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耶鲁大学教授：拼爹与推娃的社会经济学丨文化客厅

与传统的解释不同，耶鲁大学教授法布里奇奥·齐利博蒂尝试从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育儿方式背后的经济因素。在今年出版的新书《爱、金钱和孩子》（Love、Money and Parenting）中，齐利博蒂通过研究全球各国在历史不同阶段的育儿模式演变，发现如今的育儿方式越来越趋于密集，育儿差距也越来越大。

在20世纪70年代，低学历和高学历的美国父母照顾孩子用的时间大致相同。如今，这两个群体之间的差距超过每周3小时，高学历父母在孩子身上投入的时间和精力越来越多。此外，受过高等教育的父母更有可能一起抚育孩子，他们的教养方式也更有利于孩子在社会上立足或提升阶层。

自1975年以后，在全球范围内，父母在育儿上花费的时间在不断增长。资料来源于《爱、金钱和孩子》（Love、Money and Parenting）。

不同国家之间的育儿方式也存在着显著差异。为什么中美多是“虎妈猫爸”，而北欧则是“佛系养娃”？传统视角分析不同地区和国家背后的文化差异，比如不同的宗教观念、中西方价值观的差异，等等。另外一些学者从现代化的角度进行解释，比如家庭的规模正在逐渐缩小。

地域和文化的影响固然重要，但耶鲁大学教授齐利博蒂认为也需要考察经济因素的影响。在齐利博蒂看来，影响父母育儿行为的关键因素包括：其一，孩子未来的收入水平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教育的成功；其二，教育机会不平等的程度。在收入不平等和教育回报率比较低的国家，父母往往更宽容，而在收入不平等和教育回报率比较高的国家，父母可能会更热衷于“推娃”，并更倾向于向孩子灌输出人头地的理念。

香港中文大学经济学系教授宋铮曾是齐利博蒂的学生，他提及了自己在香港的育儿经历。他的孩子在香港的国际学校上学，来自欧洲的老师就曾这样教导孩子：“你的父母这么努力工作才把你送到这里，你为什么还要怎么调皮？”宋铮用这个诙谐的例子指出，欧洲老师和中国老师采用相同的教育方式，可见影响育儿观的不是文化背景的区别，而是收入差距、教育回报率等经济激励。

此外，“推娃热”的背后也存在着很多误区，宋铮也提到，很多家长听闻80%的大脑能力在孩子3岁之前就已形成，于是拼命地给幼龄孩童灌输知识。这些都是焦虑情绪误导的错误做法。

齐利博蒂的研究表明，“虎妈式”教育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奏效。但亲子教育品牌“常青藤爸爸”创始人黄任也提醒家长，“推娃”有用，但一定要注重“推娃”的方式。正如齐利博蒂所说，传统社会中的专断型家长会以命令的方式规训子女，而现代社会更普遍的权威型家长懂得运用技巧和理性，以说服的方式激励孩子迈向成功。

新京报记者就此采访了法布里奇奥·齐利博蒂。齐利博蒂在2007年就到访过中国，之后在中国频繁参与学术活动，中国经济增长也是他的一个研究课题。

在访谈中，齐利博蒂解释了“虎妈”盛行和经济趋势的相关性，同时比较了不同国家育儿观的异同。对于中国育儿观，齐利博蒂认为中国家长并不是专断型父母。相比起让孩子听话，中国家长更看重教育孩子努力工作。他也肯定了中国高考制度的价值，但未来社会更需要有创造性的人才，这应当成为教育制度改革的方向。

Love、Money and Parenting（《爱、金钱和孩子》）

作者：法布里奇奥·齐利博蒂、马赛厄斯·德普克

版本：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2019年2月

收入差距越来越大，造就了“虎妈”的盛行

新京报：当我们谈论养育方式的差异时，很少有人会想起经济学。你和你的合作伙伴为什么想用经济学来解释育儿现象？经济学中常常有“理性人”的假设。育儿问题可以看作是有目标的理性行为吗？

齐利博蒂：当我们用经济学来解释问题时，我们一般假设人们都有想要达成的目标。经济学大多数时候在解释，比方说，工厂怎么最大化自己的利润。但在这里，我们研究的对象是父母。对父母来说，最重要的不是钱。我们假设父母都爱自己的孩子，他们的目标是让孩子开心。在这种情况中，金钱则是父母实现这个目标的限制。重点在于，想获得一个快乐的孩子有不同的方式，因为人生很漫长，不同人根据自己的期望，来选择把精力投入在童年教育，还是在年纪稍长以后。

新京报：《爱、金钱和孩子》当中有大量的数据分析，却是从作者的个人经历开始谈起的。个人经验对你的研究有什么帮助？

齐利博蒂：这本书既包含了数据样本，也容纳了个人体验。仅凭个人体验是无法充分论证观点的，因为社会经验因人而异。数据样本覆盖了多数群体，但它的问题在于数据样本有时候是浮于表面的，我们很难通过数据了解个体的具体情况。同时，使用两种资料，让我的研究兼备了深度和广度。而且，这两种方法得出的结论在大体上是一致的。有些时候，人们会批评经济学家只会盯着死板的数据，这里我做了不同的尝试。

新京报：虽然你没有在中国生活过，但我听闻你对中国很熟悉，每年都会来中国两三次。同时，你也在欧洲多个国家居住过。在家长的育儿观上，中国和欧洲的最大差异是什么？

齐利博蒂：是的，我有一个20岁的女儿，她出生于瑞典。我们一家在瑞典、英国、瑞士居住过。另外，我是意大利裔，我的夫人来自于西班牙，所以我们也和其他欧洲国家保持着密切的关系。我来过中国很多次，实际上中国的经济增长就是我的研究课题之一。由于这个原因，我也和不少中国父母打过交道。

欧洲国家和中国的家长，最明显的区别在于双方在教育上付出的努力。特别是，在孩子很小的时候，中国父母就在考虑住在哪里，送孩子去哪所学校，等等。我在这当中看到了中国父母付出的巨大努力，但也感受到了家长们的焦虑情绪。

相比而言，欧洲尤其是北欧国家的家庭教育更加放松，父母想让孩子拥有更快乐的童年。在这里，我想要澄清一点，我们的重点不在于讨论中国家长是不是好父母。我们相信全天下的父母都爱孩子，而生活的环境不同导致了两者间的差异。

法布里奇奥·齐利博蒂（Fabrizio Zilibotti），耶鲁大学国际和发展经济学教授，清华大学访问学者

新京报：“虎妈”和“直升机父母”在育儿方式上有哪些特点？

齐利博蒂：“直升机父母”和“虎妈”都是当下流行的话题，但两者的定义也不完全相同。“直升机父母”时刻想要关注和影响孩子日常生活的每一个方面。“虎妈”则是那些非常用力“推娃”的母亲。我们的研究把这两者都归类为密集型（intensive）的育儿方式。

此外，我们也研究了上世纪70年代以来育儿方式的演变过程，区分了三种历史上的形态：专断型父母、权威型父母和放任型父母。密集型的育儿方式更接近于权威型父母，这类家长在“推娃”时采用理性的说服方式，而不是强制的命令口吻。权威型父母属于曾经的一代，而密集型的育儿方式拥有当代特有的属性。两者最大的区别在于，为了让孩子在学校获得更好的成绩，当下的家长在教育上投入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在美国，权威型父母（Authoritative）的孩子相比另外几种类型的育儿方式进入大学的几率更高。资料来源于《爱、金钱和孩子》（Love、Money and Parenting）。

新京报：你在书中提出了一个很有趣的观点，如今“虎妈”盛行，部分上归咎于全球贫富分化现象的加剧。育儿观念为什么和经济走势有关系？你能向读者解释一下吗？

齐利博蒂：在上世纪60、70年代的西欧和美国，经济不平等的指标是比较低的。实际上，那时候可能是经济发展最平等的年代。那时的父母大多采取放任型的育儿方式。在我的童年记忆里，父母不太管孩子在做什么事。我小的时候经常闲逛一下午，晚饭时再出现在餐桌前。父母会了解我在学校的成绩，但并不要求我必须是班上最好的学生，这在那个年代很常见。

等到上世纪80年代初，我们在数据中观察到父母的育儿方式发生了重大的转变。父母愿意在孩子身上花更多的时间。同时，在这个时期，全球经济上的不平等开始加剧。比如，当时美国、英国的经济仍在增长，荷兰、西班牙等国的经济则开始停滞了。随着经济上的不平等加剧，越来越多的“虎妈”也开始出现。这是我们观察得出的第一个结论。当然，这两者的相关性也可能只是巧合，为了得出更准确的推断，我们接着考察了这一现象在不同国家间的差异。

自1980年以后，全球国家的收入不平等现象在不断加剧。资料来源于《爱、金钱和孩子》（Love、Money and Parenting）。

日本育儿观更接近北欧，美国父母也在“推娃”

新京报：不同国家之间的育儿观念的确有很大的差异。你刚才举的例子都是西方国家，你认为这样的假设是否同样适应于中国呢？20世纪60、70年代中国经济也没有如今这么严重的贫富分化，那一代的父母也属于你所说的放任型父母吗？

齐利博蒂：让我先澄清一点，然后我们再回到中国的问题。我们的研究认为，专断型父母是比较传统的育儿方式，比如我的祖父母就对自己的孩子很严厉。等到上世纪60、70年代，很多西方家庭开始偏向于自由放任的育儿方式。而当时中国正处于“文革”之中，历史的环境是大不相同的，这里我们暂且不论。

需要指出的是，即使按照全球的标准，如今中国的大多数家长也不能被归类为专断型父母。专断型父母追求的首要价值是孩子的顺从（obedience），而中国父母更喜欢认真工作（hard work）的孩子。

在研究80、90年代的育儿方式时，我们没有很多中国方面的数据。但我和不少同龄的中国朋友交谈过这样的问题，我的确发现，新一代父母确实在孩子教育上投入了更多的时间。这种印象是同其他国家的观察相一致的。而且这种变化在于，新一代父母并不想成为专断型的家长，他们正在通过微妙的方式激励孩子努力学习以获得成功。

新京报：如今很多年轻一代的中国家长接受过更好的教育，也更愿意借鉴和学习西方国家的教育理念。我想，这也是很多父母对你这本书感兴趣的原因之一。你怎么看待这些向西方“取经”的中国父母？

齐利博蒂：中国父母真的很在意孩子的教育，同时这也带来了很多的焦虑和压力。当然，这样的用心是毋庸置疑的。家长们也在问，我们能从别人那里学到什么吗？

我觉得，我们未必能从其他国家的教育经验中学到很多，但可以尝试去理解不同人的想法。我不认为西方国家的父母比中国父母更好，他们只是根据自身的环境作出选择。

其实，美国父母也很热衷于“推娃”，也许不是表现在考试成绩方面，但他们很注重孩子参与课外活动，因为这和升学密切相关。在中国，你的孩子想进入北大、清华或复旦，只要做好一件事就是考试。在美国，SAT考得高分只是第一步（部分原因是SAT本身很简单），他们还看重孩子在课外活动方面的表现。这就会出现所谓“虚假性格”的情况。我本人很喜欢社交，但我不会刻意地让我的女儿也这么做，我觉得这可能会冒犯到她。

新京报：从经济学的角度，金钱、时间、回报等经济因素决定了不同的育儿方式。但是，你们在研究中有没有考虑过文化差异对育儿方式的影响呢？

齐利博蒂：我们注意到了不同文化对育儿方式的影响，比方说中国的儒家传统和西方的基督教传统显然会对教育观念产生不同的影响。但我们的研究发现，随着收入差距的拉大，父母在孩子身上花的时间也越来越多，这个假设即使在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中也是成立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国和中国。

此外，根据全球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 Survey），父母在育儿问题上最看重的几个价值是顺从（obedience）、努力工作（hard work）、想象力（imagination）和独立性（independence）。通过调查我们发现，中国的育儿观念和美国、土耳其很接近，和英国也有相似之处。但很明显的是，中国和这几个国家的文化背景大相径庭。

我曾以为中国家庭的育儿观和日本差不多，因为都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实际上，日本家庭大多是放任型的父母，他们更看重培养孩子的想象力和独立性。在育儿理念上，日本反而和欧洲更相近。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日本和中国的一大不同在于社会财富的分配。和中国相比，日本的基尼指数很低，收入差距不是很大。我想，这同样可以用来解释中国本土和美国亚裔在育儿观上的差异。这种判断并不是绝对的，但我们觉得经济还是很重要的因素。

齐利博蒂的研究发现，中国的育儿观更接近于美国、土耳其和英国。资料来源于《爱、金钱和孩子》（Love、Money and Parenting）。

在AI主导的未来，育儿竞赛会愈演激烈

新京报：中国有古训“棍棒底下出孝子”，西方也有类似的谚语（Spare the rod, spoil the child）。为什么专断型父母已经成为了历史，不再受到现代家庭的欢迎？

齐利博蒂：专断型父母的特征是，父母想要对孩子实现完全的掌控。父母不会想办法激励孩子自主选择一条适合自己的道路，或是诉诸理性，说服孩子为了将来更好的生活而拼搏于当下。专断型父母仅仅告诉孩子，什么可以做，什么是不允许的。

专断型的育儿模式建立在两个条件之上。首先，父母和孩子之间需要保持比较紧密的联系，这在传统的农业社会比较容易办到，很多孩子就在父亲的农场中工作。现代社会的开放性和流动性打破了这种平衡，比如很多孩子上大学后，就和家庭离得比较远了。

其次，这还要取决于，父母能在多大程度上为孩子设定人生的方向和道路。在传统社会中，“子承父业”是司空见惯的现象。那时候没有很多学校帮助孩子发掘自己的天赋。在传统社会中，放弃接管父亲的农场常被看作是非常冒险的行为。所以在这样的环境下，父母直接告诉孩子做什么是非常自然的事。

我的父亲曾在国家电视台担任技术人员，他是这方面的专家。但等到电视台开始使用卫星技术后，我的父亲就被淘汰了。他的职业技能对我毫无帮助，我不可能继承他的事业。科技发展对社会的改变如此迅速，像社交媒体这样的新事物，我的上一辈人根本就没有想到过。

我觉得技术的发展改变了社会的分工。在传统社会中，男性在外打工，养育孩子的责任全部在女性身上。以前很多体力活如今转变为了脑力工作。男性在力量上更有优势，但全球数据显示，女孩子在学校的表现通常比男孩子好一点。这也造成了教育理念上的性别歧视，比如我的母亲就喜欢念书，但她的父母认为女孩子读书是毫无意义的。

新京报：说到育儿上的性别歧视，中国一些地区的农村家庭还是有很严重的“重男轻女”现象。你在书中也提到了计划生育政策对育儿带来的压力。

齐利博蒂：是的，这些过时的理念往往还存留在偏远地区和农村。但我觉得未来的育儿观在性别上的歧视会越来越小。技术的进步让更多的女性得以进入劳动力市场，等到职场上的性别歧视逐渐缩小，我觉得大多数家庭也不会刻意挑选男孩来养育。

有学者做过一项研究发现，上世纪60年代家用电器的出现改善了性别平等，因为家用电器大幅减轻了女性的家务压力，女性有时间出门工作。所以说，技术的进步也在潜移默化地改变我们对待性别的观念。

新京报：对热衷于“推娃”的中国“虎妈”，你有什么建议吗？

齐利博蒂：这种现象正在发生，但我认为，家长们的确可以使用各种方式的“软技巧”（soft skill）来激励孩子获得成功。年轻一代的父母很擅长这些技巧，他们自己就是这么被教育长大的。对于年纪很小的孩子，讲道理可能不管用，有时只能用威吓的方式。但在“推娃”的过程中和孩子保持愉快的关系还是很重要的。

另一方面，家长们也应该留一点空间来培养孩子的独立性和创造力。当孩子每天做十五六小时的功课时，这就完全不可能做到了。我会花时间思考孩子喜欢做什么，指引她看喜欢看的书之类，这些跟学校成绩完全无关。

新京报：根据你的观察，未来的育儿模式会发生明显的转向吗？还是说，经济趋势会进一步地扩大不同背景之间的育儿差异，从而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齐利博蒂：我觉得是后者。一个原因在于，技术的发展对人的教育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比方说，人工智能的大规模生产将会严重地冲击就业市场。在未来，机器自动化将大范围地取代低技能的工作岗位，比如餐厅的服务员。你要想获得一份收入不错的职业，就必须拥有更好的教育背景。

另一个问题是，教育制度和机构如何参与并改变这样的趋势？未来的社会更加强调独立性和创新能力。中国在一些方面的原创能力有目共睹，但在别的领域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当前中国教育体系的问题在于它创造了太多的同质性。高考测试的是人们的一些核心能力，中国学生非常非常了解这些内容，比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学生都要了解得多，但是他们为此也付出了代价。

我认识不少中国学生，我最好的学生当中也有中国学生。中国学生特别擅长数学，这是其他地区的学生远远比不上的。但中国学生不擅长提出想法，而我女儿的学校从小就要求她们起草各种活动的方案。如何培养更多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才，应该是未来教育体制改革的方向。

本文系独家原创内容。作者：新京报记者 李永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