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之殇：当硅谷叛逆基因遇上刑诉大棒

1. 莱万多夫斯基被起诉犯有和“盗窃和试图窃取商业机密”相关的33项罪行。有媒体认为，这是硅谷最高级别的商业机密盗窃案之一。

2. 联邦调查局认为硅谷不是“狂野西部”。但事实上，硅谷本身的繁荣离不开背叛，硅谷创新的大部分历史都撇不开盗窃商业秘密和背叛的历史。

3.加州法律在支持硅谷叛逆基因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也推动了科技行业的人才流动和创新。

4.联邦检察官起诉莱万多夫斯基或将抑制市场流动性，并不利于创新。

5.莱万多夫斯基是否有罪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什么是公司的“商业秘密”。

（本文约7000字，阅读全文需要10分钟）

以下是文章正文：

8月底，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联邦大陪审团对自动驾驶汽车专家安东尼·莱万多夫斯基(Anthony Levandowski)提起诉讼，指控其窃取Waymo的自动驾驶商业机密并出售给Uber。一名联邦检察官于8月27日上午宣布，莱万多夫斯基(Anthony Levandowski)犯有33项窃取商业机密的犯罪行为。“我们所有人都有权更换工作，”美国检察官戴维·安德森（David Anderson）在加利福尼亚州圣何塞对记者说。但这位检察官表示，莱万多夫斯基在2016年离开谷歌投奔竞争对手Uber时，不仅仅是跳槽。相反其窃取了谷歌的知识产权。 “我们谁都没有权利在出门的时候把口袋装满。” 安德森说，“盗窃不是创新。”

出庭应诉的自动驾驶汽车专家安东尼·莱万多夫斯基(Anthony Levandowski)

事实上，硅谷创新的大部分历史也是盗窃的历史：想想Windows操作系统的桌面图标，微软从苹果那里窃取了图形用户界面的基本理念，而苹果从施乐公司偷来的；当然施乐的研究人员很可能是从别人那里偷来的。从很多方面而言，创新不只是关于创造，而是关于迭代，是关于建立在之前想法之上的想法。创新也意味着背叛:作为硅谷起源的仙童半导体公司(Fairchild Semiconductor)也是由一群集体辞职的年轻工程师创立的。他们跳槽后成立了这家竞争对手公司，后来硅谷大约70家半导体公司的半数是仙童半导体公司的直接或间接后裔。许多经济学家认为，科技产业之所以在硅谷蓬勃发展的原因是，加州让背叛、欺骗和偷窃商业秘密变得非常容易。该州商法一般禁止公司用“竞业禁止条款”约束员工。因此在加州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技术员工可以从一家公司跳槽到另一家公司，带着头脑中的秘密在科技领域里的不同公司之间跳来跳去。

如今的不同之处在于，硅谷只剩下少数几家大型科技公司，而其中一些巨头在从盗窃商业秘密中获利后，担心自己可能受到这种所谓“盗窃”行为的负面影响。现在，许多大型科技公司都向员工发出了一个威胁:如果你离开公司并加入竞争对手麾下，我们可能就会因为你窃取了我们的机密信息而对你进行封杀。从莱万多夫斯基一案中可以看出，这些科技巨头们已经得到了联邦政府的支持。

旷日持久的自动驾驶技术之争

现年39岁的莱万多夫斯基是自动驾驶汽车领域的开创者之一。其对自动驾驶技术的见解深厚，以至于谷歌承诺，如果莱万多夫斯基帮助公司开发出一款自动驾驶汽车，就奖励他1亿多美元。最终，莱万多夫斯基离开谷歌加入了正试图自行打造自动驾驶汽车的Uber。

2016 年 2 月离开谷歌后，莱万多夫斯基创立了自动驾驶货车公司 Otto。2016 年 8 月，Otto 被 Uber以 6.8 亿美元的价格收购，而作为联合创始人的莱万多夫斯基也随之加入 Uber，成为公司负责自动驾驶技术研发的副总裁。很快，Otto 就向 Uber 证明了自己的技术实力。2016 年 10 月，Otto 利用自动驾驶货车成功将 51744 罐百威啤酒从科罗拉多州的科林斯堡运到了科罗拉多斯普林斯，全程约 193 公里。

莱万多夫斯基从谷歌离职后不久就随公司收购而加入 Uber

莱万多夫斯基离职创业，又通过初创企业并购加入新公司的做法看似正常，期间也充满争议。谷歌在Otto 提交给内华达州的自动驾驶相关文件中发现，Otto的激光雷达系统和 Waymo 技术高度相似。谷歌经过调查发现，在离开谷歌前的几周，莱万多夫斯基下载了大约14000份文件，其中包括一些硬件原理图。他把这些文件转移到可移动硬盘上，并把笔记本电脑上的信息擦除干净。

这些文件的实际价值一直备受争议，谷歌一名工程师将其称为“低价值”信息，但谷歌藉此有足够的理由在2017年以当时自动驾驶部门Waymo的名义对Uber提起总额高达18.5亿美元的诉讼，坚称莱万多夫斯基窃取了公司商业机密。但 Uber 方面则否认了谷歌的指控，并称激光雷达技术来自 Otto 曾收购的 Tyto Lidar。

次年当此案开庭审理时，吸引了全硅谷的目光。但谷歌的如意算盘基本算是落空了：在法庭上待了四天之后，Uber以一小部分公司股票与谷歌达成和解，当时的估值只有2.5亿美元。这对于谷歌这样的硅谷巨头来说，几乎不值一提。或许对谷歌更有价值的是，和解协议让谷歌设立了一位“独立软件专家”，可以审查Uber的自动驾驶技术，以确保谷歌专有信息不会被使用或复制。那时，莱万多夫斯基已经被Uber解雇，在整个诉讼过程中一直保持沉默。当被问及几乎任何问题时，莱万多夫斯基都坚持自己的宪法第五修正案权利，反对自证其罪。

被联邦调查局盯上的莱万多夫斯基

一切似乎都已经就此画上了句号。但当地时间8月27日美国律师透露, 莱万多夫斯基被起诉犯有和“盗窃和试图窃取商业机密”相关的33项罪行。如果罪名成立,被告将面临最高可判处10年, 另外每项罪名最高可罚款25万美元（约180万元人民币），外加其他经济赔偿。

指控基于莱万多夫斯基将约14000份 Waymo文件导入个人电脑并创办了自己的公司,其中包括电路原理图以及Waymo专用激光雷达的细节。联邦检察官声称，当莱万多夫斯基在2016年1月份突然从谷歌的自动驾驶汽车项目离职时，已经在与Uber进行深入的公司收购谈判。

事实上，美国联邦调查局自2017年5月以来一直在对莱万多夫斯基进行调查。虽然在Waymo对Uber的民事诉讼中莱万多夫斯基并不是被告，但监督诉讼程序的美国联邦法官将这些指控转交给了联邦检察官。

检察官安德森表示，检方调查仍在进行中，但拒绝透露是否还有其他人在接受调查。

而莱万多夫斯基的律师米尔斯·埃利希（Miles Ehrlich）则表示，其当事人没有盗窃行为，并期待在审判中证明自己无罪。

“十几年来，莱万多夫斯基一直是行业领先的自动驾驶科技创新者，” 埃利希表示，“这起案件中的指控基本上是Waymo和Uber一年半前已经和解民事诉讼案中失去信誉说法的重述。这些所谓的秘密文件从未流向Uber或任何其他公司或个人。”

当天莱万多夫斯基接受了传讯，通过其律师向美国加州圣何塞地方法官纳撒内尔·考辛斯(Nathanael Cousins)请求无罪。

法院设定了30万美元的初步保释金，外加两处价值200万美元的抵押房产。莱万多夫斯上交了他的美国和法国护照，并将带上监视行踪的电子脚链。有媒体认为，此次对莱万多夫斯的起诉，是硅谷最高级别的商业机密盗窃案之一。

骨子里的背叛基因

莱万多夫斯基从谷歌的自动驾驶汽车项目中曾获得大约1.2亿美元的奖金，联邦调查局和美国司法部似乎一心要拿莱万多夫斯基做个反面教材。“湾区拥有最优秀、最聪明的工程师和设计师，他们冒着很大的风险投入了大量资金，一次又一次地颠覆了市场，”联邦调查局特别探员约翰·贝内特(John Bennett)如是指出。“但硅谷不是狂野西部。”贝内特称商业机密是“公司王冠上的宝石”，是经过“多年研发”的产物。

事实上，硅谷本身的繁荣离不开背叛，硅谷创新的大部分历史都撇不开盗窃、抄袭和背叛。苹果认为微软曾抄袭自家的设计方案，三星也指控苹果抄袭索尼，谷歌和苹果都在移动操作系统上相互“借鉴”。

除了苹果之外，诸如谷歌、思科、英特尔、甲骨文和雅虎等知名科技企业无一例外都是从原雇主那里孕育而生，甚至是直接拿原雇主的技术创办公司。例如英特尔是从仙童半导体直接派生，做的还是同样的半导体业务。谷歌、思科和雅虎都是从斯坦福大学走出来的公司。谷歌的网页排名算法是创始人在斯坦福期间使用学校场地、设备以及经费发明的，而且其专利权属于斯坦福大学。思科公司的两位创始人里昂纳德·波萨克（Leonard Bosack）和桑德拉·勒纳（Sandy Lerner）原本是斯坦福的雇员，多网络路由器这一思科核心技术也是两人在斯坦福大学期间的职务发明。

硅谷的这种背叛行为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世纪50年代成立的仙童半导体公司，也正是其创始人的不断背叛分裂，成就了后来的英特尔等知名企业。

故事发生在1955年，当时享有盛名的晶体管之父威廉·肖克利（William Shockley）创办了肖克利实验室，率先引导硅谷走向电子产业新时代，1956年公司招来了戈登·摩尔（Gordon Moore）等8位年轻气盛的科学家入伙。1957年，这八名年轻科学家由于无法忍受肖克利专横独裁的学阀式管理风格而一起提交了辞呈集体出走，肖克利怒不可遏地骂他们是“叛逆八人组”（The Traitorous Eight）。

肖克利口中的“叛逆八人组”

后来，这八人得到仙童摄影器材（Fairchild Camera and Instrument）公司老板谢尔曼·费尔柴尔德(Sherman Fairchild)的资助，创立了仙童半导体公司。现在很多能够被叫出名字且称霸一方的美国半导体企业，都与仙童半导体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后来，八人由于各种原因纷纷离开仙童，其中罗伯特·诺伊斯（Robert Noyce）和摩尔一起辞职，还带走了工艺开发专家安迪·格鲁夫（Andrew S·Grove）。三人在风险投资者阿瑟·洛克（Arthur Rock）的支持下创办了芯片巨头英特尔。而尤金·克莱纳（Eugene Kleiner）则于1962年创办了Edex。1967年，他又创办了Intersil公司。再后来还创办了风投公司KPCB。根据相关资料，克莱纳至少创办了12家公司。

英特尔创始人：格鲁夫、诺伊斯和摩尔

除此之外，销售部主任杰里·桑德斯（Jerry Sanders）也带着7位仙童员工一起离职，创办了后来比肩英特尔的AMD。

正如苹果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所评价的那样，“仙童半导体公司就象个成熟了的蒲公英，你一吹它，这种创业精神的种子就随风四处飘扬了。” 而成立仙童半导体公司的八人也被硅谷的后来者视为硅谷的精神象征，正是他们所代表的背叛精神让硅谷不断繁荣发展。

源自“叛逆八人组”的硅谷科技企业

硅谷的“背叛”实质上是技术人才的流动性。由于科技公司员工不断换工作，传授相关知识技能，从而打通了各个科技公司之间信息的交流和传播。每个跳槽的员工就像是一个技术间谍，不断窃取各个公司的知识并加以传播，这就导致新的技术和经验很快会被竞争对手获取超越，使得行业竞争和公司成长不断加速，从而造就硅谷创新技术能够蓬勃发展的良好局面。

鼓励背叛的政策保障

叛逆能够成为硅谷的常态现象并刺激创新发展，加州地方法律保障在其中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就全美国而言，科技公司的员工都需要与公司签署竞业禁止协议。比如在IBM或者AT&T，员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做的任何事情，甚至想到的任何主意都属于公司。此外，竞业禁止协议也严格限制员工跳槽去从事同样的工作。而在员工离职后，若使用所在公司的技术创业，或者从事业务与原公司可能存在竞争关系，就难免吃上官司。

相比之下，硅谷地区对待叛逆行为的做法则完全不同。加州法律上虽然也存在上述规定，但当地法律还规定，当一个人必须使用某一项技能才能生存时，就必须允许他使用。也就是说，如果离职员工能够证明自己只有一项专业技能得以谋生，那么就不会受到原公司竞业禁止协议的约束。

为了鼓励员工的叛逆行为和人才流动，以促进整个地区的技术进步，加州政府甚至禁止公司之间私下里达成相互不挖人的协议。2011年，加州政府因很少主动相互挖人而状告苹果、谷歌、英特尔和Adobe四家公司。加州政府认为这四家公司互不挖人，影响到了员工的收入。从本质上讲，加州政府付诸公堂的根本原因还是希望这些公司能够让人才充分流动。经过三年诉讼，加州地方法庭最终判苹果等四家公司败诉，并要求它们赔偿3.24亿美元的罚金。四家公司不符，结果上诉法庭判处了4.15亿美元的更高罚金。

插手硅谷科技行业的联邦调查局

一些批评人士说,政府最近对商业机密案件的兴趣激增最终对硅谷科技行业来说可能是个坏消息。“这向科技企业员工发出了一个危险的信号,如果他们跳槽到竞争对手那里,自己就会处于危险之中。” 圣地亚哥大学法学院教授知识产权和劳动法的法律学者奥利 洛贝尔(Orly Lobel)如是指出。“这损害了员工选择最适合自己工作的权利，抑制市场流动性并不利于创新。”一些法律学者认为，加州法律并不鼓励公司执行竞业禁止条款，这有助于培育一个羽翼未丰的硅谷，巧妙推动技术员工相互交流思想，自行创业。

在硅谷诞生之初，美国联邦层面的检察官无法指控美国公民犯下这样的罪行。但是在1996年，为了打击外国窃取美国知识产权的行为，国会通过了《经济间谍法》(Economic Espionage Act)，这使得联邦政府更容易追查任何窃取商业秘密的人。这部法律反而让联邦检察官变成了对硅谷现状心怀不满的科技公司的代言人。去年，一位从事商业机密调查的联邦官员表示，硅谷公司在与检察官合作时“非常两面派”。“他们想要好的公关，因此在公众面前常常显得蔑视政府介入调查。“但私下里非常配合，他们会说，‘嘿，我们会接受传票，我们甚至会帮你写。’”

前司法部计算机犯罪和知识产权部门律师彼得 托伦(Peter Toren)表示，政府决定追究此案可能归结为两个因素。其中一个原因是美国司法部的律师们一直在寻找知名案例，而Waymo与Uber之间的民事诉讼以及数千页的诉讼文件已经引起了媒体的兴趣。另一个非同寻常的选择是，负责2018年那场诉讼的法官将此案提交给了美国司法部。托伦表示:“政府可能认为，证据如此确凿让他们别无选择，只能起诉。”

无论如何，联邦政府对莱万多夫斯基的起诉被视为对硅谷的一个警告，即检察官可能会对涉及敏感技术的跳槽行为进行调查。

专门研究知识产权的法律专家说，他们想不出还有哪个让联邦检察官对一名被控将专利材料带到新工作岗位的美国高级技术员工提起刑事诉讼的案例。传统上而言，常常是美国公司对一名前雇员提起商业机密盗窃案件，而不是由美国司法部提起诉讼。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前高级法律顾问、目前从事私人执业的雅各布·弗兰克尔(Jacob Frenkel)表示:“这确实突显出，联邦检察官现在愿意对过去和传统上可能只被视为民事竞业禁止纠纷的案件提起刑事指控。”

这些指控出台之际，硅谷企业正在打造诸如自动驾驶等更具竞争力的技术。同时企业也在利用2016年通过的一项法律，相关法条允许企业因涉嫌侵犯商业机密而向联邦法院寻求补救措施。

据律师和联邦检察官称，这份起诉书也反映了联邦政府的优先任务，包括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以及为追查和起诉涉嫌盗窃提供更多资源。

“这些都是真正重要的案件，”联邦调查局的贝内特表示，“联邦调查局将继续介入这些案件，确保我们的经济和我们的公司有能力在世界平台上竞争。”他表示，对商业机密失窃的调查仍将是联邦调查局的优先任务。

今年7月，美国联邦调查局执行助理主任艾米·赫斯(Amy Hess)在一次科技高管和投资者会议上敦促科技公司在打击网络犯罪方面和政府加强合作，包括那些涉及知识产权的犯罪。

“当公司看到一些事情似乎不太好，我们非常鼓励他们与我们联系，”赫斯当时说。“我们需要鼓励这种合作与协调。我们需要彼此分享信息。”

麦克唐奈 伯南 赫伯特&伯格霍夫律师事务所(McDonnell Boehnen Hulbert & Berghoff)商业机密业务负责人乔什 里奇(Josh Rich)表示，移动数字信息技术的发展使离职员工更容易携带公司机密。这导致更多员工会受到企业和政府层面的监管。

“这是一种硅谷公司已经掌握的常见模式。它们开始追踪，看看能否在员工离开公司后阻止信息的传播。”里奇如是指出。

所谓“商业秘密”的含义

目前对莱万多夫斯基的指控细节无从得知。然而，它确实称“在2007年、2009年和2012年前后，莱万多夫斯基与谷歌签署了聘用协议。除其他条款外，每一份聘用协议都包含保密信息的相关文字描述，规定莱万多夫斯基必须对所掌握的谷歌保密信息(包括商业秘密)负责。”如果政府对莱万多夫斯基的起诉获得成功，那很可能是因为它绕过了加州禁止竞业禁止条款的规定。检察官声称，莱万多夫斯基可以自由离开谷歌，前提是他没有携带谷歌的任何商业秘密。

究竟什么构成商业秘密，以及员工可能如何窃取商业秘密，将是此案的关键。这些问题并不简单。美国司法部的律师必须要证明，莱万多夫斯基的意图是窃取这些文件。他们需要证明所谓私自下载文件中的信息并非常识，Waymo对这些信息的保护足以使其成为“商业机密”。他们需要证明莱万多夫斯基想从这些信息中赚钱，或者他是想把这些信息提供给想从中赚钱的人。

2016年，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US International Trade Commission)一名行政法法官曾驳回了Jawbone的指控，即竞争对手Fitbit窃取了该公司154项商业机密，部分原因是她发现Jawbone声称的一些商业机密并不受法律保护。但一个联邦大陪审团后来对六名Fitbit雇员提起刑事诉讼，罪名是窃取商业机密。此案目前也正在审理当中。

而莱万多夫斯基的律师埃利希则表示，其法律团队认为起诉书中列出的33项信息并不是商业机密, 莱万多夫斯基并没有从中获得任何经济效益。

埃利希说:“质疑的下载行为发生在安东尼还在谷歌工作的时候，当时他和他的团队被公司完全授权访问相关信息。”

对于莱万多夫斯基所下载的14000多份文档，谷歌内部一名工程师则认为，这些文档重要性本就不高，因此才存在了外部服务器上。还有工程师评价：“在我看来，这点文档可是连警报都唤不醒。”

但莱万多夫斯基面临的不利之处在于法律对“商业秘密”的定义过于宽泛，很可能意味着任何东西都能被界定为商业秘密。丹尼尔·奥尔莫斯（Daniel Olmos）曾是被控窃取商业机密员工的代理律师,他这样说，“很多对此担忧的工程师都会给我打电话，说自己为了饭后加班，曾经把有关工作的内容导入家中电脑上。现在他们经常担心自己会因为跳槽而被起诉。你知道吗？他们的担心是对的。” 奥尔莫斯指出，如果一家公司仔细研究任何员工的电脑记录，他们很可能会发现一些可以用来指控员工窃取商业机密的东西，比如插入电脑的U盘或者通过电子邮件发给自己的文件等等。因此，员工最好的选择就是留在当前的工作岗位上。“最简单的决定通常是忽略招聘人员的电话，” 奥尔莫斯说。

关于对莱万多夫斯基的起诉在硅谷引发了褒贬不一的评论。有些人对莱万多夫斯基可能被送进监狱感到高兴。很明显他从谷歌中拿走了他不应该拿走的文件，而他的前同事们普遍不喜欢而且一度嫉妒他。“他是我见过的最爱钱的人之一，”一位前同事这样说，“只要他们付的钱足够多，他就会去。”当然贪婪和盲目的技术乌托邦主义在科技行业并不鲜见。但莱万多夫斯基在很多方面都完美反映了硅谷人的本能，因此就像许多完美的镜子一样，人们乐于看到他被打破，这在某些方面也意味着他们不再需要忍受镜子的眩光。

但也有一些人对此次起诉感到不安，因为这预示着科技行业员工的流动性受到影响。硅谷鼓励员工从一家公司跳槽到另一家公司，以一种可能不利于原雇主的方式传播创意，但总体而言这将从整体上加速创新，硅谷也因此而获益。如果莱万多夫斯基被判有罪，这个先例可能会产生令人不寒而栗的效果。一位观察者表示:“这种情况让我想知道，任何一个尖端技术专家还怎么考虑从一个开发项目跳到另一个竞争项目。”“当X公司正在做的一些实验性的事情出现在了Y公司的最终项目中，你立即成为了目标?他们会把矛头指向谁?”

科技投资者和法律专家表示，联邦起诉书向有抱负的技术人员发出了一个信号，即任何有关知识产权的可疑行为都是极其危险的。

律师事务所的里奇表示，“当高管们意识到，他们自己可能要为这个太大的风险负责时，确实会产生一种寒蝉效应，从而降低他们打擦边球的意愿。”

总的来说，硅谷现在成为了一个令人恐惧的地方，对莱万多夫斯基的起诉只会加剧这种焦虑。由于莱万多夫斯基对所有指控都不认罪，他出庭的消息在Twitter上被直播。随后，莱万多夫斯基通过一排摄像机走出法庭，摄像机记录下了他的一举一动。但对这场起诉推波助澜、主动帮助检察官获得所需证据的谷歌高管们并没有受到这种审查。他们仍然是匿名的，他们既是盗窃商业秘密的受益者，也是捍卫商业秘密的受益者。如今，对莱万多夫斯基的起诉让商业秘密在公司之间轻易传播的几率已经发生了变化。正如美国检察官安德森所说，每个人仍然有权换工作。然而现在，当我们走出公司大门的时候，我们都应该更加担心自己脑袋和口袋里装的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