摇滚消失于盛夏

哪吒举剑之前，最后看了一眼巨浪。

一

1998年，中关村的眉宇尚带青涩和惘然。

五道口旧铁路边，有一破败洗浴中心，后改为平价溜冰场，取名开心乐园。

溜冰场白日顾客寥寥，入夜之后，便在门前挂起海报：中国最牛摇滚乐基地。

朝圣者蜂拥而至，年轻乐队抽签上台，哪怕只有一名观众鼓掌也要返场，眷恋着不肯离去。

长夜如迷梦，欢乐如潮汐，现场会独家售卖5元一瓶的大瓶燕京，酣畅至顶时，乐迷们会串成一串在场内开火车。

狂欢在深夜结束。乐队每人能挣10元，没人舍得打车，摇滚青年们聚在路边吃大排档，连喝带聊，像草原上生着篝火的游牧民族。

天色微亮，早班公交车赶来，拉着他们一路北行。

老旧公交车驶过清华大学、圆明园东路、正白旗村，最后到达树村。

那是一个被遗忘在时间角落的小村。明代大臣李东阳行至此地，写诗道“行尽房山复树村，三年歧路几销魂。”

最前沿摇滚和最封闭古村，完成奇异的组合。

树村是众多乐队租住地，也成为摇滚的圣地。顶峰时，村里住有乐手近千人。

抛开精神向往，乐队选择此地主要因租金。三公里外的上地，比树村离城更远，房租却是树村一倍。

随着进村乐队越来越多，村民们开始垒砖砌墙，多盖一间屋，就能多一笔收入。

在树村，看窗就知这支乐队的经济情况。

木头框窗户房每月房租150元；铝合金的200元，塑钢的则要300元。

选木框的占大多数，村民们看不惯这群奇装异服且不着调的年轻人，跟在他们身后嘟囔 “瞧这是什么东西？这是人嘛？”

痛仰乐队的主唱高虎，便是非人群体中的一员。

他在天山脚下长大，小时候常年挨打。

一场考试，他考89分，如果有人考到90分，父亲拳脚便至。

初中时，家人强制让他留级只为考重点高中。长大后，他在父母安排下进入工厂，厂方评价是“该生对领导有抵触情绪”。

他南下深圳，意外迷上重金属音乐。最后前往北京，找一所叫迷笛的音乐学校。

迷笛前身是“迷笛演艺器材高技术公司”，1993年才变为学校，1997年首次开设两年制的长期班。

高虎是第一个交钱的，学号001。

那是一个燥热长夏，日后知名摇滚

他们听黑豹唐朝，他们爱崔健窦唯，他们想象着红磡的烟火与声浪，他们在麦克前愤怒，在琴弦上倾诉，他们随着巨浪，沿九十年代经纬奔涌向前，不知将停何处。

从迷笛毕业后，他们大多带着对未来的梦，流入树村。

高虎自传《我们还会一起漫步》写道：

“从迷笛毕业以后，我们准备和摇滚乐死磕。树村的房子终日晒不到太阳，冬天还要自己点炉子取暖，我甚至还有一次因为煤气中毒差点儿就这样走了。”

在树村，他写了一首未发表的歌。

歌中，他唱道：我闭着眼睛往前走，不知道我的未来是什么样子，但这是你选择的方向。

二

那个夏天仿佛漫长无期。

摇滚专辑可以销量百万，摇滚歌手能成全民偶像，

然而这一切，离树村很遥远。

香港导演张婉婷以树村为原型，拍了电影《北京乐与路》，一口气拿下当年金像奖5项提名。

电影中，饰演主唱的耿乐说：北京摇滚的主要特点，是穷。

唐朝的丁武，为一把吉他，给人画风筝，一画就是一天一夜；黑豹的李彤，好不容易吃回热汤面，因为面盛少了，急得跟人家大闹。

张楚刚到北京时，靠几所高校师生养着，最后被迫去卡拉OK放镭射碟赚钱。贝斯手陈劲所在乐队，整月要吃几百斤挂面续命。

即便住进树村，情况也未好转。

有的乐手，没钱就去美院当裸模，或者去清华门口卖打口带。

高虎曾去地下通道卖唱，因为不像流浪汉，两小时只挣了四块二，到后来，站一天也收不到一分钱。

他在迷笛的同学宋雨喆，也搬进了树村。宋雨喆组建了支乐队，名叫木推瓜。

他真的推过瓜。有年冬天，冬瓜降价，一斤几分钱，他买了半三轮车冬瓜，推入树村，塞进床下，然后顿顿吃冬瓜。

树村的访客，听到乐手说得最多的是：他们炒土豆能做出红烧肉的味儿。

贫苦日子中，唯有音乐是至高信仰。

没演出时，不管前晚喝得多醉，早上9点，树村乐手们一定会准时排练。他们戏称为上班。

大家奔向各自的排练厅，所谓排练厅只是几平米土房，墙壁门窗裹着隔音用的棉被。

冬天还好，夏天则如蒸笼，几小时下来，大汗淋漓，酷日下的室外倒比屋里凉快。

解暑方式就是把着村头水管喝凉水，别管拉不拉肚，先爽了再说。

痛仰的贝斯手张静，最窘迫时没钱交房租，被迫卖琴。此后半年间，他只能蹭琴练习。

多年后，树村乐手回忆往事，很少提及苦难，只说那段追逐理想的日子比黄金还宝贵。

树村的摇滚乐队，名字都压抑，痛苦的信仰、废墟、做梦……但他们说，在树村的日子很快乐。

他们去百望山看日出，冒大雨骑车去司马台爬长城。冬天喝一瓶二锅头然后跳湖里野泳。偶尔打架，第二天再和好如初。

最后，连树村村民都喜欢上这群追梦的年轻人，“别瞧长头发留着，瞅着不怎么顺眼，可是这些孩子心眼都不坏也懂事，单纯。”

树村汪大姐说，房子租给乐队久了，她一家变得喜欢鼓声。

可惜，一切如朝露般短暂。

盛夏结束了，树村南边那座巨大城池中，高楼拔地而起，商业洪流正冲刷一切。

开心乐园不远处，竖起了FM365巨大广告牌，广告牌上谢霆锋微笑凝视。

广告中写道：用最红的人，做最红的广告，1年烧1亿钞票，3年做成中国最红的互联网站。

树村里的乐手越来越少，有人南下广东，去歌厅表演，去了就不再回来，并捎信喊人，说一晚上能挣几千元。

最后留下的人，都是真爱摇滚的人，只是他们知道，他们已被抛离时代之外。

某天深夜12点，宋雨喆骑车回树村，路上被车撞倒了。

他左边胳膊血肉模糊，肇事司机以为他死了，开车逃逸。

他捡起了汽车掉下的反光镜，匍匐着爬向树村。

很多年后，他和我说，他什么都看不清，感觉周围升起了一团团黑色的云彩。

三

2002年，树村传出拆迁风声，家家户户都拉水泥盖房，以求更多补偿款。

村子变成喧闹工地，乐手无从排练，连在屋里听音乐都做不到了。

最后，房东开始赶人，摇滚青年们走出村落，消失在新世纪的暮色中。

摇滚变成小圈子自娱自乐，就像困在被洪流绕路的荒岛。

他们曾经想改变的东西，依然如旧，纹丝不动。

宋雨喆解散了木推瓜，变卖所有家当，带了五千块钱，去了西藏的冈仁波齐。

他在西藏待了五年。既然无从改变，他宁愿放逐自己。

离开树村之后，高虎也一度陷入迷惘。

他活得就像痛仰乐队的LOGO，LOGO上，哪吒望了一眼滔天巨浪，然后举剑决绝。

他和新世界像是隔了一层膜，他一度以为已与音乐决绝，直到2008年上网时，偶然看到一个乐迷签名。

没有音乐，生活将是一场错误。那是尼采的话。

痛仰重新出发，它最近一次引起关注，是因为登上了一档综艺节目。

人们在精致舞台上，又看见穿着休闲的痛仰。他们的LOGO已换为拜佛的哪吒。

味道终归变了。摇滚并不适合表演，就像愤怒并不能伪装。

痛仰出现的更大价值，更多是让人们想起摇滚，想起村庄，想起那个燥热的夏天。

那个夏天不会再来了。在这个崇尚男团女团的商业时代，成名有捷径，无需忍受苦难。

2016年，宋雨喆重组木推瓜，新专辑中有首叫《树村童子》的歌，追忆往日。

树村旧址现在已是荒地，不远处的马连洼，科技公司林立，虚空中奔腾着浮躁的资讯浪潮。一切快如电光火石。

英国电影《海盗电台》，讲了一个欢乐又悲伤的故事。

1964年，一群音乐人，在北海的船上，开设私人电台，日夜播放音乐，2500万英国听众收听。

那艘船，就是他们心中的树村。

最后，船在风暴中沉没。

船员困在礁石上，看着黑胶唱片、磁带，以及所有有关音乐的记忆，随船沉没。

那些愤怒的、忧伤的、骄傲的、卑微的，终归都度化在海浪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