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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公司应该让技术人员当CEO吗?

生活Kaituhi: 神译局
科技公司应该让技术人员当CEO吗?
Whakarāpopototanga编者按:谁说技术人员只懂编程,不懂管理企业,不是CEO最佳人选。

编者按:谁说技术人员只懂编程,不懂管理企业,不是CEO最佳人选。Undo CEO Barry Morris不认同这种看法。2008年,Barry Morris创建了NuoDB。他列出几条理由,证明科技公司有时需要的正是懂产品的工程师CEO。

几十年来,在硅谷一直重复着同样故事:某位才华横溢的年轻工程师开发出新品,引起共鸣,产品成长起来,接下来,当他成为CEO,掌管自己的巨轮时,却发现巨轮比想像的还要大。

现在呢?由开发者转变而来的一代CEO遭遇困难,大家高声呼喊,希望他们下台。有时是政策制定者要求他们修复平台存在的问题,有时是股东对科技冲击造成的损失感到不满,这些问题似乎在向我们暗示:科技企业不需要技术领导者,它们需要的是能够管理跨国企业的领导者。

从某种层面说,这种需求是正确的。科技CEO约有三分之二拿到了STEM学位。当他们成功将企业带大,却发现自己需要更多的新技能。曾经产品是唯一需要担心的东西,现在呢?信托义务、政策考量、用户伤害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事。

由工程师转变而来的CEO真的不适合干这些事吗?非也,这是误解,由于认识偏见造成的误解。相反,我认为他们仍然是最佳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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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技术的转变仍然需要技术

2019年,技术平台的关键问题就是“转变”。当你观察每一个平台时,你会发现:想实现转变,最好还是通过技术本身来完成。不论是伤害性内容的泛滥,还是个人数据滥用,想解决这些问题仍然需要产品创新,比如AI自动侦测、增强性控制机制,或者是别的东西。让成年人去发现问题,但是如果将拥有最佳想法的领导者抛到一边,那真是大错特错。

2、销售型领导者的领导力往往被高估

有些人坚信,来自销售或者普通商业部门的CEO最合适。想当年盖茨退位,让史蒂夫•鲍尔默(Steve Ballmer)掌管微软,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微软产品一片荒凉,虽然鲍尔默不断努力,但还是失败了。还有雅虎,当时它不断任命多面手业务高管掌管曾经十分庞大的帝国,但收效甚微,那时雅虎要做的是就是更新产品。

3、变革者们需要一个名誉领袖

任何CEO如果想改变科技平台,需要开发者支持,执行。如果科技企业的领导者远离产品,团队经常会焦躁不安。

不论是Pichai领导的谷歌,还是纳德拉领导的微软,员工们都希望领导懂产品,能带领他们创新。想当年乔布斯离开苹果,惠普收购PC制造商,而被收购企业的CEO离开,企业便失去了方向,限制了变革能力。想改变科技公司,最好让工程师在领导者身上看到自己的身影。

4、大型解决方案需要我们从系统角度考虑问题

许多科技供应商的规模已经足够庞大,它们渐渐明白,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否需要变革,变革时执行力如何才是重点。如果CEO有工程背景,他们会用“另一套系统”来审视公司:解决方案必须可以重复、可以扩展、不能只是修修补补和临时干预。用这种思维办事,也许无法迅速拿出一套方案解决仇恨言论,但它带来的结果往往更好一些。

5、开发者往往有正确的道德准则

凡是了解开发者文化的人都知道,他们追求公平、英才管理、渴望改变社会。在我运营过的每一个组织里,销售型高管往往首先看重金钱,工程师却更加重视社会,他们会问这样的问题:“我们真的应该这样做吗?”……

并不是说工程师就没有道德缺陷。Uber CEO、创始人Travis Kalanick遭到驱逐让人震惊,它说明Uber的最大问题就是CEO。

不过在工程师、技术员群体中,Travis Kalanick的毛病并不是通病。愿意承担社会责任的创业公司会让世界变得更好,至于那些坏家伙,老是会在新闻头条出现。当然,我们说领导者英明,并不一定是指CEO。有许多CEO依赖合作伙伴COO,这样他能用完全不同的视角观察世界,取得平衡,这种平衡相当重要。

6、伙伴模式蛮管用

执行团队应该由各种专家组成。企业往往会引入COO,让他们打理内部事务,CEO主要面向外部,或者盯住产品。比尔-盖茨与COO Jon Shirley(1983-1990)有过亲密的合作,Jon Shirley帮助微软搭建金融基础设施。

许多时候,让关注产品的CEO与关注业务的COO合作是一种很实用的模式,它最终形成一种独特文化,其核心正是工程师推崇的平等主义,在这种文化的引领下,做决策时不容易迷失。有了这种独特层级,企业可以确保自己的“北极星”呆在正确位置,不会浪费人才,而人才正是公司成功的关键。

许多人都认为,正是Eric Schmidt像大人监督小孩一样帮助拉里•佩奇和谢尔盖•布林,谷歌才能变成技术公司、广告公司。伙伴模式很实用,抛弃这种模式并不明智。

对于COO来说并没有什么单一模式。企业COO背景多样,企业不同,他们承担的责任也往往不同。

最后的思考

很多年前,我拿到了牛津大学的工程学位,后来我在多家科技公司担任CEO,我无时无刻不在思考一个问题:学位对于我作为CEO的能力到底有何提升?

当科技创业公司寻找领导者时,董事会千万不要迷信外部教条,相反,他们应该多问一问,这样的领袖是否真的适合自己的企业。

压力很大时,董事会招募人才往往会偏向保守。科技企业必须持续孕育破坏式创新,而保守与创新是存在冲突的。

观察科技产业,我看到有3类企业经常在CEO问题上犯难:

——曾经卓越的科技企业陷入领导力危机,产品失去魅力,利润下滑,因为它们失去了创造力。

——极为成功的科技企业被社会责任和正义问题困扰。

——优秀的创业公司准备摧毁老旧产业,但它会挑战我们的道德准则。

对于这三类企业,我建议他们选择有远见的技术人才担任CEO。

现在科技产业已经进入新时代,这是一个讲责任、充满挑战的时代,企业的确需要“成年人”领航,但是我们不要忘了,工程师领袖能够给企业带来创新思维,正是这种思维帮助企业变革,让企业按照社会需要的方式变革。

译者:小兵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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