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之春”、“伊斯兰国”与中东的未来丨专访尤金·罗根
中东局势一直是世界各国关注的焦点，阿拉伯问题是其中尤为重要的一环。但在谈论阿拉伯历史时，人们往往一味强调阿拉伯历史上的种种冲突，尤金·罗根认为，这是错误的，湮没了阿拉伯世界的引人入胜之处。
近期，牛津大学中东史研究教授尤金·罗根的著作《征服与革命中的阿拉伯人：1516年至今》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引进出版。该书从地缘政治和社会转型的角度出发，深度梳理了五百年来阿拉伯人从摆脱外族奴役到建立主权国家和实现民族复兴的曲折历程，探究了当今阿拉伯世界诸多困境的历史成因。
阿拉伯世界在过去五个世纪所经历的种种，与全球其他地方的人所经历的没有什么不同：民族主义、帝国主义、革命、工业化、城乡移民、为妇女权益而斗争，所有这些人类现代历史的宏大主题都在阿拉伯世界得到呈现。然而，也有许多元素让阿拉伯人与世界其他地方的人有所不同：他们城市的样貌、他们的音乐和诗歌、他们作为伊斯兰教“选民”的特殊地位，以及他们对于民族社群的概念——从摩洛哥延伸至阿拉伯半岛。
阿拉伯世界是多元的，但又由基于语言和历史的共同认同维系在一起。他们是一个民族，同时也是许多民族。作为中东史研究的西方学者，尤金·罗根被阿拉伯的历史吸引便是因为其丰富和多元。他的童年在贝鲁特和开罗度过，后来在美国上大学时，对中东产生了兴趣，从而学习了阿拉伯语和土耳其语，让他能够阅读阿拉伯历史的各种原始材料，宫廷记录和编年史、档案文献和手稿、日记和回忆录。
除了原始资料，在撰写这本书时，尤金·罗根也使用了生活在阿拉伯动荡岁月中的亲历者的叙述：从早年间的编年史，到大量来自知识分子、记者、政客、诗人、小说家、出名的与平凡的人的记录。尤金·罗根认为，如果能够基于“阿拉伯人对他们所生存时代的描述，通过他们的眼睛来看阿拉伯历史”，会让读者对阿拉伯的历史产生不同的看法。
尤金·罗根（Eugene Rogan，1960-），英国历史学家，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院士、圣安东尼学院中东研究中心前主任，教授近现代中东史。其作品《奥斯曼帝国的衰亡：一战中东，1914-1920》（The Fall of the Ottomans: The Great War in the Middle East）和《征服与革命中的阿拉伯人： 1516年至今》（The Arabs: A History）已被引进翻译出版。
2019年8月，《征服与革命中的阿拉伯人：1516年至今》（The Arabs: A History，以下简称《阿拉伯人》）中文版的译者廉超群和李海鹏通过电子邮件采访了本书作者尤金·罗根，就作者的写作意图、理念、西方中东研究的流变，以及作者对中东历史与现状的看法和对中国中东研究的展望进行了提问，以期帮助中国读者更好地理解这部作品。
尤金·罗根认为，阿拉伯世界今天距离摆脱外部势力、实现独立的目标，比其近现代史上的任何时候都要遥远，因此他对阿拉伯世界充满了同情。但他同时强调，同情并不意味着学者可以不加批判，要“同情地参与”——参与意味着用严谨和分析的方法来处理问题。谈到“一带一路”时，尤金·罗根表示，他希望通过各国学者对彼此工作的建设性批评，可以互相帮助，弥补彼此在研究外国社会方面的缺陷与不足。他更希望这本书能带来更多对阿拉伯世界的理解，让阿拉伯世界的历史助力于建构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桥梁。
《征服与革命中的阿拉伯人：1516年至今》
[英]尤金·罗根，廉超群、李海鹏译
浙江人民出版社2019年7月版。 采写 | 廉超群、李海鹏 不能在孤立中东其他民族的情况下写阿拉伯人的历史 问：你为何选择写一部阿拉伯世界的历史，而其他一些当代学者，如彼得·曼斯菲尔德（Peter Mansfield）、小阿瑟·戈德施密特（Arthur Goldschmidt Jr.）、威廉·L.克利夫兰（William L. Cleveland）和詹姆斯·L.盖尔文（James L. Gelvin），更倾向于将包括伊朗、土耳其、以色列在内的整个中东作为一个叙事单元？ 尤金·罗根：“中东”作为一个地理单元，是欧洲人在20世纪创造的。欧洲政治家发明了这个术语来指代靠近欧洲的、由诸伊斯兰帝国统治的西南亚和北非地区。从这个意义上讲，“中东”只与现代史相关，是一个颇具任意性的概念。有人能写17或18世纪的“中东”吗？为什么将土耳其和伊朗连同以色列和阿拉伯世界一起归于中东，而将阿富汗甚至巴基斯坦等其他西南亚国家排除在外？土耳其在20世纪末试图加入欧盟的雄心让很多人质疑它是否仍然是中东的一部分。这样的质疑也同样适用于以色列，它直到1948年才成为一个国家，且声称自身在文化上更亲近欧洲而非中东。 另一方面，阿拉伯人是一个有着近2000年历史的独特的民族社群。在公元7世纪的伊斯兰征服过程中，阿拉伯人从他们祖辈的家园阿拉伯半岛出来，将他们的语言和宗教带到了东地中海、埃及和北非。尽管穆斯林征服者占领了南欧大部分地区，但1492年最后一批阿拉伯人被驱逐出西班牙之后，伊斯兰教和阿拉伯语都没有在南欧留存。但在西亚和北非，阿拉伯人一直是占主导地位的民族社群，且延续至今。 我把阿拉伯人称为一个民族社群，并不是说所有的阿拉伯人都是一样的，正如人们不会说所有的中国人或所有的印度人都是一样的。和那些多元的亚洲民族一样，阿拉伯人包含多个民族分支，他们说着不同的阿拉伯方言，有着不同的饮食习惯、建筑风格和着装规范。摩洛哥人、埃及人、巴勒斯坦人、伊拉克人、沙特人和也门人之间的文化差异再明显不过了。然而，他们都会认为自己是阿拉伯人。 最后，我们不能在孤立中东其他民族的情况下写阿拉伯人的历史。从1516年到1918年，阿拉伯世界的大部分地区处于奥斯曼土耳其人的统治之下。1948年以色列的崛起主导阿拉伯世界的地缘政治直到今日。尽管如此，将阿拉伯人作为我的核心关注，使我能够以一致的视角来书写五个世纪的历史。如果我试图将视角扩大到整个中东，上述一致性就难以实现了。 1918年3月28日，费萨尔阿拉伯军队的一群贝都因士兵在棕榈树丛中。保罗·卡斯泰尔诺的这张奥托克罗姆干版彩色照片记录了一些男子的脸，他们参与袭击了希贾兹铁路和麦加与大马士革间的奥斯曼沙漠要塞。英国军官T.E.劳伦斯，即著名的“阿拉伯的劳伦斯”，在他的经典之作《智慧七柱》中颂扬了这些袭击。 问：一些评论家将《阿拉伯人》与菲利普·希提的《阿拉伯通史》（History of The Arabs）、阿尔伯特·侯拉尼的《阿拉伯各民族史》（A History of the Arab Peoples）相提并论，称它们是三代历史学家关于阿拉伯世界最具代表性的著作。你认为这个说法恰当吗？你如何看待你这本书和这两部作品之间的联系？ 尤金·罗根：将我这本书同这样经久不衰的经典作品相提并论让我受宠若惊。我未能有幸见到菲利普·希提（他1978年去世时，我刚进大学不久）。而阿尔伯特·侯拉尼，我初次见到他是在1984年，1991年我进入牛津大学工作后，同他就他的学术研究展开了广泛的交流，我一直将他视为研究近现代阿拉伯世界最杰出的历史学家。 从很多方面看，他的权威作品《阿拉伯各民族史》是对希提《阿拉伯通史》的修订。《通史》初版于1937年，直到20世纪80年代我在哈佛大学读研时仍然是必读书。到侯拉尼的时代，关于阿拉伯世界的历史书写已有了巨大发展，侯拉尼是第一位尝试重新书写一部从伊斯兰教兴起直到当下的综合性阿拉伯史的学者。侯拉尼的作品在学界广受好评，出版时恰逢1990年萨达姆·侯赛因入侵科威特，成了国际畅销书。 我写作《阿拉伯人》，是想对侯拉尼的杰作进行补充而非与其竞争。侯拉尼从伊斯兰教兴起开始书写阿拉伯史，讲述近现代史的章节相对较少，这让我有机会用比他更详尽的方式书写近现代史。尽管如此，我认为支撑我和他的作品的历史研究方法与理念是非常相似的。 问：你强调，你的这部作品基于“阿拉伯人对他们所生存时代的描述，通过他们的眼睛来看阿拉伯历史”，并称“偏向使用阿拉伯资料来书写阿拉伯人的历史是非常自然的”（第16页）。在当代西方关于阿拉伯世界的学术书写中，“通过阿拉伯人的眼睛来看阿拉伯历史”是独特的取向吗？自爱德华·赛义德《东方主义》一书问世以来，中东研究领域日益显著的解构欧洲或西方中心主义的趋势对你有多大的影响？ 尤金·罗根：非本土历史学家在面对他们研究对象时的立场总是复杂的。作为一名在英国大学工作的美国公民，我非常清楚英国人在帝国时代和美国人在冷战期间与21世纪对阿拉伯人犯下的历史错误。当然，我受到了爱德华·赛义德的力作《东方主义》的影响。他论点的逻辑表明，西方历史学家几乎不可能超越这一历史重负写出关于阿拉伯世界的客观、平衡的著作。 然而，赛义德并不想阻止我们对别人的历史产生兴趣的自然好奇心。相反，他想让西方历史学家对写下的文字负责，并劝阻学者参与到政府损害亚洲和非洲人民利益的决策中去。我在写作《阿拉伯人》时偏重使用阿拉伯资料，我认为，这是为了尽可能在我的写作中达到上述平衡，也给西方读者提供一个了解阿拉伯近现代史的宝贵视角。在2001年9月11日美国遭受袭击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发动“反恐战争”之后，让公众从阿拉伯人的角度了解近现代史面貌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重要。 我不会自称是第一个在历史书写中偏重使用阿拉伯资料的学者。有大量基于阿拉伯档案、手稿和出版资料的重大学术成果，我在写这部书时参考了其中很大一部分。但我强调了这一点，这样读者才会意识到，他们是通过阿拉伯人而非占据主导地位的大国的视角来看近现代史的。 问：你认为在书写他者历史时同情是必要的吗？若是，你在写《阿拉伯人》时是如何平衡同情和客观的？ 尤金·罗根：我总是鼓励我的学生在写作时对他们的研究对象持有同情。我认为同情是必要的。有关中东的学术研究中，最糟糕的作品是那些对阿拉伯人或伊斯兰教怀有敌意的人以“了解你的敌人”的分析形式写成的。这种敌意所依托的往往是对研究对象有限的第一手知识。我对阿拉伯世界的基本同情在很大程度上源于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自1971年以来，我在中东生活过、学习过或教授过有关中东的知识。我去过该地区的大多数国家，同当地人建立了持久的友谊，拜会了学者和政治家，我从他们身上受益良多。此外，我自认为对阿拉伯世界中那些投我以信任和友谊的人负有责任。 然而，同情并不意味着学者可以不加批判，因此我强调同情地参与（engagement）。参与意味着用严谨和分析的方法来处理问题。说出全部真相至关重要，不要去回避、删减棘手的史实。仅举一个例子，在写1967年6月战争之前、期间和之后埃及政策的历史时，如果不去批评备战不够认真，不去批评纳赛尔和其他阿拉伯领导人向公民撒谎，在遭遇彻底失败后几天反而宣称胜利，那是不诚实的。这是一段痛苦的历史，但如果历史研究要实现其初衷，就必须讲出来。 我也知道，在许多阿拉伯国家，历史学家没有国外学者那样的自由去书写那些他们的苦痛历史。在参与阿拉伯世界的历史辩论时，西方学者可以做出的贡献是讨论许多阿拉伯国家政府阻止本国公民提出的问题。当我们的书被翻译成阿拉伯语时（《阿拉伯人》2012年被首次翻译成阿拉伯语出版），我们可以为阿拉伯世界的历史辩论做出有益的贡献。 在1974年11月13日受邀在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讲期间，巴解组织主席亚西尔·阿拉法特享受了国家元首级别的待遇。以色列代表团从其前排座位上集体退场，以示抗议。“今天，我来到这里，一手拿着橄榄枝，一手拿着自由战士的枪，”他在座无虚席的大厅中说道，“不要让橄榄枝从我手中滑落。” 阿拉伯世界的独立目标，比任何时候都要遥远 问：你为何选择1516年作为全书叙事的起点？奥斯曼帝国统治的遗产，对阿拉伯世界历史进程产生了何种影响？ 尤金·罗根：我想写一部阿拉伯人的近现代史。在我看来，1516年奥斯曼帝国征服阿拉伯世界是这部历史自然而然的开端。首先，火药军队（奥斯曼帝国）战胜依靠钢铁武器的骑兵（定都开罗的马木鲁克王朝），标志了从中世纪到近现代的过渡。其次，奥斯曼帝国统治阿拉伯世界直到20世纪。因此，奥斯曼帝国充当了阿拉伯世界和欧洲现代国家之间的中间人，后者基于18世纪启蒙运动的思想和工业革命的技术而生。因此，在讨论19世纪的改革之前追溯阿拉伯-奥斯曼史的完整面貌是很重要的，这些改革塑造了阿拉伯社会和奥斯曼帝国其他地区社会的方方面面。 最后，《阿拉伯人》背后的一个大主题是，阿拉伯人不得不在其近现代历程中接受外国人的规则。在伊斯兰兴起之后的几个世纪里，阿拉伯人是占统治地位的力量，他们基于阿拉伯的首都施以统治：大马士革的伍麦叶王朝、巴格达的阿拔斯王朝、开罗的法特梅王朝和马木鲁克王朝。从1516年奥斯曼人征服开始，阿拉伯人开始被外国的首都统治：始于1516年的伊斯坦布尔、欧洲帝国主义时期的伦敦和巴黎、冷战时期的华盛顿和莫斯科。1516年奥斯曼人的征服是这一趋势的起点，直到今天，阿拉伯人仍在为主权和独立而斗争。 问：你在书中为何花了很大的篇幅勾勒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兴衰，而在当前的中东政治中，我们观察到的却是阿拉伯世界日益碎片化、国家间力量日益失衡、矛盾日趋尖锐的趋势？如何看待阿拉伯民族主义遗产在当今阿拉伯政治中的影响？ 尤金·罗根：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阿拉伯民族主义对阿拉伯世界人民的吸引力怎么夸大都不为过。许多人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和法国强加给阿拉伯世界的边界是为了分裂阿拉伯人，以便让欧洲帝国统治他们。阿拉伯民族主义者认为，阿拉伯世界只有超越阿拉伯国家之间人为的边界，统一为一个共同的超级国家，依靠人力和自然资源成为现代世界的强国，才能确保主权和独立。 然而，事实证明，阿拉伯国家的团结不可能实现。埃及和叙利亚在1958年至1961年之间的短暂联盟完全失败，这表明阿拉伯国家已经发展出了不同的政治文化，形成了各自的利益，与建立更广泛的联盟构成对立。此后，虽然阿拉伯各国政府继续使用阿拉伯民族主义的语言，但民族国家的现实利益才是至关重要的。在1967年阿拉伯战败后的几十年里，阿拉伯世界的许多人对阿拉伯民族主义不再抱有幻想，开始转向政治伊斯兰主义。然而，最近的两个事态发展表明，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吸引力并没有完全消失。 2011年，民众抗议运动席卷阿拉伯世界，导致突尼斯、埃及、利比亚和也门的长期统治者被推翻。突尼斯和埃及的“革命”鼓舞了阿拉伯人民，北非、中东和阿拉伯半岛各国民众采用了同样的策略与口号。虽然2011年没有人呼吁阿拉伯团结，但2011年阿拉伯民众在目标上的团结比20世纪50年代纳赛尔主义达到顶峰时更甚。 “伊斯兰国”运动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兴起也利用了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的诉求，即取消欧洲帝国主义列强强加给阿拉伯世界的国家边界。当“伊斯兰国”在2014年夏天占领跨越伊拉克和叙利亚的领土时，他们声称粉碎了1916年英法签署的旨在分割阿拉伯领土的《赛克斯-皮科协议》。虽然“伊斯兰国”用伊斯兰而不是阿拉伯民族主义的说辞为自己的行动辩护，但他们显然是通过回应阿拉伯民族主义的一个基本诉求来为自身的行动争取合法性。 问：你在《阿拉伯人》中写道：“从1517年起，阿拉伯人将通过外国首都制定的规则来协商他们的国际地位，这一政治现实将被证明是现代阿拉伯历史的一个决定性特征”（第26页）以及“他们寻求脱离外部势力的控制”（第7页）。但我们今天似乎看到外部势力对阿拉伯世界的渗透和干预越发明显。在一个政治多极化、新自由资本主义全球垄断的时代，你怎样看待阿拉伯世界政治、经济的自主性问题？ 尤金·罗根：我相信，阿拉伯世界今天距离摆脱外部势力、实现独立的目标，比其近现代史上的任何时候都要遥远。2011年阿拉伯世界的抗议活动一度燃起希望，但该地区已被内战和国家间冲突所摧毁。在卡扎菲独裁统治结束后，利比亚依赖国际社会协助解决冲突、建设国家。自2003年萨达姆·侯赛因被推翻以来，伊拉克一直面临外国占领和内部分裂。一批外国势力介入了叙利亚内战，破坏了这个国家的城市结构，导致该国一半的人口流离失所。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介入也门内战，以防止伊朗势力在阿拉伯半岛南部蔓延，却引发了人道主义灾难。卡塔尔仍然受到邻国的封锁，因为这些国家认为卡塔尔的政策损害了他们的利益。伊朗与一些阿拉伯邻国（及以色列）之间的紧张关系加剧了人们对未来爆发冲突的担忧。 2019年，阿尔及利亚和苏丹的新一轮民众抗议表明，整体来看，阿拉伯世界将进一步走向不稳定。阿拉伯世界各处，人们遭受的苦难和破坏超过了该地区内部冲突化解和国家重建的手段所能应对的程度，这使得阿拉伯人更加依赖国际社会的协助。对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而言，上述这些发展并没有使阿拉伯世界具有特别的吸引力，但可以想见，外部大国会将冲突化解和重建援助作为加深它们对该地区的影响与控制的途径。对于21世纪的阿拉伯人的发展趋势，我很忧心。 伊拉克军队急于在惨烈的地面战争开始前撤离科威特，征用了大量卡车和汽车。在科威特向北通往伊拉克的80号高速公路上，数以千计的伊拉克车辆在完全暴露的情况下被美国战机击毁，这条公路也因此被称为“死亡公路”。过度的杀戮引发了国际社会的谴责，也迫使美国总统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于1991年2月28日终止了“沙漠风暴”行动。 问：“阿拉伯之春”给阿拉伯人带来了短暂的狂喜和变革的希望，但很快演变成冲突、战斗、旧制度的回归、非国家认同的重兴和派别暴力的升级。对于许多阿拉伯人来说，现在“阿拉伯之春”这个词似乎已成为愤世嫉俗的对象。当你更新《阿拉伯人》以纳入“阿拉伯之春”时，它是如何影响你最初的叙述的？你是否调整过之前对阿拉伯历史的观察？你如何评价在阿尔及利亚和苏丹爆发的新一轮反政府抗议活动？ 尤金·罗根：我写《阿拉伯人》是在2005—2008年间，为了回应乔治·W.布什政府时期美国对中东的政策。“9·11”袭击后的“反恐战争”、2001年入侵阿富汗和2003年入侵伊拉克，以及新保守主义对中东民主的推动，让阿拉伯世界蔓延起一种特别的无力（powerlessness）感。黎巴嫩记者和知识分子萨米尔·卡希尔在《身为阿拉伯人》一文中描述了这种无力感，他在文中呈现了整个阿拉伯世界普遍持有的绝望情绪。“阿拉伯人民被一种无力感笼罩，”他写道，“他们无力去压制一种感受，即你只不过是全球棋盘上卑微的棋子，即使棋局正在你的后院里进行。”我在《阿拉伯人》的序言中引用了卡希尔的文章。 随着2011年“阿拉伯之春”的爆发，无力感被赋力（empowerment）感所取代，不仅突尼斯或埃及人民团结起来反对政府，而且中东和北非各处的阿拉伯人民也团结起来。示威者众，这让他们获得了勇气，认为民众示威规模太大，当局无法镇压。他们呼吁自由和社会公正，并相信通过推翻独裁者，人民将控制政府并实现这些合理的要求。我在2012年出版的《阿拉伯人》平装本的后记中反思了这些历史性的变化，并以近乎欣喜的乐观态度结尾。 不幸的是，“阿拉伯之春”以悲剧收场。反“革命”力量在巴林推翻了抗议运动，在埃及扶持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主席掌权。利比亚和也门独裁统治的倒台以及叙利亚反对巴沙尔·阿萨德的起义，制造了权力真空，填补者是持枪者而非政治活动家。伊拉克和叙利亚国家的崩溃催生了一个暴力的哈里发国，自诩为伊拉克和叙利亚的“伊斯兰国”。在这最新一版中，我需要重审自本书首次出版以来的十年间阿拉伯世界的快速变化。遗憾的是，乐观的结局并不存在。阿拉伯世界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未来几年内冲突化解或重建的前景渺茫。 自最新版出版以来，一波新的民众起义推翻了阿尔及利亚和苏丹长期执政的统治者。抗议者非常清楚他们的阿拉伯邻国在2011年面临的风险。阿尔及利亚和苏丹的抗议者能否像突尼斯一样，产生一个领导层，让国家像突尼斯那样安全地过渡到代议制政府？或者，这样的领导是否会面临被两国拒绝下台的军方或旧制度势力逮捕的风险？我希望未来版的《阿拉伯人》将表明，苏丹和阿尔及利亚同突尼斯一样实现了和平过渡，而不是像2011年后阿拉伯世界其他国家那样屈服于反“革命”或陷入内战。 问：在后“阿拉伯之春”时代的中东政治中，你是否觉得巴勒斯坦问题面临着被边缘化的危险？你认为当前中东地区的动荡对巴勒斯坦人民意味着什么？ 尤金·罗根：毫无疑问，在过去十年中，巴勒斯坦问题一直被阿拉伯人和国际社会忽视。没有了要求尊重巴勒斯坦人权利的外部压力，以色列总理本杰明·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右翼联合政府誓言要阻止巴勒斯坦国的建立。特朗普政府削减支持巴勒斯坦难民的联合国机构的资金，关闭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在美国的办事处，将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至耶路撒冷，承认以色列吞并戈兰高地（1967年被以色列占领的叙利亚领土），从而进一步削弱了巴勒斯坦人的地位。巴勒斯坦和国际社会中的许多人质疑成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是否可能，并主张支持两个民族的“一国解决方案”（其中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在以色列享有共同的公民权利），而不是国际上普遍认可的“两国解决方案”，即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两个主权国家和平共处。 当然，认为以色列人会接受“一国解决方案”是完全不切实际的，因为阿拉伯人口很快就会超过犹太人口，因此巴以冲突最现实的结果仍然是“无国家解决方案”。在这种解决方案中，巴勒斯坦人民被剥夺了合法的政治权利，并无限期地生活在以色列的完全控制之下。这是一个导致暴力和不稳定的模式，但以色列和国际社会似乎都愿意接受。 1982年8月22日，巴勒斯坦战士登上卡车驶往不远处的贝鲁特港，在那里他们将登船开启流亡之旅。自从1970—1971年巴解组织被逐出约旦以来，贝鲁特就一直是巴勒斯坦人反抗以色列武装斗争的中心。巴勒斯坦战士宣称在抵制以色列人围攻的战斗中取得了胜利，他们是在巴勒斯坦旗帜和阿拉法特的画像之下，携带着武器撤离贝鲁特的。 中国对中东的研究可以为全球学术交流做出贡献 问：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大背景下，中国高校和科研院所对开展包括中东研究在内的区域研究表现出普遍的热情。在你看来，中国的中东研究如何从东方学的传统和欧美区域研究的兴起与发展中获得启示和借鉴？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如何从欧美与中东接触的历史中吸取经验和教训？ 尤金·罗根：中国对区域研究特别是中东研究的兴趣日益增长，让我备受鼓舞。这波中东研究的新浪潮，使我和我的西方同事能够以前所未有的方式与中国同行接触。今天中国区域研究的兴起与20世纪50年代英美的区域研究的建立有相似之处。 在西方，各国政府鼓励大学培养具有语言技能并全面了解具有地缘战略价值地区的历史、政治和社会的专家，来协助政府和私营部门维系与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强有力的贸易关系。在中国，“一带一路”倡议覆盖的投资区域与中国高校区域研究的重点对象明显相关。但中国与英美区域研究间存在重要差别。英国发展区域研究，是凭借其在亚洲和非洲的帝国主义经验，而美国则受到冷战的驱使，以遏制苏联在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的影响。这种帝国主义或超级大国对抗的历史破坏了区域研究的学术正直性，而中国没有这样的历史。 然而，我认为，对中国而言，借鉴西方的经验教训将是明智的选择，这可以避免被指责为萨义德在他那部影响深远的书中所描述的“东方主义”。中国学者应该学习他们所研究地区的语言，并投入大量时间去这些地区生活，以深刻了解这些地区的文化和社会。区域研究专家必须准备向他们对象地区的居民学习，这样才能保持对当地主人的尊重。在我看来，最好的区域研究学者是那些精通对象地区语言、在对象地区生活时间最长且在对象地区社会中拥有最广泛关系网的人。 此外，中国学者应该为全球学术交流做出贡献。我不愿把我自己的语言英语强加给我的中国同事，但向国际受众分享研究成果非常重要，而英语已经成为全球学术语言。我相信，对于共同感兴趣的地区，西方学者如果能了解到中国学者的学术成果，将获益匪浅。我认为与全球学者的交流也将有助于提高中国区域研究的质量。理想的情况是，通过我们对彼此工作的建设性批评，我们可以互相帮助，弥补彼此在研究外国社会方面的缺陷与不足。 在开展“一带一路”建设后，中国在世界上的投资规模越大，就越容易受到投资对象地区政治动荡的影响，其经济角色变得越发政治化的风险也就越大。西方的区域研究专家的资政情况非常复杂。西方区域研究的经验表明，当学者卷入政府的权力政治时，大学要保持学术正直性是多么困难。这是爱德华·赛义德《东方主义》关注的核心问题，也是近几十年来许多西方学者自我批评的根源之一。 在某种程度上，上述几点思考塑造了《阿拉伯人》。我的叙述方式，我对阿拉伯资料的依赖，我对生活在近现代历史塑造的世界里的普通民众境遇的同情，我对过去两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使阿拉伯人受西方钳制的那种权力关系的谴责，是我个人几十年来与阿拉伯世界接触经历的反映。我希望这本书是对近现代阿拉伯历史的诚实叙述。我也希望它能带来更多的理解，使历史可以助力于在不同文化之间架起桥梁。基于这个原因，当看到这本书的中文版面世时，我由衷地高兴，并期待获得中国读者的反馈。 （责任编辑：Aime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