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们的防疫可以和应该学习台湾

David Seymour

Jamie Morton（译者注：英文先驱报科学记者）三月五日发表文章“我们无法成为台湾的三个原因”。这是好事，因为拿新西兰和抗疫优等生做比较，建立了很好的参照，而不是永远和最差的比。比如，周五总理莫名其妙谈到法国。

Jamie Morton正确认识到台湾抗疫的优秀表现，台湾因新冠死亡的人均数值比我们低12倍，而且没有Lockdown，人口密度是我们的40倍。

那篇文章可以变得更好的方法，是把“无法”这个词去掉。三个原因中没有任何一个可以得出“无法”的结论，我们只是“还没有”。事实上，文章成功分析了为什么要学习台湾的原因。

文章给出的第一个原因，是台湾领先太多，无法追赶。尤其是台湾有处理疫情的“疫情防控中心”，这是2009年应对SARS时成立的机构。

改善现状的最佳时间永远是十年前，第二最好就是现在。不仅如此，以前并非没有学习台湾的声音，一年前我们就应该行动起来了。

去年四月，我曾经和台北驻奥克兰经贸文化处代表Jeff Lieu视频会议谈论如何学习台湾。去年八月，行动党提出效仿台湾成立专门的疫情防控机构。到了九月，Simpson-Roche报告提出了类似建议。

虽然有点时过境迁，但新西兰没有理由不马上成立专门的疫情防控机构。如果最近这次聚集性传播的混乱和沟通问题，还不足以让我们改变的话，那没有什么可以了。

专门的疫情防控机构能更好协调政府部门和私人机构，让规则更清晰，可以更迅速引入新科技，这是国家整体防疫所必须的，却是卫生部不惯常的事情。

另两个理由是新西兰不可能那样强制戴口罩，也不可能接受台湾式的数字追踪方式，因为涉及隐私。两者其实建立在同一种观点上：新西兰人不准备和台湾民众一样为疫情做出牺牲。

然而，新西兰人上次因为害怕抛弃所谓的人性是什么时候？就在去年三月！

怀孕妇女孤独的在医院哭泣，因为让家人在场违反防疫规定；在总理的鼓励下，警察总长在聚光灯下威吓守法公民；政府甚至设置了专门的网站，鼓励民众互相监督。那几周发生的事情让人害怕。

正如文章所说，我们都是文明的，崇尚自由的人。然而，我看不出台湾式的数字追踪系统，在哪个方面比带来社会恐慌和经济动荡的Lockdown更妨碍自由。

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进行这样的对话。当真这么做的时候，别忘了谷歌、Facebook, Vodafone 和 Apple已经对我们的数据做了什么。

让我们对话吧，让我们谈论台湾，主题不应该是“是否能够学习台湾”，我们能；也不是“是否应该学习台湾”，我们应该。

最关键的是：我们的政府什么时候才能端正态度，真正让新西兰的抗疫更进一步。

David Seymour是新西兰行动党党魁，国会议员，本文发表于英文先驱报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