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手术58万华人名医被质疑讹诈病人，他却狠狠撕破西方医疗“美好假象”
本文经授权转载自：发现澳大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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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地活着，或有尊严地死去，病人是否有选择的权利？ “你只能活12周了，我们无能为力”。 这一天对于Amelia一家来说无疑是黑暗的。 年仅12岁的Amelia生活在澳大利亚珀斯，从2016年1月被查出患有恶性脑肿瘤开始，她就开始了与病魔漫长的抗争。 化疗、放疗、免疫治疗……3年过去了，恶性肿瘤非但没有缩小，还长大了。痛苦的保守治疗，让Amelia一家都备受煎熬。 珀斯的医院以“有瘫痪风险”拒绝了手术治疗，而Amelia一家并不愿意接受医生对女儿无情的“死亡判决”。 就在这时，事情忽然有了转机。悉尼知名的神经外科医生Charlie Teo（中文名张正贤）给Amelia一家带去了希望。 手术可以做，但只能在悉尼一家私立医院进行，并且手术费高达12万澳币（约人民币58万）。 最终，Amelia的父母在网上筹集到了16万3千多澳元（约人民币78万多），女儿终于有救了。 可就在这时，澳洲主流媒体却对张正贤医生提出了质疑：一台手术要12万澳币，究竟是敛财还是救人？ 本只是想治病救人，却没曾想被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 就在最近，张正贤医生亲自作客澳洲电视台节目，回应了主持人Georgie Gardner针锋相对的质疑。 一台手术要收12万，这是敛财吗？ 对此，张正贤义正言辞地表示，12万并不是进了自己的腰包，而是私立医院的定价。 其中，8万支付给私立医院，剩下的4万支付给麻醉师、副刀医生、助理医生、护士等，而自己拿到手的只有屈指可数的8000澳币不到。 而对于媒体的妄加猜测和污蔑，张正贤只用了“这是对医生的伤害”来表达自己的无奈。 事实上，除了对张正贤医生的个人攻击，许多人也对澳大利亚的公立医疗系统提出了质疑。毕竟，对于一向以免费公共医疗体系为傲的澳洲来说，12万澳币动个手术确实是“天文数字”。 “如果我是一个患癌症的孩子，需要最好的护理，这理所当然应该依赖公共医疗系统”，对此，张正贤也表示出了无奈。 所以，究竟是什么促使Amelia一家哪怕筹款，也要远赴悉尼找张正贤做手术呢？ 事实上，尽管每年澳洲政府都给公立医疗系统投入几百亿的资金，但公立医疗资源依然紧缺。在这种情况下，有限的资源必然会优先分配给当地病人，更紧急的病人和治愈率更高、风险更小的病人。 而Amelia看病的珀斯公立医院之所以采取了3年的保守治疗，并且给小女孩下了“只能活12周”的“死亡判决”，就是因为医院无力承担手术后带来的瘫痪风险。 此外，因为澳大利亚公立医院是采取就近治疗原则，“只能活12周”的Amelia明显已经等不及悉尼公立医院的入院许可。 12万做个手术对于Amelia这样的普通家庭来说贵吗？ 答案是肯定的，据澳媒的报道，为了给女儿做手术，为了和死神争分夺秒地赛跑，Amelia一家除了房子能卖的东西都卖了，走投无路之下只能在网络上发起了慈善众筹。 幸运的是，Amelia一家一周就筹集到了15万澳币善款。并且，她幸运地遇到了愿意为她做手术“搏命”的张正贤。 而抛开媒体的质疑，让张正贤更为困惑的是，为什么世界各国都在邀请他去传授经验，可唯独澳大利亚的公立医院一直对他退避三舍。 “新南威尔士州卫生部告诉我，如果允许我在公共医疗系统中操作那么多手术，我必然会破坏财政预算。”这或许才是让张正贤真正无奈之处。 享受免费公立医疗，只能采取保守治疗，可如果要做手术，则花费不菲，而这正是西方许多国家医疗系统不得不面对的困境和现实。 在澳大利亚，张正贤一直是个饱受争议的人物。 在过去的十多年里，张正贤做了大大小小上万台手术。在病人眼里，他是将一个个宣布不治的绝症病人，从死亡线上拉回来的人。 在国际上，张正贤也因为接受高风险棘手病例，并且成功拯救曾被判“死刑”的人而备受关注。 而另一方面，也有很多人觉得张正贤给癌症患者的只是“虚假的希望”…… 曾经，张正贤也是一个用事实和数据说话的医生，他会以所谓的“生存质量”对病人做出评估。 直到他碰到Fiona，一位患脑瘤7年，希望通过手术把肿瘤切除的病人。 “我可以帮你手术，但是你仍然会坐在轮椅上，我所做的一切，只不过是拖延了你的死亡，并非延续你的生命……”张正贤不解地问。 而Fiona当时很愤怒地回答：“我有两个青春期的女儿，生命质量对我而言就是在女儿需要的时候，我能够在她们身边。” 面对一个生命，不同的诊断结论，可能会让医生扮演不同的角色：上帝或死神。 而就是Fiona在生命面前，谈经验，谈指标，谈概率，都是苍白无力的。他真正能做的其实就是尊重病人对于生命的选择权。 “当你看到他们对生命依然充满希望时，我们的职责是保护并灌溉这生命的希望，而不是粗暴的将其扼杀，将你所理解的‘生存质量’强加于病人。” 就这样，张正贤成为一次次跳出来，变成拯救被判“死刑”病人的“医学怪人”。 而全世界各地本已绝望的病人，也因此慕名而来，决定为了活下去做最后一搏。 这其中，有30岁的澳大利亚钢琴家Aaron McMillan，他在2001年被查出患有脑肿瘤。 张正贤为他做了脑手术，成功切除了肿瘤。不幸的是，两年后肿瘤再次复发，Aaron于2007年去世。 同样，澳大利亚的Sarah 2007年被诊断出多形性胶质脑瘤。因为肿瘤太大，她已经被医院告知可以“写遗嘱了”。 然而，Sarah不愿意放弃，她找到了张正贤。张正贤给了Sarah希望，最终手术很成功，Sarah如今仍然健康地活着。 从新加坡来澳洲求医的女孩珍妮弗，在两岁时被确诊恶性脑瘤，辗转全球7家脑瘤中心，她都被告知：不可手术。 就在看了珍妮弗的片子后，张正贤对珍妮弗的母亲说：“有99%的可能是，同行医生的诊断完全正确，就算我做手术的话，结果也可能是糟糕的，但片子中有一点异样的东西，我可以试一试。” 最终，张正贤通过手术取出了整个瘤体，结果却大大出乎意料：珍妮弗的肿瘤是个良性瘤。 如今，珍妮弗已经痊愈。 “如果患者不愿意放弃，我愿意努力延长患者的生命。” 面对同行的质疑，张正贤总是坚持己见。而或许正是当年Fiona 张正贤曾在美国工作了十年，他解释这是因为自己在澳大利亚“名声不好”。 2012年，澳大利亚在全国范围内评选“谁是澳人最信赖的人？”结果，张正贤高居榜首。 可是就是这样一份“殊荣”，也并未让他躲过同行的排挤。 张正贤想要病人“活着”，可更多的医生希望的是病人“有尊严的死”。他“拆其他医生台”、“坏行规”的做法惹恼了同行、权威和上层管理机构。 澳洲神经外科学会会长曾打电话给张正贤，直言不讳地说：“不要再收同行医生已经诊断为不治，或不可手术的病人。” “即便这意味着让本来有希望延长生命的病人死亡？”张正贤问。 而会长的回答很强硬：“对，即便如此，他们大多数人最终都会死。” 孰是孰非？这并非一个简单的命题。 近年来，不动手术、不进加护病房，不插管的“尊严死”被越来越多地谈及和看重。 而另一方面，许多病人也在身患绝症时被隐瞒实情，连基本的知情权、决定权都没有，稀里糊涂地被治疗，甚至稀里糊涂地死去。 所以，面对死亡，究竟应该谁来做主？ 张正贤的回答始终是：“病人有权紧握生命的希望，哪怕它只是一点微光，病人也有权知道。” 所以，哪怕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张正贤也坚持认为，如果病人和家人希望多活一个月，哪怕是一天，一个小时，医生也不应该以“最终都要死”来否定病人求生的意愿。 总会有病人，希望有那么一个医生，能为他们做点什么，他们也愿意用生命去搏一搏，万一奇迹出现呢？ 有病人曾对张正贤这样说：“我希望今生不用去见你，但我希望每个身患脑癌的绝症病人都有机会遇见你。” 生命是宝贵的 活着是令人向往的 努力地活着或有尊严地死去 都是不应该被剥夺的权利 本文部分内容参考自公众号 墨尔本生活资讯（ID: Mel_life） 好报（ID: haobao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