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上“掉”下补偿款：征地悲喜剧16年糊涂账
▲ 煤场占用的只有118亩，政府却查出当年违法占地190亩，手指方向为“多出来”的70余亩地所在位置。（南方周末记者 柴会群/图） 全文共5105字，阅读大约需要10分钟 意外之财没能给这两位农民带来幸福，相反让他们陷入各种麻烦中，拿到补偿款没多久，两人相继去世。 问题在于，煤场占用的那块地只有118亩，而政府却查出当年违法占地190亩，并按照190亩拨付了违法用地补偿款。 本文首发于南方周末 未经授权 不得转载 文 | 南方周末记者 柴会群 责任编辑 | 钱昊平 都已去世一年多，但储静宇和李西峰的故事仍在当地流传。 安徽阜阳的这两个农民联袂主演了一幕活剧：村里的一块地被占用并得到补偿11年之后，他们代表村民又从政府手里争取到八百多万元的补偿款，这笔钱比他们预期的还要多几百万，至于是怎么多出来的他们至死也不明白。 根据当初与村民的约定，二人可以从补偿款总额中提取40%作为“劳务费”。这意味着村民们的承诺一旦兑现，他们都会成为百万富翁。 但最终，意外之财没能给这两位农民带来幸福，相反让他们陷入各种麻烦中。拿到补偿款没多久，两人相继去世。 之后，类似剧情又重新上演。 跑不赢自担费用，跑赢提40% 2003年，因为要建阜阳华润电厂（以下简称电厂），阜阳市颍泉区周棚街道原后李村被征用了上千亩地，涉及9个村民组。其中一块是用来堆放燃煤的煤场，约118亩，分属后李东、后李西两个村民组。 时任后李东村民组组长刘文彩介绍，电厂项目先后征了三四回地，头几回占地，都是一次性给予补偿，唯独最后煤场占用的那块地，征了之后每年还继续给老百姓发补助，“有点不正常”。 后经阜阳市有关部门查实，煤场占用的那块地当初是“以租代征”，没有办理用地手续，属违法用地，但和其他合法征用的土地一样，对村民进行了一次性补偿，此外每年还给村民发放租金。 对于这一点，当时只有少数村干部知情，但不敢对外说。 2005年，已经不当村干部的储静宇与李西峰开始带领部分村民讨要说法。离任前，储静宇是后李村党支部书记，李西峰则是妇女主任，尽管他是位男性。 储静宇、李西峰与村民达成了一个协议：如果跑不成，相关费用他们自己承担，如果跑成了，就从争取到的补偿款总额中提取40%，作为“劳务费”。 两人为这事还给后李东和后李西的村民开了一个会，刘文彩说，有的群众在协议上签了字，也有个别人没签。 当时村民们都没想到他们俩能“跑赢”，因此也没当回事，有人甚至还嘲笑李西峰：“你别吹了，你搞啥？政府哪有那个钱给你？” 谁都没想到，真跑下来了。 生于1945年的储静宇在后李村当过三十多年村支部书记，村民公认其“脾气暴”“说话跟下雨一样”。 不过多名受访村民说，那些年主要是李西峰在跑补偿款的事。李西峰生于1942年，人很瘦，弓着腰，牙齿早就掉光，后来装了假牙，经常提一个“破包”，里面装满了上访材料，上衣两侧常是一边高一边低，因为穷，冬天连袜子也不穿…… 李西峰有三个儿子，大儿子残疾，二儿子、三儿子自顾不暇。李西峰本人患有支气管炎，没办法做重体力活，他就在自家地里种高粱，待长成之后，用高粱穗扎成扫帚，拿到集上去卖，好的时候卖一把能挣十块钱，一天能卖十来个。 为了煤场所占那块地的事情，李西峰先后6次赴省会合肥，每次都自带干粮，“连‘马虎’（阜阳和安徽某些地方一种价格低廉的粥）也没舍得喝一碗。”他的老伴安丽英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看李西峰跑得艰难，与其关系不错的刘文彩曾劝他“别跑了”：“你就算跑到能花几年？都七十多岁的人了。”但李西峰说不跑下来绝不罢休。 多出了70亩 在了解内情的人看来，储静宇、李西峰能把补偿款要到，与一个重要人物分不开——原周棚镇（后改为周棚街道）党委书记梁永三。梁永三当过9年周棚镇党委书记，电厂开建前已经调离。 “我不出头，他们一分钱也要不着，再跑8年也弄不成。”梁永三这样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梁永三与储静宇、李西峰能接上头，是原周棚村村支部书记袁洪运从中牵的线。据袁洪运回忆，大概是在2012年下半年，梁永三打电话将其叫到家中。 当时已退休的梁永三刚“出事”不久，他在颍泉区建的一个停车场面临拆迁，就补偿数额问题与区政府发生了矛盾。结果，在获得一笔150万元的补偿款后没多久，他就被颍泉警方抓起来了，后以涉嫌“诈骗罪”被起诉。在法院受审时，他当庭晕倒，随后办了取保候审手续回家。 梁永三认为自己“落难”是因为得罪了时任颍泉区某领导，袁洪运告诉梁永三，他听储静宇说过一个事，那位区领导非法征地一百多亩。 原来，储静宇、李西峰在上访过程中，发现了由电厂与颍泉区政府签的一份“征地补协委托协议”，所涉征地就是煤场占用的那块地，上面有那位区领导的签字，但没有填写日期，他们由此更加怀疑那块地有问题。 梁永三让袁洪运找到储静宇，要到了那份征地协议。 “我一看材料，百分之百违法！”梁永三对南方周末说，“我决定给老百姓办点事。” 随后，梁永三找到他的“徒弟”潘某，让他“一定要坚持正义”。按梁永三的说法，潘某是一家网站的记者，通过潘的关系，媒体就后李村非法征地的事情一连发了3篇报道。 这引起了官方重视，2014年，当地政府查实当年确实存在违法征地。 其时电厂已建成11年。而因为征地拆迁，后李村已经被拆分，9个被电厂占地的村民组分别被划到周营和周棚两个居民社区，原来的村民组改称居民组。 作为对先前错误做法的纠正，政府给出了这样的解决方案：以2015年的征地价格补差价（11年来征地价格涨了两倍以上），此外再以每亩1000元的标准，补给村民11年的“青苗费”。 政府在违法征地11年之后再发征地补偿款，这种情况并不多见。梁永三说，“这个钱是天上掉下来的。” 问题在于，煤场占用的那块地只有118亩，而政府却查出电厂当年违法占地190亩，并按照190亩拨付了违法用地补偿款。 对于李西峰、储静宇所代表的村民们而言，等于凭空多出了七十多亩地和三百多万元补偿款。 然而李西峰、储静宇到死也没明白，多出来的70亩地究竟是怎么回事。不仅他们不明白，因为当时没看到图纸，据说办事处的相关领导也一度感到诧异。 好友反目 周棚办事处主任屈化亮在2018年4月签发的一份文件显示，补偿款一共是868万元，由颍泉区政府分两批拨付到周棚办事处，第一批660万元，第二批200多万元。 其中第一批是土地补偿款，于2016年3月拨付，第二批是青苗补偿费，时隔一年多以后，于2017年12月拨付。 据前述文件，具体发放流程是，周棚街道办事处召开了周营、周棚社区主任及居民组长代表会议，由居民组提供电厂当年以租代征土地的地亩数（到户），经社区审核，经三次公示无异议后由社区打卡发放。对于储静宇和李西峰而言，彼时最重要的是如何拿到当初与村民约定的劳务费，如能足额提取，仅仅靠第一次发放的660万，他们都将成为百万富翁。 难度不小。储庄居民组组长储士彬说，他看到过李西峰、储静宇跟村民签的那份协议，上面并没有写明提取40%。这一数字仅是与村民口头约定的。 但此一时彼一时，补偿款真的要到后，村民们的想法变了，有的说按补偿款40%提取劳务费，比例太高，应该按20%。还有的建议按他们为办这事所花的时间计算报酬，每天100元。 为了确保能拿到自己的劳务费，储静宇和李西峰想了一个可以控制补偿款发放的办法。具体做法是，由各居民组组长找出几个“可靠”的代表，让上面把补偿款打到他们的银行卡上，他俩先把自己那40%提出来，再将剩余的60%按人头分给群众。 二人还作了分工，李西峰负责做他本人所在的后李西组的工作，储静宇负责另外8个居民组。 对于李西峰来说，这一策略十分有效——他本人就是后李西的居民组长，330万元补偿款被打到了他指定的12个人的银行卡上，李西峰成功地从中提取了130万元。 储静宇却遇到了大麻烦。他本以为拿到钱没有问题，毕意当了那么多年村支书。 但事实是，人走茶凉，不当村支书后，各居民组长已经不听他的了。即使给1万元“好处费”，有的居民组长也不同意。 后李东是除后李西之外得到补偿款最多的一个居民组，如果足额提取，仅在这一个居民组，储静宇就可以得到60万，但事实是他一分钱也没要到。刘文彩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后李东组居民因为在分钱时出现矛盾，最后不得已交给村委会处理，结果村委会把钱分到了各家各户，“再提40%哪有可能？” 储静宇的家人说，除去给居民组长们的好处费等各种开支，他最后只提到了二十多万。 心有不甘的储静宇找到李西峰，提出平分两人收到的钱。李西峰拒绝了，还指责储静宇收不到钱只能怪他自己没本事，两人因此闹翻。 储静宇遭遇此番挫折后一蹶不振，身体很快就差了。 2017年6月27日，储静宇在家中上吊身亡，时年72岁。上吊之前，这个曾经的强人已经病了快一年，整天愁眉不展，死前数日大小便已失禁。 储静宇的三儿子储红军认为，在促使父亲走上绝路的各种因素当中，最重要的就是那笔没有足额要到的补偿款。他说，父亲生前对很多人做出了承诺，但因为钱没能要到，承诺都没兑现，父亲生气、感到愧疚。 “只用那笔钱买过一条烟” 李西峰虽然拿到了130万元，但日子同样不好过。 因认为分配不公，李西峰的亲侄子到办事处“告他的状”，甚至在街上打了他一拳。矛盾的起因是李西峰力主本村组按“新人口”而不是“老人口”分钱。所谓的老人口，指的是电厂当年征地时的人口，新人口指的是现有人口。11年来，有的家庭人口增加，有的则减少。 分钱究竟是按“老人口”还是“新人口”？这在村民中间产生争议。征地时，李西峰一家只有6口人，分钱时已增加到12口人，所以主张按新人口分。而侄子一家同时期减少了3口人，因此主张按老人口分。 抗议无效，侄子以拒绝交出打在其卡上的20万元相要挟，他是李西峰指定的12个收款人之一。不得已，李西峰只好从自己的劳务费当中拿出5万元补偿侄子。 拿到劳务费之后，李西峰给了二儿子18万、三儿子25万，二儿子用这钱加上自己的积蓄买了一套房子，三儿子拿这钱开了一个火锅店，但很快“砸了”。 讨要补偿款过程中，李西峰找了一个律师，虽然没起什么作用，但拿到钱后，李西峰还是给了律师5万元。 李西峰给出的钱中，最大一笔钱给了时任周棚街道党政办主任牛传义。据安丽英回忆，“老牛找上门来，对李西峰说电厂（二期）就要动工了，有一个工程，镇里四份（股），给你三份，一份10万，一共30万。” 李西峰随即把一张存有50万的银行卡给了牛传义，其中30万用来入股给至今也没见影儿的“电厂工程”，20万用来当“印子钱”放贷，牛传义当时承诺每月给他1万块钱利息，只给了三个月，牛传义就出事坐牢了，50万打了水漂。 就在储静宇、李西峰各自陷入困境的时候，梁永三又找上门了。 梁永三认为，储静宇、李西峰能跑下补偿款，主要是因为他通过关系找记者发了报道。而报这些报道“一篇一两万”，一共六七万，这些钱都是他出的。梁永三说，储静宇和李西峰曾许诺补偿款到位后给他和潘某每人50万元，第二次又说每人给30万。 因为储静宇没得到多少钱，李西峰成为兑现承诺的主要责任人，最终他给梁永三打了一张25万的借条——钱之前大都被他“撒出去了”。 安丽英说，因为给了两个儿子钱，没给女儿，李西峰生前过意不去，但他身上确实没钱了，就给女儿打了一张5万元的欠条，等到以后有了钱再给，女儿气得要撕了。 和储静宇一样，李西峰生前没怎么花过那笔劳务费。“他只用那笔钱买过一条烟。”安丽英说，买完烟之后，李西峰曾对她发出感叹：“我也算是花了这个钱了。” 2017年11月23日，李西峰在家中突发脑溢血，送医后不治身亡。 钱分完了，才发现分错了 储静宇、李西峰死后，周棚办事处发现：钱分错了，问题就出在那“多出来”的70亩地上。 发现这个秘密的是储士彬，2017年底，他在阜阳市国土资源局看到了电厂当年违法用地的图纸。才知道当年违法征用的那190亩原来是两整块地，一块是煤场占用的118亩，另一块大部分位于储庄，而他当年办的一个厂也在这块地上。 但周棚办事处相关人员和李西峰当年似乎都不知道还有另一块地，而据说办事处又是按李西峰制定的分配方案往下分的补偿款。 不知道还有另一块地，李西峰便以为那70亩地是9个村民组的荒废地，只是征地时忘了算。因此在制定分配方案时，李西峰将那70亩地的补偿款给9个居民组都分了一点。 储庄居民组最初分了5亩地的钱，经储士彬争取拿了11亩地的钱。储士彬一度以为占了便宜，直至看到图纸，他才知道储庄吃了大亏。 按储士彬的说法，那70亩地中的一半以上属于储庄，另外还有一部分属于集北和集中，但这两个居民组一分补偿款没有得到。而周营社区除后李东、后李西之外的另外5个居民组，却白白得了补偿款，70亩地中并没有属于这5个组的。 发现问题后，储士彬向周棚办事处反映。经过办事处调查，确实如此。 屈化亮2018年签发的那份文件显示，周棚办事处承诺，“将在近期组织有关单位，成立工作组，依法追缴相关款项，力争尽快把征地补偿款发放给被征地群众”。 但直到现在，相关款项也没能追缴上来。 为了追讨各自应得的补偿款，储士彬、袁洪运等人也学习李西峰、储静宇当年的做法，代表村民向政府讨要说法，他们也起草了“委托书”，并找村民们签了名。 袁洪运提供的一份“委托书”上，写有这样的约定：补偿款追回之后，委托人（村民）自愿同意给被委托人（袁洪运）提取劳务费及产生的其他费用。不过没有写明具体的比例。袁洪运解释，这是因为追补偿款需要多少花费还不清楚，所以先空着，以后再填。 “有一点可以确定，绝对不会超过40%。”袁洪运提高声音说，“如果这个钱都不去要，老百姓一分钱也得不到。” （南方周末实习生蒋芷疏对本文亦有贡献）
