡镇民营企业与个体工商户逐步迎来了快速发展的第一次机遇。后来的很多知名民营企业家就是从那时候开始脱颖而出。
例如曾因「投机倒把罪」被判入狱，出狱后雇佣十几个无业游民炒「傻子瓜子」的年广久；以及因「非国营工厂」被拒绝进入，直接在汽配行业交易会门口摆地摊，四处运作拿下中国汽车工业总公司订单的萧山万向节厂的鲁冠球。
作为经济发展的深度观察者，毕马威中国首席经济学家康勇认为，在 1979 年至 1992 年间出现的中国第一批企业家，并非只是抓住了政策红利机遇这么简单。
实际上，当时的民营企业是一个比较有争议的经济形式。因为 1979 年之前，我国实行计划经济。所以一直到 1992 年，民营企业都是作为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形式出现，政策对其是有一定限制的，例如限制他们进入重要行业等。
另外，这些第一批企业家，除了少部分是像柳传志一样的科技型企业家，其他的更多是农民出身。他们其中 70% 是农民，70% 只有小学文化，可谓「一穷二白」。
「这些农民企业家没有高新技术，没有管理经验，更没有充足的资金。但正是这些人的敢想敢为，勇于前行，对当时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们的机会，可以说是这一整代人与命运抗争，硬生生自己开辟出来的。他们非常值得我们尊敬。」康勇说。
中国第二代企业家集中出现在 1992 年前后，被称为「92 派」。他们的主体很多都是过去社会的主流精英阶层。在「下海」进入商界之前，他们要么在国家机关，要么在研究机构。因此，他们具有较强的资源整合能力，对企业的产权制度比较明晰，是上世纪 90 年代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
1988 年 12 月 6 日，24 岁的王文京决意从国务院机关某部副科长的岗位离职创业。那天，他和伙伴苏启强一起来到北京海淀区工商局领取公司执照，结果发现只有国营和集体企业能够注册高新技术企业。
王文京不想为了这张执照而挂靠国营或集体企业。在他的判断中，未来国家会持续放开民营企业经营，此时选择挂靠，未来势必将引发企业产权纠纷。但执照又必须办。无奈，王文京转身走进了旁边的个体科，办了张个体工商户执照。
其实，北京市首批私营企业当时已经开始注册，只是试点区在东城，身处海淀的王文京并没注意。后来 1990 年，用友软件终于登记成了私营企业。
客观来说，当时第一批如野草一般疯长的乡镇企业，在企业和资产层面是无意识的。他们更多是由于以往长期的经济短缺，希望摆脱贫困而出现的。
但经历了十多年的尝试探索之后，一批像王文京一样市场意识觉醒，思考企业归属与未来发展命运，并且具备高文化素质的企业家，开始在邓公南巡讲话之后集中爆发。
1992 年南巡讲话后，国内出台了两个里程碑式的文件：《有限责任公司规范意见》和《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这标志着中国开始建立真正的现代企业制度。民营企业也正式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与此同时，1992 年 10 月中共十四大召开。大会报告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非公有制经济要与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而不是过去的「补充」。同时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写入党章。
由此，民营经济的发展前景更加明朗。
市场化改革的放开，民企发展的整体环境越发宽松，使得全国上下创业激情高涨，迅速掀起一股「下海潮」。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开始出现，第二个春天正式到来。
当时北京市的新增公司数量，从 2 月开始就以每月 2000 家的速度递增。到 1992 年 8 月时，库存的公司执照全部发完，北京市工商局只得从天津紧急调运了 10000 个执照解燃眉之急。
另外，机关干部、科研人员、国企员工等，也都纷纷跳出体制，辞职下海创办企业。知识分子挽起袖子投入市场经济中。
据统计，当年全国下海经商的官员和知识分子至少有 10 万人。典型的像巨人集团的史玉柱、汇源果汁的朱新礼、华泰保险的王梓木、泰康人寿的陈东升。陈东升给他们这批人起了个响亮的名字叫「92 派」。
毕马威中国首席经济学家康勇认为，「92 派」时期创办的民营企业，其特点总结起来可概括为：创业者知识水平更高，科技型企业迅速成长。
现任创业黑马董事长牛文文曾评论「92 派」称：
客观而言，相比第一批企业家而言，第二批企业家是智慧的。他们不仅抓住了市场化改革的机遇，同时也具备成功的必要条件：
这批人在下海经商前，都是过去社会的主流精英阶层，具有深厚的资源关系。另外，他们自身的文化素质与眼界，让这批人具有较强的资源整合能力，对企业的产权制度比较明晰，是上世纪 90 年代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
中国第三代企业家诞生于 2000 年前后，是伴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兴起和中国加入 WTO，依靠风险投资、互联网经济迅速发展起来的企业家，如马云、马化腾、李彦宏、张朝阳等。他们普遍具备高学历、高技术，更具国际视野和创新意识，熟悉国际规则，能够在全球竞争中扬帆起航。
「中国人离信息高速公路有多远？向北 1500 米！」
1996 年早春，北京中关村南大门竖起了一块巨型广告牌。正是这块广告，让 33 岁的张树新和她的瀛海威时空名噪一时。
张树新的瀛海威时空，是当时国内唯一面向普通家庭的开放网络。在当时很多人心目中，「瀛海威时空=Internet」。
同样在 96 年，从麻省理工学院毕业归国的张朝阳拿着 17 万美元的风险投资，创建搜狐前身爱特信公司。当时北京电信骨干网刚刚建成，搜狐成了国内首个商业网站。据张朝阳回忆，当年他原本期待风投能多投他 5 万美元。
马云也没闲着。95 年底，马云在美国西雅图参观一个朋友的网络公司，大为震撼。回国之后立即找了身边 24 位做外贸的朋友，结果只有 1 人支持他投身互联网。但马云就是那种别人都不看好，他却越认为能干的人。很快，马云的中国黄页上线。尽管后来项目失败，但这为马云 1999 年创立阿里巴巴打下了决定性基础。
1998 年，马化腾和张志东靠着在股市中赚的 70 万元创办腾讯，开始在深圳鼓捣网络传呼机「OICQ」，也就是今天的QQ，并于 1999 年初正式上线。随后互联网泡沫破裂，估计马化腾着急以 100 万元出售 QQ 时怎么也不会想到，QQ 在短短几年之后就成了华人群体中最大的即时通讯工具。
2000 年元旦，计算机专业硕士李彦宏回国创建百度。在此之前，李彦宏已经在美国硅谷跨入了百万富翁的行列。拿着这笔启动资金，李彦宏注册百度，填补国内中文搜索引擎市场的空白，并在短短半年之后迅速盈利。
发源于美国的互联网，在上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开始在中国迅速蔓延。这里面有太多我们熟悉的互联网民营企业家，和他们耳熟能详的故事。百度、阿里、腾讯、搜狐、网易、新浪等，都是在那一时期诞生，并且快速获得了成功。2000 年 4 月到 7 月之间，新浪、网易、搜狐先后在纳斯达克上市。
看到互联网前所未有的红利，包括海尔、美的、春兰、TCL 等知名家电企业，也在 2000 年纷纷进军电子商务。当年国内 B2B 网站成交额总计大约 767 亿元。而到了 2001 年，B2B 网站已有 1345 个，成交额同比增长 40% 至 1075 亿元。
互联网意味着全球化。2001 年，另一件全球化的大事就是中国加入「WTO」。11 月 10 日，世贸组织审议并通过中国加入 WTO 的决定。12 月 11 日，中国正式成为 WTO 成员。
互联网的技术支撑，以及加入 WTO，让中国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开始有机会直接完成全球贸易动作，为中国企业参与全球化进程、参与国际竞争并不断发展壮大提供了机会。
随后的 2002 年，十六大首次提出「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进一步巩固了民营企业的地位。与此同时，民营企业家代表首次亮相十六大。民营企业家地位获得社会各界的认可。
十六大之后，中国民营企业「走出去」进程加快，贸易额逐年攀升。《2011 年中国对外贸易 500 强企业研究报告》数据显示，2010 年进出口企业 500 强中的民营企业进出口总额为 560.57 亿美元，比 2001 年增加 4.07%。
据统计，2002~2012 年期间，国内资本市场设立中小企业板、新三板、创业板，民营企业融资渠道进一步放宽。同时国务院清理修订阻碍民企发展的法律法规，市场准入条件放宽。
这 10 年间，民营企业数量由 263.83 万户增至 1085.72 万户，年均增长 82.19 万户；注册资本总额由 2.48 万亿元增至 31.1 万亿元，户均资本金由 94 万元增至 286.45 万元。
相比前两批，第三批企业家除了魄力与智慧外，更具备全球化的视野高度。他们恰逢互联网在国内的兴起与贸易全球化的契机，借鉴海外先进的互联网商业模式和产品思维，经过近 20 年发展沉淀，以BAT为代表的民营企业，已然成长为引领中国甚至全球互联网经济发展的龙头。
就在整个中国都忙着「上网」的那几年，美国开始出现了可能影响未来数十年的网络底层技术架构：云计算。
2006 年 3 月，亚马逊推出了全球首款公有云存储服务——S3（Simple Storage Service）。当年 8 月 9 日，谷歌 CEO 埃里克施密特在搜索引擎大会上首次提出云计算概念。随后，「云计算」一词写入分析机构报告中，这才使云计算逐渐普及起来。
云计算资源规模巨大，接入简单，按需服务成本低廉，并且扩展性强，能够同时为不同客户的不同业务提供服务。对上层应用来说，云计算就像水之于植物一样必要。所以亚马逊、微软、谷歌等 IT 巨头接踵而至，纷纷在云计算方面投入重金发展，抢占市场。
当时的中国，连网络都还没有完全普及，在 IT 建设方面只能选择 IOE，也就是 IBM 小型机、Oracle 商业数据库以及 EMC 集中式存储。
但中国互联网、以及互联网企业的发展速度实在太快。淘宝网在 2003 年上线之后，每年都是几十倍的增速。尤其到 2008、2009 年时，面对数亿人规模，IOE 架构开始捉襟见肘。
2008 年 9 月，马云把王坚从微软亚洲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的位置挖到阿里，着手打造「阿里云」。
经过 2008 年淘宝 11.11 促销（双十一购物节正式出现是 2009 年）的内部验证后，2009 年，阿里云正式成立，并开始研发「飞天」（大规模通用计算操作系统），成为中国最早探索云计算技术的科技公司。
两年后，中国 IT 领袖峰会，BAT 三位掌门人在讨论云计算发展前景时，马化腾和李彦宏并不认为当时云计算在未来会有多大价值。三人之中，只有最不懂技术的马云坚决表示，阿里巴巴必须搞云计算。
2013 年 8 月 15 日，阿里云飞天5K系统上线，这也是中国第一次实现单个集群超过 5000 台服务器的通用计算平台。今天，飞天承载的阿里云已经跻身全球前三，成为中国最大的云计算平台。由此，中国正式进入数字经济时代。
另外，网络和智能手机的渗透，让基于互联网的创业群体在 2012 年前后逐步扩大。层出不穷的创新产品与商业模式，不断改变着我们现在的生活。
例如今日头条、滴滴、瓜子二手车、WiFi 万能钥匙这些知名产品，都是在 2012 年出现。数字经济就这样伴随着技术发展逐步繁荣。
2017 年 3 月，「数字经济」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12 月，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推动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加快完善数字基础设施，推进数据资源整合和开放共享，保障数据安全，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更好服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
相关研究报告显示，尽管目前中国「数字经济」规模已高达 27 万亿元，占 GDP 的比重达到 32.9%，但仍然显著低于全球其他主要国家。比如英国、美国、日本的数字经济 GDP 占比已分别高达 58.6%、58.3%、46.4%。相对而言，中国数字经济仍然有相当大的增长空间。
其实，中国经济的快速腾飞，主要就集中在改革开放后的短短 40 年时间里。这期间，太多像制造、农牧、能源、教育、物流等传统行业，由于数字化程度较低，而亟待进行产业升级。数字经济的增长空间也就在于此。
2017 年，阿里云提出「产业 AI」。阿里巴巴在城市、工业、零售、金融、汽车、家庭等多个场景推出 ET 大脑等「产业 AI」方案。这些能力、产品和解决方案，都通过阿里云服务于各行各业。
但是，传统产业的升级，绝对不是「需求方与技术方的简单对接」。产业 AI 能否成功的关键，不在于互联网和技术，而在于传统产业转型观念的改变。
「只有真正服务过传统企业，有长期深厚的积累与洞察，才能做好数字化升级。在这方面，长期服务中国各个行业企业的毕马威无疑具有优势。」毕马威阿里巴巴全球业务主管合伙人刘逸明表示。
过去几年，毕马威在金融、零售等行业的数字化转型开展了全球调研，发现企业痛点不仅有技术，还包括商业价值塑造、业务发展规划等方面。
面对新时代，2018 年 9 月，毕马威和阿里云正式开展全球战略合作，以亚太地区、欧洲地区为起点，为多行业、跨国家及地区的企业提供数字化转型服务。以金融为例，毕马威的行业经验及洞察能力，结合了阿里云的数据智能技术，为中小银行提供普惠金融、智能风控、金融生态构建等重点领域解决方案。
大企业在寻求数字化转型，中小企业也在数字化思考：怎样结合数字化的方式，主动寻求变革，进行商业化创新，以不断获取数字经济时代的可持续竞争优势。所有行业、所有企业都在求新、求变。
也许任何一场改革，任何一轮趋势，在来临和消散时，都显得那么突然而又无比平凡与漫长。
就像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一样。你并不会感觉，今天和昨天有什么不同。但回望 10 年、20 年、30 年、40 年，我们会发现，原来我们的生活已大有不同。
在这 40 年里，几代命途迥异的企业家前赴后继，因为政策、体制、资本、技术的影响而迈向不同的终点。但他们无疑也殊途同归，为了中国的繁荣。
吴晓波曾说，中国企业界是一个迷信奇迹的商业圈。那些执着于成功的企业主，有时会抱怨时代的不公，总希望历史的机遇在自己身上重演。
但当我们抽丝剥茧，把这 40 年来每一次重大机遇放在众目睽睽之下时就会发现：我们原本就身处机会当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